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丝绸之路与东亚文明（日本）江上波夫董耘 译王晓琨 审校 「Silk Road」一词，在日文里叫做シルクロード，德文叫做Seidenstraße，中文称为「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在十九世纪时首次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用来指称贯穿中亚的古代交通干线，此干线连接了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地中海地区。然而，今天这个名词普 ...

丝绸之路与东亚文明

（日本）江上波夫

董耘 译

王晓琨 审校

    「Silk Road」一词，在日文里叫做シルクロード，德文叫做Seidenstraße，中文称为「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在十九世纪时首次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用来指称贯穿中亚的古代交通干线，此干线连接了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地中海地区。然而，今天这个名词普遍被用来称呼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部分的商业路线，在古代形成时的相关地域。这个名词包含了所谓的「绿洲路线（Oasis Route）」，绿洲路线连结了中亚沙漠与半沙漠地区中的商队城市；也包含「草原路线（Steppe Route）」，指的是由骑马的游牧部落所控制的商业路线，这些游牧部落所居住的欧亚草原一直延伸到绿洲路线的北方；还有「南洋路线（Southern Sea Route）1」，南洋路线连接了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与地中海。由此看来，李希霍芬使用的Seidenstraße一词是复数形态，显然比英文所使用的单数名词更为恰当。

一、丝路的绿洲路线

    在这三个路线当中，「绿洲路线」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它的名气不只是因为它在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上的历史意义，更是因为绿洲路线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由人类持续不断的努力建构而成的，这一特色使得绿洲路线散发着强大的魅力。大约一千年来，无数的人们旅行于此路线之上，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常常只是为了最终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因此，人类与这条路线之间的系绊可说是比所有其它路线都要更坚韧。当我想到这条路时，我看见无数的人物兴起又逝去，他们的声音时而响亮时而低微，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这条路线丧失了生命。

    从中国的唐代到汉代，相当于西方的罗马（包括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八世纪之间的一千年，绿洲路线是非常繁荣且具有活跃的贸易活动的。在此时期中，绿洲路线的东方终点是长安（西安），西方终点是罗马；时代更晚，东方终点变成了洛阳，而西方终点则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整条路线的长度约为9000公里，穿越许多危险的区域，像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这片沙漠直到最近仍被称为「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以及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the Pamirs）、卡拉库姆沙漠（the Karakum Desert）、克兹勒固姆沙漠（the Kyzylkum）与兴都库什山（the Hindu Kush）。然而在这些陡峭山脉的山脚下，有着大小各异的、坐拥溪流或泉水的绿洲。在这些绿洲当中，城市被打造成以城门和城墙作为保护，建筑被绿树、农田、果园所围绕，其中点缀有清澈的池塘与花床。来自各地的旅人聚集于绿洲，渐渐形成了市集、露天交易场所，他们在这里交换他们从各自的地区所带来的货品。如此繁荣的景象与周遭干旱不毛、无人居住的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绿洲城市的人们形成了共同的商队，从事东西贸易的居间活动，并且也成为了这条繁忙的、欧亚之间东西文化交流运输管道的一部分。

    以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使人们得以从一个绿洲旅行到另一个绿洲的「绿洲丝路」是人类活动的重大里程碑，标志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威胁与险境的征服，建构了一条长达千里，却又是穿越中亚、结合东西、距离最短的交通干线。与此同时，由于绿洲丝路是人为形成的道路，它所遭遇的变迁跟人类历史中其他事件比起来，确实多了更多的动荡。尤其是受到路线两端主要文明发展的强烈影响，这两个文明指的是中国与地中海文明，同时也受到马背游牧民族的迁移影响，这些民族来自路线北方的北欧亚地区。这些绿洲丝路上的来来往往都剧烈地动摇着这个环境以及沿线的绿洲商队城市，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经受着这个时代的繁华与消亡。

