作者简介：

康建国（1979-），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北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疆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元史。　　　　 

张慧敏（1981-），女，汉族，山东巨野人，巨野县博物馆文博馆员。研究方向：文物保护。

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呼。景教起源自叙利亚，创始人是聂斯托利，大约在 7—10 世纪传入我国，在唐代被称为大秦景教，元代称景教徒为也里可温，是典型的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外来宗教。景教最初流行于中亚地区，唐朝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兴盛，唐与中亚地区交流往来频繁，一些来自中亚信仰景教的人群定居长安，景教也随之传入。唐朝时期，景教曾一度在长安兴盛，并向全国播散，景教修建的庙宇被称为“十字寺”，当时一度在各地都有出现。至唐武宗发起废除佛教的行动，景教同时也被禁止，至此在中原地区的传播也就逐渐减少。元代景教再次兴盛，除汪古等部分蒙古部落集体信仰外，大量来自西域、中亚一带的民族或其后裔将景教再次传播开来。元代时期，景教在我国今天的新疆霍城、吐鲁番，内蒙古额济纳、达茂旗、正蓝旗、赤峰市，以及北京、浙江杭州、福建泉州等地拥有比较多的信众。从元代时期景教分布的特点可以看出，这些有景教活动的地方，主要围绕一些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在当时都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我国境内的重要节点城市。

景教是融入中华文化很深的一种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大量地吸收了中华文化，儒、道、佛思想都有体现，是一个外来宗教中国化的典型，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起到了促进作用。关于元代景教相关问题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与本文有关的主要有：盖山林《阴山汪古》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 ，唐晓峰《内蒙古翁牛特旗新发现古代基督徒墓顶石初探》，James Hamilton、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马晓林《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 ，马晓林《巨野元代景教家族碑历史人名札记》 ，等等。上述文章都对元代景教或本文提及的相关问题有所涉猎，部分文章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但是，上述研究中均未提及山东巨野县出土的这对金十字架，以及含有景教文化因素的嵌宝石掐丝金饰品，也未对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展开研究。

