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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卸甲山墓地战国—西汉墓葬发掘简报
卸甲山墓地位于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镇卸甲山村一组，坐落在汉江支流渭水河东岸的一处土岗上。土岗上树木葱郁，坟茔连片。据地方志载，明末金黄小姐被困襄阳卸盔甲于此岗，“卸甲山”由此而来。渭水即古维水，今又称潼水，自湖北保康、房县境内流出，往东南注入汉江。墓地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是古代重要的屯兵、垦粮之所，其周边文物点众多，艾家庄墓地、邹湾古遗址及墓地、胡家岗墓地、付岗墓地、岗土坡墓地等，分布在渭水河两岸台地或土岗上，面积数万至数十万平方米之间，年代跨度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和两汉时期（图一）。
2014年2月，当地村民在卸甲山墓地取土时挖出了七件春秋中期青铜器，后交给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为保护文物免受进一步破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2014年5月至6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经调查与局部勘探，墓地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00米，北部和东北部已被破坏，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此次发掘对墓地东北部因取土被破坏的12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图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各类文物66件，年代跨度战国到西汉时期。本文选取典型墓葬详细介绍如下。
一座。
M3一棺一椁。位于发掘区北部边缘。开口呈坡状，西壁遭破坏。方向为105°。口残长4.70、宽3.40米，底长3.70、宽2.06米，深3.9米。填土较为讲究，上层填以褐黄色五花土混合白色高岭土，深达2.20米，土质异常坚硬、板结，使得人工发掘异常艰难，很好地起到防盗、防水作用；中层填褐黄色五花土，土质坚硬，夹杂大量灰色绳纹陶片和一件石斧，接近椁盖之上有一小层薄薄细砂，厚0.04厘米。椁室呈“亚”字形，椁两边挡板伸出，残高0.40米，残长3.40、宽1.64米。棺靠椁室南边放置，长1.88、宽0.58米。人骨架已腐朽，葬式不详。椁室底部有枕木槽，宽0.24、深0.20米。
随葬品一共二十四件（套），放在椁室和棺内。椁室东部随葬陶礼器，组合关系为四鼎、两壶、一敦、一缶，其中缶的旁边有一件铜勺，可能是组合形式。椁室西部随葬一盘、一匜、一罍共三件水器。棺内葬以青铜兵器、车马器和玉石器，兵器有戈三、镞三。车马器有马衔二、带辖车軎二套，车马器应是从同一辆车上拆下来的。玉器有玉璧、琮和环。漆盾靠南椁边放置，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外层为棕色漆皮，上面有红色和黑色彩绘图案，里层为竹质，多达五六层。此外，在椁室北部还发现两对鹿角，均腐朽，由于这么大范围内未发现其它随葬品，根据迹象判断鹿角可能是木质镇墓兽的一部分（图三；封二，1）。
陶鼎4件。分两型。
A型2件。形制、大小相同。M3∶13，夹砂红褐陶。子口承盖，盖顶装饰三个流云形堆塑。口微敛，外部附方形耳，深直腹，圜底。下腹部接三个兽蹄形足，三足外撇，足根齐平，足上部正面有三个鸡冠状纹饰。器盖、身施有白色涂料。口径24.8、连耳宽28.6、通高31.6、底腹高10.6厘米（图四，1；图版一，1）。M13∶17，磨光黑皮陶。有残缺，通体施白色涂料，器壁内外有一层红色彩绘漆，已完全脱落。盖径28、复原口径26.4、连耳宽31.2、底高10.6厘米（图四，2）。
