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第一次把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根据考古发现，将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与小亚细亚，进一步说明这是一条古代中国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陆路丝绸之路基本走向形成于两汉，东起长安或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在这一沟通东西的交通要道上，今天的宁夏地区是往西或向北的交通孔道。因此，对于中古中国的军事战略与商贸往来而言，这一区域承担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具体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重要性却始终不减。本文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传世文献，梳理唐代原州、盐州、灵州等今天宁夏辖境地点的粟特人及其聚落与交通网络，进而考察这一区域发展与中古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原州（今宁夏固原）在唐代长安通往西域丝绸之路上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长安与河西重镇凉州（今甘肃兰州）之间，邠州、泾州、原州、会州皆为重要中转，为当时一大道通途。原州之于中原政权的重要战略地位由来已久。北魏太延二年（436）置高平镇，就被视为“国之藩屏”，是当时著名的北方军镇之一; 平城向西的交通往来，多仰赖原州为枢纽之一的鄂尔多斯南缘路。正光末年六镇起义爆发后，这里也是官军重要根据地所在，《周书·贺拔岳传》称，“三秦、河、渭、瓜、凉、鄯州咸来归款，贼帅夏州人宿勤明达降于平凉”，平凉即原州附近。永熙二年（533），贺拔岳布置北部边境防御时，也是“率众趣平凉西界，布营数十里，托以牧马于原州”，足见当地不仅战略意义突出，还是牧马要地。北周文帝宇文泰认为“高平霸业所基”，在此设置总管府，入隋唐依然是重要的军戎基地，其西边的陇山余脉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得“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幾辅”之便。

原州的重要战略枢纽地位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固原出土北朝墓葬就反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表明这里是中外文化汇聚混融之处。北周李贤墓所出凸钉装饰玻璃碗，是萨珊王朝玻璃制品的典型器物；另有一工艺精美的鎏金银瓶，腹部三组人物图像，内容皆是古希腊神话故事，是一件有代表价值的萨珊贵金属工艺风格的巴克特里亚器物，皆是西方文化传入、盛行于此地的反映。另外，吐谷浑慕容威墓和铁勒契苾氏墓的出土遗物也证明这里华戎交汇、东西文化交流频繁的现实。固原南郊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正是出现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

1982-1995年，在宁夏固原西南发掘出八座隋唐墓葬，其中隋墓一座，唐墓八座，出土七方墓志，其中六方为史姓，当是入华昭武九姓史国人。对这批材料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了解原州地区北朝、隋唐时期粟特胡人的存在形态与特点，同时既可以看到当地外来部 众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互动，也可以证实原州与西域之间的直接联系。

六座史姓粟特人墓葬皆坐北朝南，每座墓葬之间距离数百米不等，由东向西一线排开，依次为史索岩墓、史铁棒墓、史诃耽墓、史道洛墓、史射勿墓和史道德墓。据《史射勿墓志》记载：“公讳射勿，字槃陀，平凉平高县人也。其先出自西国，曾祖妙尼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世子诃耽，次子长乐、安乐、大兴、胡郎、道乐（洛）、拒达。”另据《史铁棒墓志》可知其为史大兴之子。由此，史射勿、史诃耽、史道洛与史铁棒，便构成一族三代。史索岩及其妻安娘和史道德另成一家，《唐史索岩墓志记载》：“公讳索岩，字元贞，建康飞桥人也。其先徙宦，因家原州……曾祖罗，后魏宁远将军、西平郡公，食邑八百户……祖嗣，镇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袭爵西平郡公，鄯、廊二州诸军事，鄯州刺史。”

史射勿北朝末年的经历，《史射勿墓志》载：“保定四年，从晋荡公东讨。天和元年，从平高公于河东作镇。二年正月，蒙授都督。其年二月，被使，从郯国公征玉壁城。建德五年，又从申国公击破轵关，大蒙优赏。宣政元年，从上柱国齐王宪掩讨稽胡。”从中看到，史射勿祖父尚未进入河西地区，其父也无甚作为。史射勿仕宦生涯第一次重要经历，就是保定四年（564）追随宇文护征伐北齐，此后他又参与一系列北周东伐战役，于宣政元年（578）协同宇文宪讨伐稽胡，显然北周在关陇地区的军事动员是史射勿积累政治资本、进入官僚体制的重要契机。和史射勿的名、字仍然保留着明显音译痕迹不同，史索岩一家入华的时间明显要稍早，他本人至少已是入仕北周体制的第二代。对此学者认为，史索岩一家与曾任北周凉州刺史的史宁家族、晚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家族，应该都是原本居于凉州、臣属于北凉政权的部众，太延五年（439）北魏灭亡北凉后被强制东迁，进入北魏在河西一带设立的军镇，比如位于原州高平镇、灵州薄骨律镇以及夏州统万镇等。