    穿越东西突厥斯坦、约四千公里的绿洲丝路实际上位于中亚的中心位置。在古代，人们需要与多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其中包括广阔而炎热的沙漠，白雪覆盖、寒风吹拂的山顶，还有幽深陡峭并流有汹涌的山泉的山谷，山势十分高拔险峻。人们也常受到恶灵与妖精的惊扰，并且时常遭受土著的袭击。这样的地点有无数个，但有四个主要的地区位于亚洲内部，少有人类得以进入。这四个地方列举如下：白龙堆（位于罗布泊附近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印度河上游的帕米尔高原及其陡峭山壁。这些地区的险峻通道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都没有改变，探险家、学者、外交官以及欧洲、美国、俄国、日本、中国军队等，都以游记和各式纪录证实了这点。毋庸置疑的是，绿洲路线远比草原路线要危险得多，草原路线所经的环境相对温和。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国王、贵族、将领、官吏、商人、工匠、僧侣、传教士、学者、音乐家、舞者、艺术家、士兵、流亡者与难民—冒着生命危险选择绿洲路线呢？这可能是因为草原路线大部分地区都被骑马的游牧民族所占据，禁止了一切可行的通道，同时也是因为草原路线缺乏城镇、市集、与住宿之处。草原路线没有可以供给商队或旅人的饮水补给、食物，或是其它旅行必需品，例如娱乐与医疗服务等。相较之下，绿洲路线沿线的商队城市持续供应着商旅规模各异的住宿、市集。很多商队城市都提供有普遍便利的日常生活所需，允许旅客长期停留，甚至还有设施与场所可供长途运输之用。

    这些城市可说是绿洲路线的基础，使得该路线得以逐渐发展成东西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主动脉，但这些城市是何时在欧亚的沙漠与半沙漠地区中出现的，目前尚未有充分的答案。然而，最近由苏联考古学家所主导的对中亚沙漠绿洲（主要集中在西突厥斯坦）的挖掘调查揭露了数个要塞城镇的遗存，这些城镇的年代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到四世纪之间。这些城市包括了土库曼共和国雅兹省的要塞城市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八到四世纪）、乌兹别克的凯尔哲理捷尔（Kyuzeli Gyr）的要塞城市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六到五世纪）和柯以凯尔甘卡拉（koi krylgan kala）的圆形要塞城市遗址。所有这些带有城墙或配有堡垒的城镇遗址，都被认为可能是在遭受骑马的游牧部落的攻击时，保护当地的居民安全。其中，柯以凯尔甘卡拉的圆形建筑被双重的厚实墙壁所环绕，这是以最大程度地确保其安全。

    这些要塞城市的年代都约为公元前六到四世纪，位于突厥斯坦西部沙漠地区。透过这些考古发现可以看出，绿洲城市早在阿契美尼德时期就已经存在于突厥斯坦西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外围地区了。这些绿洲城市很可能也从事东西运输、交通、贸易、处理货物的中转活动。然而，这些活动所获得的大部分利益，都由控制绿洲城市的游牧国家以税收或收租的方式所吸收。取代月氏控制东突厥斯坦绿洲城市的匈奴是这样，随后获得中亚控制权的骑马游牧民族亦是如此。在此背景之下，有些物产例如软玉（出产于昆仑山，一般认为被禺氏人也就是月氏人运送到了中国）、绿松石和蜻蜓眼珠（来自西亚，可能被月氏人跟软玉一起带到中国）必然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爱。相反地，以「丝国之丝与锋利铁刃（Seres silk and iron blade）」著称的中国丝绸与铁器，被认为由赛里斯人也就是后来的月氏人带往西方，且这样的过程事实上是由许多绿洲商业城市接力完成的，这些绿洲城市包括东西突厥斯坦地区，最远远至西亚的安息帝国，安息帝国是由骑马的游牧民族透过征服其他部落所建立的，可说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王朝。在安息帝国中，这些产品会带来附加价值，并且被输出到包括罗马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国家。很有可能安息帝国也同样地从罗马、叙利亚等国家获得特别的商品，例如玻璃容器、蜻蜓眼珠、亚麻布、地中海风格的金银器与陶器等，再将之转售到更东方的区域，因此得以在东西贸易中获得双倍的收入。

    从这样的例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东西突厥斯坦特色产品是由绿洲城市以商队的方式进行运输的，但在这样的运输与贸易活动中获利的其实是位于商业路线两端的匈奴、月氏、安息帝国等强大的骑马游牧民族。中国西汉时汉武帝年间的纪录，与当时地中海地区自罗马帝国年间所保留的纪录也都清楚地左证了如此的事实。此外，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特别是近年来，考古学研究已经在密集经营并关注绿洲路线准确的途径、商品的沿线运输、人们如何从事运输与其它活动、语言的使用与传播、宗教、学问、艺术、思想以及文化的其它多个面向。这些研究活动已经进行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规模，并且有着紧密的国际合作。稍微看一下这个丝路之展就可以看到有多少国家致力于绿洲路线的研究，其中不只有丝路沿线的国家，像是中国、蒙古、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以及西亚和地中海国家，也包括欧洲国家与日本。