 一、巨野博物馆馆藏景教金十字架与嵌宝石掐丝金饰品及其出土情况

 山东巨野博物馆展陈列有一组元代墓葬出土的小件文物，其中一对金十字架（图1）和一件造型独特的嵌宝石掐丝金饰品（图2），昭示了这个墓葬主人不同寻常的身份。

这对金十字架的规格如下：长3.6厘米，宽3.6厘米，高3.6厘米。从造型上看，这对金十字架是明显的景教教徽样式。其造型与主要特征，与我国多地发现的景教十字教徽图形基本一致。其稍微特殊的几点，一是质地，这是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对金质景教教徽，之前发现的一些景教十字架主要材质大都是青铜制品的挂件，这些挂件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包头、乌兰察布等地均有发现，内蒙古乌兰察布博物馆就展出了这样一组与景教有关的青铜挂饰（图3）；二是这对金十字架四个突出的角上有明显的针孔，应该是缝缀在衣服之上的，其他地方所发现的景教十字架图形，除了挂饰外，主要是雕刻在砖石、墓顶石或墓碑上。景教十字教徽，在新疆霍城、吐鲁番，甘肃敦煌，陕西西安，内蒙古额济纳、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呼和浩特、赤峰，北京，江苏扬州，福建泉州等地均有发现。巨野博物馆能够收藏有景教文物，这在山东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嵌宝石掐丝金饰品与这对金十字架出土于同一个墓葬，显示二者在文化属性上的紧密关系。其规格如下：宽6厘米，高5.8厘米，厚0.8厘米。金饰品的整体形状呈叶片状，左右对称有很厚的夹层。上面有规则的宝石嵌孔，中间是一椭圆形嵌孔，周边均匀分为五个心形嵌孔，边缘有六个圆形嵌孔，上面仅存三颗绿色水滴形状宝石，其余都已经脱落。工艺运用了锤鍱、镂雕、焊接等多种复杂技法，背面有纽，应是缝缀在衣帽上的饰品。这件金饰品造型独特，是传统金饰品中极其罕见的一种。它与景教教徽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墓室之中，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整体造型上讲，它以十字为骨架，下以中国传统莲花纹相衬，上镶宝石。以现存叶片状绿松石推断，其中间与周边应镶嵌有红宝石或者红珊瑚，分别代表了莲花与莲叶。可以推定，这是一件暗含了“十字莲花”寓意的金饰品。景教最典型标志是与基督教相似但有区别的十字架图形与莲花图案的组合，被统称为“十字莲花”。因此，这件文物与景教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与这件金饰品的造型和工艺相近的文物，在我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特别是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团花纹金杯，以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的藏品（图4）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藏的多件同样质地、工艺，造型也大体相同的金饰品尤其值得关注。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团花纹金杯外壁上的团花纹样式，与金饰品的花纹样式有着明显的文化渊源关系，工艺上也有相似之处，只是金杯的造型更为古朴简单。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博物馆馆藏的金饰品，出土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的元代墓葬。这样的金饰品共出土6件，其中3件形制完整。“各花饰均采用掐丝工艺制成，边缘为连珠状，底背为金片，两式均为花叶状，并嵌以宝石、松石等” ，该墓出土的金饰品与山东巨野县所出金饰品虽没有发现完全一样的，但其为同一文化属性、同一工艺的金饰品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恩格尔河元代墓葬破坏严重，墓地与墓室情况并不清晰。该墓亦有十字架出土，“十字架金饰件1件 , 高39.6厘米 , 宽20.5厘米，重82.65克。素面，为一长一短两个金片采用锤揲的方法交合于长金片上端三分之一处，形成一个十字架形状” 。该十字架与我们熟悉的景教十字架是有区别的，但足以证明二者之间关系密切。同时，这一金饰品的纹饰在内蒙古发现的景教墓顶石（图5）上也有所体现，在一些景教墓顶石上雕刻的花纹样式，与这些金饰品一致。还有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博物馆展陈的一组景教挂饰中，也有与金饰品样式类似的造型。这类饰品的材质、造型和工艺包含了中原传统文化、景教文化、游牧文化等多元因素，是极为珍贵的体现多元文化交融的工艺品。

二、金十字架与嵌宝石掐丝金饰件出土墓葬情况 

金十字架与嵌宝石掐丝金饰件出土地点为一处元代墓群的一个墓穴中。此处元代墓葬群位于巨野县玉山路东段北侧60米处。2007年，巨野县北关党校教学楼施工过程中，在距离地表 3.5 米深的地方发现有墓葬（图6）。巨野县文管部门获悉以后，立即主持了对这一墓葬的抢救性挖掘工作。

挖掘共清理了两座砖石墓穴，并可以肯定是一处异穴夫妻合葬墓。两座墓穴均为砖券穹窿顶墓，一墓室朝向东西，一墓室朝向南北，均浸泡在水中，损毁严重。其中一墓室淤泥中清理出文物二十余件，有金器、银器、木器、铜镜等，其中就包括这对金十字架和嵌宝石掐丝金饰件。在清理墓穴周边的过程中，又在墓室周围陆续发现神道碑、墓碑、石像生（图7）等。特别是神道碑、墓碑等的出现对了解该墓地的相关信息提供了可能。

巨野县文物部门先后在墓室附近发现过3块墓碑，一是《表庆之碑》（图8）；二是《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陈辛氏合葬神道碑》；三是《有元宣授总管府达鲁花赤骚马墓碑》。该处墓地位于元代济宁路总管府的巨野县城附近，元朝末年黄河大水冲毁了巨野县城，县城周围的墓葬也随之被淹没在洪水之中。明代巨野县虽有复立，但很快又被洪水所淹。清朝道光年间巨野县编纂《钜野县志》时，在县城附近发现了部分元代碑刻，于是将碑文抄录下来，其中就包括上述三块与本墓地有关的碑文。通过这些碑文内容可知，这三块墓碑所记的事迹均属于元代济宁路达鲁花赤按檀不花家族。