与史索岩义宁二年（618）归顺唐朝有别，史射勿之子史诃耽早在李唐政权进入长安之前，就与之取得联合。《旧唐书·丘行恭传》中有记：“原州奴贼数万人围扶风，郡太守窦璡坚守，经数月，贼中食尽，野无所掠，众多离散，投行恭者千余骑。行恭遣其酋渠说诸奴贼共迎义军。行恭又率五百人，皆负米麦，持牛酒，自诣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等并是好人，何因事奴为主，使天下号为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率其众与（丘）师利共谒太宗于渭北，拜光禄大夫。从平京城，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皆立殊勋，授左一府骠骑，赏赐甚厚。”

这条记载揭示了李唐政权努力争取关内奴贼兵力的举措，史诃耽或许正是为丘行恭所差遣说项的“酋渠”之一。1992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郭杜镇居安村、后入藏碑林博物馆的《唐故东宫千牛备身济北史君（怀训）墓志并序》反映出，史怀训是史万宝之子，墓志也格外强调史万宝在李唐建立之初的战功，“擒煞李密，从平王充、窦建德，迁民部尚书、检校洛州都督、佐命功臣第二等、原国公”。史万宝之父名为史静，与隋朝军将史万岁父同名。换句话说，史万宝、史万岁当是兄弟。史万岁《隋书》有传，是一位极善骑射的武将，曾与史射勿一道对抗突厥的袭击。史万宝不见于正史，显然他同样精于骑射，并在隋末适时投靠李唐政权。据《史怀训墓志》记载，其曾祖、祖父都曾在原州担任军政要职，可见和史索岩、史射勿等人一样，同为原州乡豪出身。另外，昭陵陪葬人员名录里，也有“原州都督史幼虔”，足见贞观年间，不少原州当权派出身粟特史姓家族。而初唐曾出任原州总管一职的石士济，则提醒我们，原州地区粟特人的力量远不止史姓家族。

史诃耽一族在初唐的重要作为是牧马，这既是粟特人的长项，又取决于当地“多牛马，宜畜牧”的地理资源。原州西南陇山关以西为唐监牧所在地，初唐在这里建立牧监以管理官牧事业，原州刺史便充当都监牧史，贞观末年太宗前往灵州，穿过陇山关，在瓦亭驻留，便是为了观牧马，正说明此地在唐前期重要的地理价值。

史姓家族墓地所反映出来的多重属性值得注意。各墓普遍采用隋唐关中地区的墓葬形制，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土洞墓，其中史诃耽墓为砖室墓，并且有石棺床，等级相当高。史氏在原州势力强大，多位成员出任朝廷中级官员。史射勿任骠骑将军，史索岩任平凉郡都尉，史道德与史铁棒是管理马政的牧监监正。史诃耽因语言特长在朝廷担任直中书省朝会翻译，官至三品，这或许也是史诃耽墓规格较高的原因。史姓家族墓葬的形制和内饰都显示了政治身份和种族属性的融合。隋史射勿墓道、天井绘武士执仪刀以及持笏侍从等形象，过洞口上方绘卷草纹，见于关中地区的北周墓葬。墓室壁面所绘侍女图，侍女着红白相间的条纹衣裙，这一特色也延续至唐初壁画墓。史索岩过洞口上方的朱雀图被看作是北朝传统的继承，寓意着导引主人的灵魂。史诃耽墓出土一枚蓝色宝石印章，印章上有帕勒维（Pahlavi）铭文。史道德墓出有一具金覆面，额头上有半月托日图案，与中亚拜火教有联系，具有祆教因素，是其种族属性的象征。对史氏墓葬所出人骨进行体制人类学鉴定后发现，其人种与蒙古人种有较大差异，接近于高加索人种的河中类型。几座墓葬基本皆出有外国金银币，每墓均有萨珊卑路斯（Peroz）朝银币一枚、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Ardashir III）金币仿制品、东罗马金币或其仿制品。据目前中国境内东罗马金币的出土情况，新疆、宁夏、陕西等地出土占全部发现的百分之七十，仿品则只见于这三个地区，粟特人迁徙路线和聚落分布图，东罗马金币也有着类似的传布路径，足见固原及当地粟特人在拜占庭帝国经西亚、中亚与中古中国相往来的交通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广德元年（763）原州为吐蕃攻陷，成为吐蕃的游牧地和防卫区。代宗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上奏主张营建原州城，重新调配京西北的兵力，以“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贯通东西，以截断吐蕃东扩之干道。虽然这一提议终因朝廷复杂的政局而未得实行，但已然反映了原州在时人眼中的战略意义。直到大中三年（849）六月，唐朝才重新收复原州，而主导此事的泾原节度使康季荣显然是粟特裔，也就是说，唐朝经略原州的历史舞台上，粟特人始终有其一席之地。