二、丝路的草原路线

    接下来就要简短地谈谈草原路线了。自史前时代开始，草原路线一直都是游牧民族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的通道，这可能是因为草原路线拥有碧草如茵的牧草地，使得他们沿路都可以喂养牲口。欧亚游牧原住民的细石器文化早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存在于草原路线沿线了，这是一个受到认可已久的事实，善于使用细小石刃的新石器文化，以及南西伯利亚与中亚半农半牧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之类的青铜器文化，还有畜牧成分大于农耕的卡拉苏克文化，这些文化也都是如此。这使人联想到草原路线的兴起是源于史前时代畜养牲口的游牧部落的迁徙。这一点可以在以下的事实中得到充分的确认：古代北欧亚的骑马游牧部落发展出了普遍被称为斯基泰–萨玛尔提风格或斯基泰–西伯利亚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是金器、银器、青铜制品上饰有动物图案，这些部落透过草原路线将这种风格传播到东方与西方，虽然很多学者曾对此种金属文化的起源表达不同的看法，但目前尚无明确的结论。然而，已经有证据显示这种金属文化是在公元前六到四世纪得到散播，散播到了哈萨克平原、阿尔泰山脉、欧亚大陆中部叶尼塞河上游的半平原半林地地区，甚至远至西方的南俄罗斯草原与多瑙河流域，东方的蒙古的半平原半沙漠地区、中国长城附近地区。无庸质疑的，此种金属文化属于古代骑马的游牧部落所持有，而草原路线恰恰穿过了此文化所散播的区域。

    然而，少有能够证明欧亚草原路线存在的沿线城市或村落遗址被发现。这是因为控制与利用草原路线的族群，也就是留下了风格不同的墓葬与饰以动物图案的金属文化的北欧亚骑马游牧民族，在古代历史纪录中常被称为「住帐棚的人」或是「住在马车上的人」。他们从事畜牧业，在广大的平原上季节性迁徙。他们偶尔会入侵农村、压制森林中的狩猎族群，并掠夺或是索要贡品。他们本身既不定居在任何特定地方，也不建造任何城镇。

    草原路线并不是现代人所以为的是一条「道路」，反而是从东到西绵延不断的平原，并且担任了北方欧亚地区的交通动脉的角色。草原路线与海洋略有点相似，不论是骑乘骆驼、马匹，或是赶着马队或是牛群，人们就像是漂浮在汪洋中的小船一样，可以凭借着这路线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这对北欧亚的骑马游牧部落来说是个方便的要道，使他们得以迁徙往任何方向，同时还可繁育他们的牲口或是在任何地点进行交易。草原路线是一片肥沃的草原，也是军事活动的舞台。草原路线实际上是一个经济与文化的庞大输送管线，它从东到西输送的不只是货物，也包括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信息与技术，这些都被带往了中亚的骑马游牧部落。草原路线也使得居住在欧亚北方的骑马游牧民族的迁徙成了可能，草原路线扮演了天然高速公路的角色，自东到西穿越了骑马游牧的生活方式、动物图案与金属文化等文明所传播的区域。

    住在草原上的骑马游牧民族饲养母牛、公牛、马匹、羊只等家畜，生产羊毛、毛毡和日用品，也购买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刺绣、铜镜、宝石工艺品，来自西伯利亚的兽皮、黄金，来自东突厥斯坦的软玉与羊毛织品，来自西突厥斯坦的更精致的羊毛织品与马匹，来自伊朗的地毯与绿松石，来自东地中海的玻璃器皿与蜻蜓眼珠。这些产品部份被游牧民族自身所使用，但也被用来赠送给邻近国家的国王与贵族，或被卖往外地。很多历史记载可以证明：这些骑马游牧部落持续地要求中国人大量供应他们丝绸，以此做为贡品或贸易。例如匈奴的统治者（单于）要求汉宣帝以及其后的中国皇帝供应大量的、远超自身消费量的丝制衣裳，并且每次都索要更多。说到丝绸被做为贸易的主要项目，松田寿男博士收集了许多中国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创造使用了「绢马交易」一词，这个词曾在他的著作《绢马交易研究札记》、《绢马交易的历史记载》中被使用。之后，专攻北亚历史的日本历史学家继续绢马交易的研究，并且发现：这样的交易形式从汉代一直持续到明代。绢马交易在汉朝与匈奴、鲜卑之间一直被活跃的实施着，并且在后来的北齐、隋代、唐代和突厥之间，唐代与回纥之间，宋代与契丹、西夏之间，明代与北元之间，也都是如此。由于绢马交易的缘故，必定有数量惊人的丝绸外流至长城以北，进入了骑马民族国家的领土，并且从那里进入了西方世界。在我看来，绢马交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或商业行动，马背族群向中国要求大量丝绸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削弱中国的经济状态，弱化中国的国力。或许他们试图藉由消耗中国运输往西亚和地中海世界的丝绸供应（这些丝绸会通过中亚那些受到中国控制的绿洲城市进行运输），来破坏中国与绿洲国家所从事的东西方丝绸交易，并藉此垄断东西之间丝绸交易所带来的利润。