B型2件。形制、大小相同。M3∶14，夹砂红褐陶。子口承盖，盖顶装饰三个卷云形堆塑。口微敛，外部附两个方形耳，弧腹，圜底。下腹部接三个兽蹄形足，三足外撇，足根齐平，足上部正面有四条长凹槽。器盖、身施有白色涂料。口径22.4、连耳宽29.2、通高28.2、底腹高9厘米（图四，3；图版一，2）。M3∶18（图四，4）。
陶壶2件。M3∶16，泥质磨光黑皮陶。残损。子母口盖沿，顶面有三个对称的S形鋬。口部微侈，窄平沿，长颈，颈部以下无法复原。口部外有两周弦纹。复原口径11.8、残高10.8厘米（图四，5）。
陶敦1件（M3∶20）。泥质灰陶。残。形制为大小相同的两个半球形体，上下合一。口部有两对环耳。器表涂有白色料。复原口径22、残高8.4厘米（图四，6）。
陶缶1件（M3∶15）。泥质磨光黑皮陶。口、腹部残缺，难以修复，从盖、纽及圈足可大致复原器身。覆钵状器盖，盖顶有四个小纽。腹部有四个小耳，矮圈足。口径16、足径16厘米（图四，7）。
陶匜（盘）盘残缺，形制不全。陶匜（M3∶10），泥质灰陶。长流上扬，流身呈浅槽状，盘口内弧，弧壁浅，近口部有一竖向环形纽，平底。器表施白色涂料。通长20.4、宽18、底短径12、长径19.2、通高9厘米（图四，8）。
陶罍1件（M3∶9），泥质磨光黑皮陶。圆唇，短颈，鼓肩，深腹，下腹部内收，凹底。肩部呈盖，盖顶面为一圆形捉手。上腹部有一周凹弦纹。器表施白色涂料。复原口径16、腹径27.2、底径18.4、复原高24.6厘米（图四，9）。
铜剑1件（M3∶6）。出土时，剑身断为三节，上覆盖木质剑鞘，髹红漆，裸露的器表有黑色土锈（图版二）。剑圆茎，有格，长身。圆茎上下等粗，实心，圆首，尚有缑痕，中有两条平行突箍，上用阴线勾勒的云雷纹。宽格，格上作镂空状，并镶嵌绿松石，形如兽面纹。剑身横截面作菱形，起脊，前锋尖锐，刃宽。剑通长50.6、茎长9、首径4、格宽4.8、格长1.6、剑身长40厘米。重0.545千克。该剑身长于圆茎的四倍，《考工记》“桃氏为剑”中曾讲到有所谓上、中、下制，身长四其茎长，为中制，若古书记载无误，则此剑可能为中士所配用（图五，1；图版三）。
铜戈3件。形制、大小基本一致。短援上扬，中部略厚，前锋尖锐，长胡，侧阑左边有两穿，右边有三椭圆小穿。内部作长条形，中部有一穿，近侧阑处表面微凹，当是捆绑木柲处。M3∶4，胡下部、前锋及刃微残。通长18、援长11.1、内长6.7厘米，胡长5.8、内长6.8、宽2.8~ 2.9厘米。重0.11千克（图五，4）。M3∶3，胡下部、前锋及刃微残。器表呈浅灰色，局部有黑色、浅绿色土锈。通长18.4、援长14.6、内长6.7厘米。胡长5.6、内长6.8、宽2.8~2.9厘米。重0.11千克（图五，2）。M3∶5，残长16.4、援长9.7、内长6.6厘米。重0.10千克（图五，3）。
铜勺1件（M3∶8）。器形完整。器表呈深灰色，有深黑色和深绿色锈。勺首腹部极浅，圜底，横截面作宽椭圆形，曲柄较长，上翘，八棱形深銎，銎上有小孔以施钉。勺首长10.2、宽9、柄长9.6厘米。重0.13千克（图五，5）。
铜軎一套（M3∶2）。形制完整。器表呈深灰色，内壁有黑色、深蓝色锈斑。器形为粗筒状，封顶，中部有突起的绳索状棱，内口外有一圈平折的宽缘，缘下附有键孔，内有一辖。辖首侧面有一长方形深銎，出端有一小穿。2-1，通长6.7、顶径3.8、缘宽1.4厘米，辖长7.1、键孔长1.8、宽1厘米。重0.225千克；2-2，通长6.7、顶径3.8、缘宽1.3厘米，辖长7.1、键孔长1.8、宽1厘米。重0.24千克（图五，6）。
马衔2件。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分铸而成。为两个互相套合的“∞”字环，一长一短。每个环一大一小，中以一扁圆形铜条相连。每个“∞”字环侧有两条范缝，其中一个内环上还有缺口和补铸痕。M3∶1，通长19.8厘米，重0.16千克（图五，7）。M3∶11，通长20厘米，重0.18千克。一面铸有铭文，隶定为“舊
”（图六）。
铜环3件。形制、大小相同。M3∶7，圆茎，环状。直径3.6、肉茎0.3厘米（图五，8）。
铜镞3件。镞尾残留有木质箭杆腐朽物。形制完整，大小相同。器表有灰绿色锈，锈层厚，锈蚀严重。三角翼，翼面窄短。前锋尖锐，刃部窄薄。关部截面为圆形。铤部细长，圆茎。两范合铸，合范处打磨过，在铤部仍可见范线痕。M3∶24-1，通长13.5、铤长8.6、两翼最宽约0.3。重0.02千克（图五，9）。
玉琮1件（M3∶23）。磨制。呈青绿色，表面有微小裂痕和杂质。方柱形。上下两端有一圆形对穿，两侧呈竹节形，一共三节。通高3.5、宽1.1、厚0.7、孔径0.2厘米（图五，10）。