宁夏北部盐池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中古当地的粟特人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材料。1985年，宁夏博物馆在盐池县苏步井乡境内发掘六座唐墓，其中一座出土有墓志，根据铭文，墓主人为大周都尉何府，为大夏月氏人，即为康国昭武九姓中的一支。六座墓排列有序，形制颇为一致，均为有平底墓道石室墓，且有多人葬于一室的现象，显示出这里是一处粟特人聚族而葬之地。此地与唐前期所设立的六胡州地域接近，按照唐代地理名称，六胡州大致位于灵、盐、夏三州交界地带，大体相当于今天内蒙古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东半部、乌审旗西缘、宁夏盐池县明长城以北的区域。

六胡州所在的广大区域自唐初以来主要用于安置北来降户，调露元年（679），唐朝特别设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其具体的时代背景正在于当地突厥降户起兵叛乱之事此起彼伏，唐朝欲以六胡州加强控制力。但此举并未能发挥正面作用，开元九年（721），六胡州出现了一次大规模叛乱，对整个唐朝北境战略局势造成极大冲击。《册府元龟》卷986载：“（开元）九年四月，兰池叛胡显首，伪称叶护康待宾、安慕容为多览杀、大将军何黑奴、伪将军石神奴、康铁头等据长泉县，攻陷六胡州。”值得注意的是，六胡州部众非常鲜明地具有粟特人的特殊身份。与惯常活跃于中国河西走廊沿线的西域胡商、乐工、使者或僧人不同，出现在史籍记录中的六胡州昭武九姓，多是武将，有学者认为这是粟特人突厥化的反映，即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帝国、深染游牧文化。

据盐池《大周□□□都尉何府君墓志铭并序》所记，何氏于“久视元年(700)九月七日终于鲁州如鲁县□□里私第”，可知鲁州在宁夏灵武、盐池二县界内，该地西邻明代兴武营古城，当地曾出土开元通宝，连同其他出土物，可以初步判断兴武营是在唐、宋、西夏以来的古城遗址基础上建造的，应当就是唐朝时期的鲁州城址。

另据《史道德墓志》，史道德“起家东宫左勋卫、总章二年（669）拜给事郎、迁玉亭监”，“又龙朔三年（663），诏除兰池监”。兰池即六胡州所在，反映出这里是唐朝官牧基地之一。《旧唐书·张说传》曾记，“康待宾余党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举兵反，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显然当地马匹成为中央和地方发生冲突时彼此竞相争取的战略资源，而六胡州粟特人就是受到唐朝支配的牧民。敦煌出土《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记录了与张君义同在景云二年受勋的二百余人，其中有含州安神庆、契州康丑胡、依州曹饭陀、鲁州康等，他们与豳州白晖、岐州陈守璋、甘州康怀静、西州张琰、泾州樊守忠、汴州石余惠、会州康南山、银州白金本以及波斯沙钵那、夷宾州莫失等其他北部边州出身蕃汉的军士一道受赏，说明六胡州“州民”被大量征调前往西域作战或镇守。到开元三年（715），郭孝瓘仍有“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之举，并在战后为“奴石良才等八人”邀功。这里的“石良才”显然是九姓胡人，而其“奴”的身份尤其需要注意，六胡州部众的身份当与此类似，是低下政治地位的反映。