    简单来说，北亚骑马游牧民族的侵略性不只是对于东西方文明人群的、实质意义上的战争，更注重竞争贸易中的领导地位。数个历史事实都可为此提供证据：和田、粟特以及其它绿洲路线沿路的中亚国家，在公元四到五世纪开始生产他们自己的丝绸产品；粟特商人不只在绿洲路线表现杰出，也和草原路线的突厥、回纥等骑马国家建立了强而有力的联系，试图往西方扩展他们的丝绸贸易。

    中国的丝绸产品和刺绣从很早开始就已被投入贸易，并且持续了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更久的时间，最近的考古调查使得此一事实更加被确认，这些考古调查是由苏联学者所主导的，并由后来的苏联学者与其他学者接续，主要关注以科技史的角度勘查出土丝绸材料的挖掘。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关注被聚集到了草原路线上，并且将之认定为另一条丝路。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会谈到流动于东西方之间的货物与人群之特点，以及藉由丝路被带往中国与日本的重要异域文化。

三、丝路上的人群、商品与宗教

    沿着丝路尤其是绿洲路线被运送及贩卖的商品，在式样与质量上都各有其特点，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它们被装载在骆驼的肩上运送，经常在长途且艰难的旅行中以接力的方式走过漫长的距离，这都是为了要被商人进行交易，或是被交给外地的统治者当贡品。首先，它们必须是稀有且足够漂亮的外地商品，才得以受到皇室家庭与贵族的赞赏。它们也被要求必须时尚，并且适合做为馈赠的礼物。于是，被运输于丝路沿线的商品满足了这些要求，被从普通商品中分别了出来。它们价格高档，它们的美学与文化价值受到了国际化的评价，而其确切的价值更是不受时空所限制的。同时，几乎所有丝路沿线运输的商品都具有优雅的型态、繁复且华贵的装饰、艺术性的细节与典雅的品味。简单来说，丝路沿线的商品都被赋予了文化价值与宫廷气派的精致感。然而，丝路商品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必备条件：结构稳固，以及重量轻巧、可携带，才可承受长途运输。

    以下几项都是满足以上的条件后，被挑选为可以透过丝路传送的商品或贡品。

    1.宝石，例如来自昆仑山的软玉、来自伊朗的绿松石、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石榴石；来自陆地与海洋、用来装饰的自然产物，像是来自印度的龟壳和象牙、来自波斯湾跟红海的珊瑚和珍珠。

    2.染品与织品，像是中国的丝绸锦缎、刺绣、斜纹织品、薄纱；以及来自突厥斯坦、阿富汗、印度西北、波斯等地区织工紧密的羊毛织品、地毯、毛毡等。

    3.容器，例如来自东地中海的和伊朗的金器、银器、玻璃器，以及来自中国的漆器、白瓷、彩陶。

    4.中国汉代、北魏、隋代、唐代的铜镜，还有来自伊朗和东地中海的金银饰品和蜻蜓眼珠。

    5.来自东方、也有来自西方的剑、铠甲和马具，上面都有精美的装饰。

    6.来自东西方都有的、舞者和音乐家专用的衣服、面具与乐器。

    7.画作、雕刻、金属制品、书法、书籍、文房四宝、玩具，以及其它艺术和工艺作品。

    8.香料和药物。

    基于上述所提到的理由，所有这些产品都具有复杂精细的形状与精致的装饰。例如，容器基本上由优雅的水壶、狭长带嘴的瓶子、高足碗等所组成，还包括形状有趣的容器，例如角形的饮器、口沿有鸟头的碗，以及椭圆形的或八瓣的细长形碗。装饰的图案也很多元，举例如下：生命树、互相啮咬的动物、阿拉伯式花饰、带有翅膀的天马、飞行的仙女、狮头、咬着花梗的鸟儿，还有鹿、羊、凤凰等动物，也有带翅膀的人。它们各有其特色，但也都优雅且艳丽，符合高贵的宫廷气质。