《元史·地理志》记载：“济宁路......元太宗七年，割属东平府。至元六年，以济州还治巨野，仍析郓城之四乡来属。八年，升济宁府，治任城，寻还治巨野。十二年，复立济州，治任城，属济宁府。十五年，迁府于济州，却以巨野行济州事。其年又以府治归巨野，而济州仍治任城，但为散州。十六年，济宁升为路，置总管府。”济宁路在元代是后族弘吉剌部在山东的封地，由于弘吉剌部封地内有自主任命官吏的权力，所以济宁路达鲁花赤是弘吉剌部万户的家臣。

按檀不花，在元代属于色目人阶层，是元代弘吉剌部万户的家臣，在弘吉剌部的封地济宁路任达鲁花赤，其父別古思，祖父岳难。《有元宣授总管府达鲁花赤骚马墓碑》中的骚马是按檀不花的次子。岳难，在《钜野县志》（以下简称《县志》）收录的碑文中写作“岳雄”，最初生活在阿里马里（《元史》写作“阿力麻里”，今新疆天山北麓的霍城县），这里是景教活动的中心区之一，在霍城的阿力麻里古城发现“至少有8件叙利亚文”墓石。成吉思汗西征时岳雄家族投靠成吉思汗，深受重用。后被成吉思汗安置在松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松州古城遗址）居住。

入元后，按檀不花家族主要服务于元朝后族弘吉剌部。弘吉剌部除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拥有应昌路和全宁路两大封地的基础上，还在山东、河北、福建和青海等地区拥有分地。弘吉剌部在青海的封地主要是按陈之子一支的封地，与本部关系较为疏远。而山东、福建和河北的封地，则都有弘吉剌部的万户统辖管理。他们不仅支配封地赋税，还有权力委任封地的各级官吏，按檀不花家族作为弘吉剌部的家臣，往往被安置在封地中做官，该家族在元朝中央机构、全宁路都有任职的记载，但绝大部分家庭成员都在山东济宁路为官生活。因此，该家族将祖坟也从松州迁至山东，并在济宁路巨野县仿照中原制式修筑了自己的家族墓地。在《有元宣授总管府达鲁花赤骚马墓碑》碑中就提到，按檀不花的祖父母，死后被葬在了松州。按檀不花的第一位夫人陈氏，死后也曾葬于松州，按檀不花死后其子孙将陈氏尸骨接回与按檀不花及其继室辛氏合葬于此家族墓地中。《县志》中收录有《少中大夫按檀不花暨夫人陈辛氏合葬神道碑》墓碑文，现今墓与墓碑均未发现。巧合的是，在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松州古城中也曾出土与景教有关的墓碑（图9）。该碑为瓷质，缸胎，碑面施白釉，釉色乳白泛黄，长46.5厘米，宽39厘米，厚6厘米。碑身上绘制十字架，下有莲花图案。十字架上部左右两侧为叙利亚文，下部为回鹘文。根据 James Hamilton 和牛汝极先生对碑刻上的回鹘文的解读，墓主人是一个大概生活在成吉思汗时代的将军，来自阿力麻里，名字叫“药难”。从按檀不花祖父与“药难”两人的活动时间和身份地位判断，极可能为同一人。但即使不是同一人，元代松州境内出土的这块景教墓碑，也应该属于按檀不花家族。至少目前看这是唯一有可靠的资料证明元代松州地区景教信仰来源的证据。而不是像之前学者推测的那样，认为这里的景教信仰来自汪古部，“关于这块墓砖的族属，我们认为应与汪古部有关” 。当然，对于这一疑问也早有学者提出“：汪古部驻地以及辽东距赤峰松山区均十分遥远且属于不同部落封地的事实会引发人更多疑问” 。

《有元宣授总管府达鲁花赤骚马墓碑》碑文中还提到，按檀不花次子骚马是景教掌教司官，还曾“重修也里可温寺宇”，墓主人“管□也里可温掌教司官重修也里可温寺宇”，同时该碑附近被发现的墓葬同样出现了多元文化的现象，比如墓穴朝向，有南北方向，还有东西方向的。而东西向的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中国传统器物，还有景教文化与游牧文化特征的器物。按檀不花家族确与景教关系密切，今在其家族墓中出土这些与景教有关的金饰品，则可确信无疑，并且此墓主人为骚马的可能性极大。