玉环1件（M3∶21）。完整。深绿色、白色。肉表面有打磨痕。直径3.9、孔径1.8~2、肉厚0.4厘米。重0.01千克（图五，11）。
石环2件。形制、大小相同。M3∶22，纯白色，滑石质。直径1.8、孔径0.9、厚0.3~0.4厘米（图五，12）。
二座。
（一）M7
方向为82°。位于发掘区南部。墓上部被汉代墓葬M5、M6打破。口长2.60、宽2.00米，底长2.30、宽1.30米，深3.64米。四壁经过修正，四壁底部均塌陷过，椁室四边受挤压而内收。填黄褐色五花土，土质湿软。椁平面呈“亚”字形，东西长2.10米，南北宽0.84米，残高0.30米。棺痕东西长1.82米，南北宽0.60米，高0.20米。人骨架已腐朽，葬式不详。未发现枕木槽。随葬陶器十四件（套），靠椁室南壁放置，组合关系为2鼎、2盒、2壶、4豆、2圈足杯、1匕、1斗。陶器质地为泥质灰陶，鼎腹部涂有红色彩绘图案（图七；封二，2）。
陶鼎2件。形制相同。M7∶8，泥质灰陶。半球形盖，两附耳作方形、外撇状。子母口内敛，浅腹，圜底，三蹄足细长、外撇。盖顶部饰细绳纹。足内侧有削痕。通高23.8、口径17.2、连耳宽23.8、足长10.2~10.4厘米（图八，1；图版四，1）。M7∶3，泥质灰陶。通高21、口径15.6、连耳宽23、足长10.2~10.4厘米（图八，2；图版四，2）。
陶壶2件。形制相同。M7∶10，泥质灰陶。盖身作半球面形，盖纽作卷云形。壶身为喇叭形口，颈部细长，溜肩，椭圆形腹，高圈足外侈。下腹部有细浅绳纹，红色彩绘多有脱落。通高45、口径10.4、腹径19.4、圈足径10.4厘米。壶盖高10.2厘米（图八，3）。M7∶2，泥质灰陶。通高45、口径11.6、腹径19.4、圈足径10.4、壶盖高10.2厘米（图八，4）。
陶盒2件。形制基本相同。M7∶12，泥质灰陶。器盖和中腹表面均有一道凸弦纹。通高17.2、口径18、最大腹径20.8、底径10厘米（图八，5）。M7∶14，通高17.2、口径18、最大腹径20.8、底径10厘米（图八，6；图版四，3）。
陶豆4件。形制相同。M7∶13，泥质灰陶。浅盘较平，口外侈，中柄内空，喇叭形小圈足。盘内用红彩绘卷云纹一周。通高18、盘径15.6、足径10厘米（图八，7）。M7∶4，泥质灰陶。通高17.6、盘径14.8、足径10.4厘米（图八，8）。
陶杯2件。泥质灰陶。轮制。M7∶6，器形规整，直口，杯壁直写，矮圈足。通高11.6、口径7、足径4.9厘米（图八，9）。M7∶7，通高12.2、口径7、足径5.4厘米（图八，10；图版四，4）。
陶勺1件（M7∶9），泥质灰陶。手制。扇状首，首腹浅，圆棒形长柄，柄末端略粗。勺宽8.6、长12.8厘米（图八，11）。
陶斗1件（M7∶5），泥质灰陶。斗口内敛，斗身作球状，圆棒形长柄，上有刀削痕。斗口径2.2、身高5.6、通长18厘米（图八，12）。
（二）M13
方向为5°。位于发掘区西部。距地表0.70米。北壁上部残缺。四壁经过修正，东、南、西壁底部受外部压力变形。口残长2.35、宽1.70米，底长2.45、宽1.30米，深3.10米。棺椁痕迹清楚。椁室长2.26、宽0.78、深0.38米。棺室长2.10、宽0.50米。有枕木槽，槽长0.98、宽0.10、深0.08米。随葬器物均位于棺外，人骨架已腐朽（图九）。
随葬品共十二件，靠椁室东壁放置，均为泥质黑皮陶，组合关系为2鼎、2壶、4豆、2杯、1盒、1斗。以上十二件陶器均为彩绘陶，尤其两件铜鼎通体施彩，十分美观。
陶鼎2件。M13∶7，泥质磨光黑陶。带盖，呈半球形，顶面有三个小乳钉。子母口承盖，附有双方形耳，直腹，平底，腹底接交处有三方柱形足，三足内聚，上端粗，下端略细。原器身外表施红色彩绘，现已漫漶不清。口径17、连耳宽24、足高9.2、通高22.4厘米（图一〇，1；图版五，1）。M13∶10，泥质磨光黑陶。口径17、连耳宽23.7、足高7.2、通高20厘米（图一〇，2；图版五，2）。
陶壶2件。M13∶5，泥质灰陶。子母圆盖，顶面有三个小乳钉。敞口，长颈，弧肩，颈肩部有两环耳，圆腹，圜底，喇叭形圈足。口径12.4、腹颈17.6、足径10、足高3.2、通高30.6厘米（图一〇，3）。M13∶4，泥质灰陶。口径12.4、腹颈19、足径11.6、足高3.2、通高30.6厘米（图一〇，4）。
陶盒1件（M13∶12），泥质磨光黑皮陶。钵形盖，顶面有三个乳钉。子母口承盖，深弧腹，下腹内收，假圈足，平底。腹部有彩绘。口径17.6、底径12、通高17.2厘米（图一〇，5；图版五，3）。