    穿越丝路的人们，包括商业城市的居民，数量大也非常多元。吸引人们来到丝路的因素想必也是非常多样，但绿洲和沙漠路线在所有人眼中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旅人对于该地的经历和观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然而，在下面几页可以看到的人群速写中，这个大自然舞台上演员的行为可说是色彩斑斓且丰富多元的。在中国到西方这一区域的旅人中，有一个中国人叫做张骞，常被称为「东方的哥伦布」，他发现了帕米尔高原旁的希腊化印度文明；汉朝的李广利将军翻过了天山，在突厥斯坦找到了良马；有一位中国女子叫做细君，她嫁给了乌孙的君主，牺牲自己成为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后来创作了一首悲伤的歌谣，借此追思她在故乡的幸福往昔；东晋的佛教僧人法显在罗布泊和帕米尔的沙漠中经历了艰困的旅程，拜访了印度所有的佛教相关地点，然后循着南洋丝路回到中国，途中还拜访了锡兰与爪哇；玄奘也是一名佛教僧侣，他非法地从敦煌开启他的旅程，走访了东西突厥斯坦，最终抵达印度，在那里他获得了许多佛教经书，当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将这些经书翻译成中文，并奉太宗敕命编写了不朽的《大唐西域记》。顺带一提，在中国进修的日本僧侣智达与智通据说曾经是玄奘的学生，他们可能曾有机会习得他们的老师在西域的经验。

    在更早的时候，晋朝的诗人潘尼作了一首诗《琉璃碗赋》，他在诗作中引用了「济流沙（塔克拉玛干沙漠）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的经验。做为诗中主角的琉璃碗必然和伊朗北部所出土的刻花玻璃碗型式相同。日本奈良正仓院所典藏的半透明刻花琉璃碗，和出土自安闲天皇陵墓的刻花玻璃碗，两者型式也相同。这些稀有又脆弱的玻璃制品和伊朗所发现的彼此相像，它们在被搬运的旅途中想必受到了无数双手最完善的保护，通过帕米尔高原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最终的终点西安或是洛阳。当然，琉璃碗不是唯一被从西方运到东方的玻璃制品。许多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指出，公元前五到四世纪的地中海地区的蜻蜓眼、罗马人在公元一世纪吹制的玻璃产品，还有之后四到六世纪伊朗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刻花玻璃（琉璃碗），以及拜占庭晚期和伊斯兰时期吹制的玻璃制品，以上这些都被带往了东亚地区，受到该地的高度重视。在这当中必定存在有粟特商人所建立的「人物链」，粟特商人几百年来穿越大陆中心，这样的活动不只形成了源自东方的「丝绸之路」，更出现了源自西方的「玻璃之路」。

    粟特商人马尼亚克（Maniach）在丝路的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西突厥的室点密可汗（Dizaloubos）派遣为经济事务的主责，为了销售中国丝绸产品而在西突厥本营的尤达斯山谷（Yulduz Valley）、泰西封（Ctesiphon，萨珊王朝的首都）、拜占庭（西罗马帝国首都）等地之间旅行。作为交换，由西罗马帝国所派遣的希腊人泽马奇斯（Zemarchos）也领导着相关事务并拜访西突厥可汗的本营。这个历史事件证明了，丝路确实在骑马游牧民族的奇妙国度与定居文明的堡垒城市之间构成了链接。

    在更晚的历史中，道教大师长春真人应成吉思汗之邀，拜访了山东与蒙古。但听说成吉思汗和他的军队正位于西域，长春真人经由草原路线和绿洲路线抵达了阿富汗，在那里他见到了「世界的征服者」，并且教给了他道教的基本义理。