三、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景教及其文化在东西方之间的广泛传播 

山东地区景教教徽的出现，与元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关系密切。元代的草原通道大体上是由中原北上，经漠北的哈剌和林，再趋金山（阿尔泰山），折而南下至别十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然后沿阴山（天山）北麓抵达阿力麻里。由此向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南进入波斯，这也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的主要路线。元代景教信仰除北方草原地区的汪古部外，其他信仰景教的人群主要是来自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大部分都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期归附蒙古的贵族，他们成为元朝统治者的得力助手，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本文所讲的按檀不花家族，从阿力麻里，到漠南草原，再到中原山东地区，其所迁徙的路线正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主线，见证了这一时代的东西交流。

元朝的建立使得草原道路网最终完善并畅通无阻，草原丝绸之路也达到了全盛时期。畅通的道路与发达的驿站，为商旅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促进了文化交流。西方的旅行家、使臣与中原人士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交流往来，一些生活在中国的景教信徒，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欧洲等地保持着密切联系。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马可·波罗，他不远万里从欧洲沿草原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到过元代中国很多城市，尤其对有景教传播的地区，记录尤为详细。公元1271年，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来到中国，他沿着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再绕道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再从河套到达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丰州古城），居留一段时间后，他继续向东在1275年到达上都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古城）。马可·波罗在出使中国后，将他在中国的见闻记录了下来，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从马可·波罗行经的城市看，其所重点记录和居留时间较长的城市都是景教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吐鲁番、亦集乃路、天德军（丰州城）、上都、大都、杭州、泉州等，这些地区都是元代景教传播比较活跃的地区，今天在这些地区的元代古城遗址中，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景教遗存与遗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元代的亦集乃路地处戈壁中心地带，马可·波罗不惜绕行上千公里的戈壁滩也要到达那里，应该是刻意为之。还有元代的丰州属于汪古部，汪古部景教信仰活跃，因此马可·波罗在这里居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留下的记载也非常多。

不止有很多基督信徒来到中国，元代的大都人列班·扫马也是景教徒，他在大都附近的山中隐居时，有一位籍贯为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大皇城古城）且同为景教徒的马忽思前来找他，邀约一同赴耶路撒冷朝圣。1278 年，两人从大都出发，沿大都至上都的主干驿道西行至东胜州，沿黄河河套一带折向西南经过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进入河西走廊，再向西进入西域、中亚地区，辗转伊利汗国最后来到阿拉伯半岛的耶路撒冷。可见在元代，沿丝绸之路进行的不止有商贸、政治交往，宗教和文化交流活动也是非常活跃的。 

结语 

由于元朝时期的东西方交往非常频繁，文化上的交流互动也就成为常态。由于弘吉剌部与元朝皇室的世婚关系，很多来自中亚、西域和原西夏地区的色目人，进入弘吉剌部。很多家族因此迁居元朝腹地，长期的相处使他们能够较好地认同和理解蒙古族的生活和文化，生活在中亚地区的人随蒙古军队迁居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后，与这里的游牧民族相互浸染，相互学习。他们的一些金器制作技术和工艺也就传到了草原地区，并与游牧民族喜欢宝石、珊瑚等习俗相互融通，产生了不同于景教传统的饰品。他们被弘吉剌部首领派往中原做官，他们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把自身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带到了他们在中原地区的社会日常生活之中，促进了当地多元文化的交融和传播。因此，我们在中原腹地的山东地区看到一座中原传统墓地，有着中原传统样式的墓地规划，树立汉文神道碑、墓碑，修建了砖室墓，并且按照中原传统放置了陪葬品。但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的信仰融入其中并得以保留下来，比如墓室的方向金十字教徽、嵌宝石掐丝金饰品等。正如《有元宣授总管府达鲁花赤骚马墓碑》中对墓主人的评价“：其究心儒术、也里可温经、蒙古字译语、阴阳方书、诸子百家无不详览”，这让我们看到元朝大一统的时代，为文化的交融互通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