陶杯2件。M13∶9，泥质磨光黑皮陶。尖唇，斜直壁，假圈足。器表施以红色彩绘，痕迹已漫漶不清。复原口径8、足径4、复原高13厘米（图一〇，9）。
陶豆4件。形制相同。M13∶1，泥质灰陶。器形不规整。方唇，敞口，折壁，弧底，短柄，喇叭形矮圈足。盘径15、足径10.4、通高14.8厘米（图一〇，6）。M13∶2，泥质灰陶。盘径14.4、足径10、通高13.6厘米（图一〇，7；图版五，4）。
陶斗1件（M13∶6），泥质磨光黑皮陶。长柄，横截面呈方形，首部呈鹅蛋形，敛口，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长度为17.4、斗深4.6厘米（图一〇，8）。
发现墓葬六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葬，单棺，随葬品1至4件，放置在棺外头、脚两侧。棺内随葬1具人骨架，均腐朽，从朽痕判断葬式为仰身直肢葬，现举例说明如下。
（一）M6
打破M7。墓口距地表0.35米。墓圹口大底略小，壁面笔直，壁面光滑，坑底平坦，未见加工痕迹。棺木均腐烂，仅见痕迹，单棺。墓口南北长2.35米，东西宽1.60米，墓底长2.20米、宽1.45米，墓坑深0.50米。棺南北长1.90米，东西宽0.50米，深0.10米。随葬品有陶器四件，放置在棺外脚端（图一一）。
双耳罐1件（M6∶1），泥质深灰陶。侈口，长束颈，弧肩，带拱形双耳，深弧腹，凹圜底。肩部有一周凹弦纹，肩腹部饰竖向绳纹。口径12、腹径21.6、底径8、高23.6厘米（图一二，3）。
釜1件（M6∶3），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束颈，弧肩，鼓腹，圜底。下腹部饰绳纹。口径17、腹径24.6、高19.2厘米（图一二，2）。
瓮1件（M6∶2），泥质灰陶。厚方唇，敛口，弧肩，深腹鼓，圜底。肩部有附加堆纹，下腹部有横绳纹。口径18.8、腹径33、通高26.8厘米（图一二，1）。
灶1件（M6∶4），泥质灰陶。台面为圆角长方形，上设两圆形小孔，放置两件陶甑，侧面一方为半圆形火塘，另一侧用实心鋬表示烟囱。灶台长30.8、宽17、通高14.6厘米。甑是由一大一小的两件钵所组成，上面为敞口，底部有5个箅孔，下面为敛口，圜底。通高6.8、口径11.2厘米（图一二，4）。
（二）M8
方向25°。开口距地表0.30米。墓圹口大底小，坑壁略缓，长2.35米，宽1.00米。坑底长2.15米，宽0.78米，距开口深1.65米。填土为褐灰土含少许黄土颗粒，土质紧密，在墓坑填土中清理出鬲足残片。单棺。随葬陶器三件，放置在头脚两端（图一三）。
甑1件（M8∶1），泥质灰陶。敛口，薄方唇，弧腹，平底。底部中央有五个圆形箅孔。口径14.8、底径6、通高5.4厘米（图一四，2）。
双耳罐1件（M8∶2），泥质灰陶。尖方唇，窄沿，长束颈，溜肩，鼓腹，凹圜底。肩部有桥形双耳。肩腹部饰绳纹。口径12.6、腹径21.2、底径5、高21.6厘米（图一四，1）。
鍪1件（M8∶3），泥质灰陶。敞口，尖唇，束颈，溜肩，圆腹，圜底。肩部有拱形双耳。绳纹从下腹部施至底部。口径11、腹颈18、高16.4厘米（图一四，3）。
卸甲山墓地是襄阳渭水河流域新发现的一处规模大、跨度长、有一定规格的墓地。本次发掘初步揭示了渭河流域战国中期至秦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将有助于推动汉水中游战国至秦汉考古学研究。
（一）M3所出土的鼎、敦、壶、缶的陶礼器组合见于战国早中期楚墓中。从器形观察，M3出土的陶鼎的三足均瘦高，在形制上要晚于战国早期的襄阳蔡坡墓地M4∶72陶鼎[2]，而与战国中期的襄阳蔡坡墓地M16∶3陶鼎[3]、山湾墓地BⅣ式鼎[4]的形制相同；所出陶“罍”也与蔡坡墓地M16∶2罍[5]形制相同。M3口大底小、深坑，仿铜陶礼器均个体大，棺内葬大量兵器，应属于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
（二）M7所出土的鼎、壶、盒、豆的陶礼器组合非楚墓特征。从出土器物观察，M7出土的鼎为覆钵形盖、器身与器盖组合近似球体、三柱状足细高，其特征与楚式鼎区别较大，而与襄阳王坡[6]、余岗[7]、彭岗[8]、付岗墓地[9]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前所出土的同类鼎相同，因此，M7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前段。