    巴·扫马（Bar Suama）是基督教聂斯托里教派（景教）北京地区的教士，他和他的门徒马古斯（Markos）在忽必烈的允可下，穿越突厥斯坦，前往耶路撒冷的圣墓。到了马拉加（Malaga），也就是伊儿汗国旭烈兀（忽必烈之弟）所建立的波斯地区的首都后，他们和阿尔贡王（King Argun）以及聂斯托里教派的大教长（Catholicos）会面。在这位大教长去世之后，马古斯被选为新的大教长，成为雅巴拉哈三世（Yaballaha III）。于此同时，蒙古与欧洲军队形成同盟，提出了兴起新圣战的建议，欲驱赶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伊斯兰势力，从而解放耶路撒冷。巴·扫马被委派为此计划的交涉代表，前往欧洲拜访教宗尼古拉斯四世和英法两国的国王。其后，双方同意了新圣战的成形。在此事件之后，梵蒂冈决定派遣一个正式的大使与天主教传教士，前往元朝忽必烈可汗所在的大都（最大的首都，又称汗八里）。这位大使兼传教士名叫孟高维诺（Monte Corvino），他经由南洋路线抵达了中国。然而当他到达首都时，忽必烈（世祖）已经驾崩了。于是孟高维诺就去谒见了汪古王乔治（忽必烈的孙子）的宫廷，并且劝说他从聂斯托里教派转为皈依天主教。孟高维诺建立了东亚的第一个罗马教会，这个教会位于首都，而且是哥德式的建筑。（乔治王的首都的遗存在今日的内蒙古被找到。）孟高维诺又前往北京，自新可汗元成宗处获得作为梵蒂冈大使和基督宗教传教士的正式批准。梵蒂冈指定孟高维诺为「汗八里教主」，并且不断地派送基督宗教的教士到中国去协助他。因此，天主教的宣教任务得到了密集的执行，甚至触及了中国南方的泉州和中部的扬州。在孟高维诺去世之后，这种蒙古可汗和教宗之间紧密的关系维持到了元末，时长约半个世纪。可汗和教宗分别掌控着亚洲与欧洲，他们之间的友谊显示了绿洲路线和南洋路线首次连接了东西方的政治与文化。这样的联系终止于元朝的灭亡，但即使在这个空前的历史大事纪，或是由友情所维系的链接之后，这条道路仍被欧洲人长久地记得，其中包括马可·波罗，他将此路称为「通往中国的路」。必须强调的是，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了十六世纪欧洲人将目光转向东亚的动机。

    在循着丝路自西旅行到东的旅行者当中，也有人将佛教从印度或中亚传到了中国。这些人大部分来自贵霜和印度西北到帕米尔之间。从汉朝后期到东晋年间，他们先将佛教传播至丝路沿线，在穿越东西突厥斯坦，最后到达中国。在洛阳和其它中国城市中，他们致力于佛教的传扬，将佛经翻译成汉语。例如，在汉朝后期，来自安息的安世高和来自贵霜的支娄迦谶（Lokaraksha）分别翻译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经典。支娄迦谶的译作包括道行般若波罗密经、无量清净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愣严经。在更晚的三国时代，来自贵霜的支谦（他的祖父曾归化中原）成为一名佛教僧侣并翻译大乘和小乘佛教的经典。前面一种佛经中包括阿弥陀经、菩萨本愿经还有维摩诘经，而后一种则包括须摩提长者经以及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的新译本。西晋的竺法护（摩罗剎）据说是一个出生在敦煌的贵霜人。他启程前往中亚寻找佛教的真义，在那里他学会了三十六种语言并搜集了许多梵语经书。回到中国之后，他翻译了多种佛教手稿，包括属于佛经五大种类（又称作般若经、宝积经、大集经、华严经、涅般经）的大乘佛教经典，还有正法华经、普曜经、菩萨十地经，以及大乘佛教中提出生命秩序的净律经、文殊悔过经。至于小乘佛教，他也翻译了为数不少的阿含经，包括杂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长阿含经。竺法护的翻译似乎涵盖了现存经典的各种种类，有句话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在稍晚的东晋年间，来自龟兹的鸠摩罗什翻译了一些大乘佛教的经典，包括般若經的完整与简要版、大智度论、弥勒下生经、十住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对大乘教义向公众的传播做出了不可胜数的贡献。来自龟兹的佛图澄（Buddhashimha），年代和竺法护相仿，前往克什米尔学习佛法，后抵达洛阳，并在这里教导出道安等一批值得敬重的僧侣。因此汉朝后期到南北朝和隋唐时，很多来自西方的僧侣来到中国弘扬佛法，沿着绿洲路线旅行（也就是扩展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端与南端的路线）。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和尚踏上了前往中亚与和印度的旅程以探寻佛学真义、收集并抄译经文。于是绿洲路线被称为「佛教走廊」，自西突厥斯坦延伸到中国。绿洲路线沿线点缀有佛教寺院和遗址，这里有很多佛教僧侣，并且不论种族或语言，大多数人民都是佛教徒。普遍来说，中国主流的佛教教派是大乘佛教。在东突厥斯坦，几乎所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地区，例如楼兰、米兰、和田、莎车等，都属于大乘佛教。然而南边的路线在东晋之后逐渐被沙漠所掩埋，居民的数量也大幅减少。南边路线的商旅城市大都消失了，只有和田和莎车的人民仍维持着大乘佛教的信仰。在塔克拉玛干的北边路线上，小乘佛教自南北朝和隋唐时代开始兴盛起来。在韩国和日本接受了来自中国的佛教之后，小乘佛教就变成了这两个远东国家的主要佛教教派。综上所述，可以用一句话将绿洲路线总结为「探询佛教真义的通道」。在此路线上，无数的佛教僧侣穿越山川、幽谷和沙漠，寻找佛教寺院与遗址。他们一路上遇到许多种不同的部族与文化，并继续步履坚定地迈向佛教之地，因为佛教的教义是众生皆平等、万物皆空幻，而佛教之地正是奠基于此概念之上的无限宇宙。这些人的努力具体成形为不可胜数的佛教石窟寺、绘画、雕像，并且被保存至今。在某种意义上，丝路是一条伟大的道路，它“见证了人们对佛教信仰的信心”，这与丝路周遭的艰难自然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来自丝路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以下将提到的著名人物将不只是丝路的旅行者。事实上，不少人们仅为了生存而在丝路沿线移动，不抱持有特定目的。他们可能认为如果他们抵达了长安、洛阳或巴格达、拜占庭，则他们的人生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这类流动人口的人数在七世纪后半时急遽增加。他们开始形成庞大的人流向东方移动。在这群人中，包括有乞丐、沿途从事贸易的西方富商、在骆驼背上愉悦地奏乐的音乐家；也可能有社会地位高尚的人士，由商队陪伴着，或是孤独的诗人，独自宁静地臆测世界的剧变。虽然他们的社会阶级和职业大为不同，但萨珊王朝的人们在其帝国于七世纪中叶崩溃之后，也承受了同样的命运并向东漂流，认为中国的唐朝将会成为他们的庇护所。

    在萨珊王朝灭亡的九年之后，一位自命为奥斯曼（伊斯兰世界的第三个哈里发）使节的人，抵达了长安的宫廷。

    于此同时，俾路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之子，也打发他的使节前往长安，请求中国大唐帝国的皇帝伸出援手协助萨珊重建。然而，奥斯曼的行动太迅速，以至于七世纪中叶时其武力已经进展到了西突厥斯坦的阿姆河，威胁要入侵粟特地区的米国。在此情况下，不只是萨珊王朝疆域中的人民，粟特地区的伊朗人也开始逃离他们的家园。当阿拉伯人逐渐进入粟特与阿富汗地区的时候，这些难民的人数必定也在增加。在这些时日中，由于当时西藏的吐蕃力量逐渐强大，东突厥斯坦的突厥也正在兴起，唐朝无法动员其全部军事力量予阿拉伯–伊斯兰人以回击。然而对波斯人和粟特人来说，唐帝国是唯一一个可以确保安全的地方。毫无疑问的是，在萨珊王朝灭亡后约七十年的玄宗（开元与天宝年间）时代，上千万的伊朗难民流入长安和中国其它主要城市。在开元与天宝年之后，中国人对伊朗文化的倾向逐渐明显，特别在主要城市例如长安和洛阳。伊朗文化似乎在中国快速地传播。这个现象可能和大量涌进的伊朗难民有关。石田千之助在他名为《长安之春》的著作中提到了这个历史事件如下：

    唐代的中国被异域文化所充满，这个潮流在开元与天宝年间变得更加明显，尤其长安更是波斯文化的中心。《新唐书》中的一个章节列举了关于官方交通工具、服饰的规定，其中特别提到波斯服饰、帽子、鞋子、食物和音乐在开元和天宝年间之后在中国流行了起来。这个章节是这样说的：『人们喜爱波斯音乐，贵族常吃波斯饮食和穿戴波斯服饰，』并且『在开元前期，骑马伴随皇帝的朝臣皆穿戴波斯帽子与化妆。寻常人家也以为模仿。』其中也特别提到开元年间妇女开始穿戴波斯鞋履。姚汝能所著的《安禄山事迹》提到一则评论：『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虽然此种流行不只在国际首都流传，也在中国各地蔚为风尚，首都仍然是此类流行事件的重镇。在更晚的年代中，元稹在他的〈法曲〉中评论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王建在他的〈凉州行〉中纪录了位于遥远边境的波斯人很喜爱中国时尚，同时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中国的上层与下层阶级也吸收波斯文化，家家学习胡乐。」

    前文所述的「波斯服饰、化妆、饮食、音乐与戏剧」一词特别指称带有翻领的衣服、蓝色描眉、酒、玻璃杯、油煎与烤的饼、马球、波斯舞蹈以及鲁特琴和竖琴。唐代文学和历史纪载中的叙述不只是虚构，而是历史事实，并得到近年中国考古学的显著进展所左证。