M13所出土的彩绘带盖平底细足鼎、圈足盒等器物在襄阳地区秦、西汉初期较为常见。其出土的陶礼器在类型和数量上与M7相同，但形制上已有较大变化，如鼎的腹部浅平，柱足扁平，盒由上下合体变成上盖、下罐，壶的颈部变粗短，器盖的流云形装饰变成乳突状等，这些特征与襄阳郑家山秦——西汉初期墓葬出土同类陶器[10]相同。因此，M13年代略晚于M7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后段至秦代。
值得注意的是，M7、M13都发现了圈足杯。该器形在湖北地区战国晚期至西汉墓葬中属首次发现，应是当地文化特点，其渊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三）M6、M8所出土双耳罐见于襄阳王坡西汉时期墓葬[11]中，M6所出土陶瓮与襄阳王坡西汉时期A形瓮[12]在形制上相同，M8出土鍪也见于襄阳王坡西汉时期墓葬[13]中，M6出土陶灶模型在风格上也与襄阳王坡西汉时期墓葬出土同类器[14]相同，因此可判断M6、M8年代属于西汉时期。同时，其他四座墓葬与M6、M8一样出土一件双耳罐，形制纹饰基本相同，这四座墓葬年代也应属于西汉时期。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陶洋，参加发掘的有胡刚、王新华、汪献佐、黄文广、杨中玉。发掘期间，得到襄阳市文体旅游局、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仁的大力支持，湖北文理学院叶植先生、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千万所长、襄阳博物馆王先福馆长等均到工地慰问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整理：胡刚
绘图：曾令斌 王新华 张丙舟 魏付丽
拍摄：胡刚 左迟
器物修复：黄文广 谭娇娥 魏霞 杨中玉
执笔：胡刚 陶洋 宋涛
注释：
[1]陈千万、易泽林、陈坤：《襄阳欧庙卸甲山出土春秋青铜器》，《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2]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3][5]襄樊市考古队：《湖北襄樊市蔡坡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2005年第11期。
[4]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6][11][12][13][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7]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余岗战国墓清理简报》，《考古》1992年第9期。襄樊市博物馆：《襄樊余岗战国秦汉墓第二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3年第2期。
[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市彭岗东周墓群第三次发掘》，《考古》1997年第8期。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彭岗墓地第六次发掘简报》，《襄樊考古文集（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8~152页。
[9]襄石复线襄樊考古队：《湖北襄阳法龙付岗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2年第4期。
[1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郑家山战国秦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