    关于伊朗对唐代文化的影响，或是丝路文化对中国形成的重大影响，也有其物质证据。这些证据是从唐朝被带出的物品，如今被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法隆寺以及其它更多寺院中。这些工艺作品乘坐日本出使中国的使节船只，在平安时代初期被运返日本的奈良。一点都不夸张地说，这些物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扮演了文化使节的角色，被唐朝派遣到日本。这些品项牵涉面很广泛，所以很显然这些物品的挑选不只是为了迎合日本使节、留学生、僧侣的需求或个人品味，而是为了响应政府的要求，进口较全面的、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精选物品。唯一的疑点是，这些收集中少有金银或珠宝制品。我假定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金银制品和珍贵的珠宝对于日本使节来说太昂贵，难以负担。选择其它价格较低廉的产品可能更符合经济因素。第二，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可能普遍不喜爱金银珠宝，或者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追求简朴的生活。第三，可能由于某种情况的缘故使得运送金银或是高价装饰品十分困难，例如，可能是对于高价金属或宝石的禁运或重税。真正的原因仍然不清楚。无论如何，在中国出土的唐代器物中有不少的金银制品与珍贵装饰品，并且历史纪载也见证了贵族和富有人家的喜爱与频繁使用。必须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器物都在设计、技术、形状、质地、类型等方面体现了明显的伊朗风格。伊朗或是丝路（包含突厥斯坦、印度西北、阿富汗、西亚）对影响唐代的全中国大有影响，虽然影响的程度想必会因地而异。

    简单来说，中国在开元和天宝年之后，或说在玄宗之后，伊朗文化和丝路文化的特征传遍中国，尤其是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如此之事件必定是为一文化冲击，改变了唐代的社会与文化。这也直接与波斯、粟特地区大量、集体向东方迁移的伊朗人群有关，这波移民潮主要是由萨珊王朝的崩塌造成的，并且也间接跟唐朝积极的中亚政策有关。致力于遥远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可以追溯至十六国与北魏年间，骑马的游牧部族对中国北方受到北朝控制的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在这些直接原因中，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应注意。在那个时代，长安和洛阳有庞大的、来自伊朗的波斯和粟特人。他们从事多种不同的职业，从商人、手工业者、军官和士兵、政治家、学者、僧人、艺术家、音乐家、舞者，到今人仍存在的职业等都有。这些人使得伊朗或丝路商品与时尚在中国社会中的传播更加快速且深远，就像唐朝的诗作中常提到的一样。以学术的视野看来，由留学中国的日本学生和僧侣带往日本的商品中，包含了不少「经由中国风格诠释的伊朗或丝路产品」，这句话确有其道理。

自公元630年首次派遣遣唐使以来，至公元840年为止，日本经历了长达两百余年的遣唐使时代。在此期间，日本先后向中国派遣了15批遣唐使，并举全国之力学习当时中国先进的城市文明。特别是对具有国际性、贵族化背景的唐文化精粹更是进行了全方位的汲取，并籍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而为此后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被丝绸之路文明化后的中国唐代文明带有一种明显的国际普遍性和王朝华丽风。其极具感染力的流行风尚虽说以中国为中心爆发式地向邻国普及，但这种文明却在尚未稳固之前就意外地于唐代中国，同一时期的日本、新罗、渤海、契丹、党项等国匆匆终结。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表明了以带有浓厚世界帝国性、国际性为特征的中心大城市古代王朝文明时代的终结，世界史的舞台由此转向了以带有较强民族自主性并赋有地方庶民特征的民俗文化传统为特征的中世纪。

附记：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丝绸之路无疑是这个构想的关键词。近年，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考古文物展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据不完全统计，丝路文物展在亚、欧美等范围已举办20多次，是最流行的世界展览母题之一。以丝路文物为主题举办国际展览，始于1988年在奈良举办的“丝绸之路文明展”。展览是为庆祝奈良县设县100周年、奈良市设市90周年而举办，1988年4月24日-10月23日在奈良县立美术馆进行。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联、法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600余件文物参加展出，其中中国文物63件。文物主要选自陕西、山西、内蒙古三省。该展览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吸引了日本及全球超过22万观众前往参观。

本文是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1906—2002）先生为本次展览的图录—《丝绸之路文明展—绿洲路线与草原路线》写的序言，图录由奈良县立美术馆主编发行，日文和英文对照，原文的页数：第12页至第24页，1988年），原文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与日本》，本译文名字为译者重拟，主要根据英文说明进行的，并参照了部分日文，日本学者森谷一树博士帮忙核对了部分日文。

注释

1 中国学者习惯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译者注。

编者案，此文即刊于《丝绸之路考古》第3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