六胡州粟特人是唐朝前期北方军事战略中可资调遣的重要力量，万岁登封元年（690），契丹反叛攻陷营州，围攻檀州，武则天即“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由此导致“缘塞空虚，灵夏独立”。这些“州民”被大量征调前往东北作战或镇守。开元九年（721）六胡州发生叛乱后，很快被唐朝平息，其部众被强行南迁，但由于多种因素，不久又被唐朝准允回归旧地，设立“宥州”以处之。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些粟特人或居留原地或向东迁徙，皆在晚唐五代北方政治局势嬗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代灵州（今宁夏灵武县）是当时东西、南北交通往来的重要枢纽。贞观十七年（643），太宗招抚薛延陀，于灵州召见诸部；二十年（646）又曾驾幸灵州，为招抚北部诸部族，得天可汗之称号。玄宗开元时代设置边地节度使时，朔方节度使便镇灵武，是距离长安最近的一支军备。朔方军辖境辽阔，东拒黄河，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是阻绝北狄、西戎的重要防御力量。朔方节度使统兵盛时盖逾十五万人，下辖灵、盐、夏、银、丰、胜六正州，安北、单于两都护府，匡、长、安乐三胡州，经略、定远、丰安三军，西、中、东三受降城。唐朝经过艰苦的对抗最终平定安史之乱，朔方军功不可没。安史之乱后，灵武一地更成为唐朝与回纥之间交通转输中心。

《元和郡县志》卷4记载：“灵武县，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城。”427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破统万城后，将所俘胡户安置在灵武。张广达指出唐代灵武县的前身就是灵武胡户所在的胡城。这里所讲的胡户，就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墓志对此也有印证，比如曾出任“灵武郡鸣沙府别将”的康仙昂，就当是粟特胡人。随着吐蕃东扩，大量吐谷浑人、党项人东迁进入灵州地区，使得当地的生存资源竞争日益激烈，加之六胡州叛乱后，粟特人受到政治压力，使得当地粟特胡人寻机继续东迁，或进入河东，或进入河北。不少人参与安史之乱，或在乱后河北地区政治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朔方军的大本营，灵州当地军队当中不乏粟特人，比如安思顺、何清朝、史宪忠、米暨、石演芬、康元诚、史敬奉等，都在地方政治局势发展中相当活跃。不止如此，很多晚唐河北地区粟特裔军事武将也源出灵州。何弘敬子孙三代系从灵武东迁河北，成为河北藩镇的重要将领，当离不开粟特人集团的支持。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何弘敬墓，卒于唐咸通六年（865），与其父何进滔、其子何全皡三代为魏博节度使《旧唐书·何进滔传》载：“何进滔，灵武人也……父默，夏州衙前兵马使，检校太子宾客，试太常卿……子弘敬袭其位……子孙相继，四十余年。”《旧唐书·史宪诚传》记载河北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今为灵武建康人”。史宪诚之弟史宪忠、安禄山兄弟安思顺等，都曾是任朔方节度使的粟特人。史宪诚之子史孝章，本北方之强，世雄朔野，后因仕中国，遂为灵武建康人。史宪诚一系为灵武建康人，或为祖先自建康迁至灵武。虽然大量灵州粟特人进入河北，但随着安史之乱后河西局势的嬗变，灵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显。

中唐以后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秦州、兰州、原州、会州等地先后陷于吐蕃，通往西域的国家驿道中断。长安通西域之路由邠州至泾州后，循泾水北马岭水（今马莲河）北上，经宁州（甘肃宁县）、庆州（今甘肃庆阳），至方渠、青刚川至灵州。再由灵州渡黄河，过贺兰山，经细腰、神树、三公等沙漠道路，渡白亭河到达凉州。其中灵州是这条道路的中心，晚唐、五代相当长的时间，灵州是指挥中心，凉州至敦煌一线诸要地均听命于灵州。中外商贾也云集灵州，南来北往，奔波于所谓灵州道上。

晚唐五代灵州是北中国的国际商贸重镇，地位相当稳定。《新五代史》记载：“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自梁太祖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河西地区名义上完全由灵州方面管辖，虽然凉州等地是自立守将，但“后数年，凉州人逐出（李）文谦，灵武冯晖遣牙将吴继兴代文谦为留后”，灵州对于河西地区的节制作用较为明显。

五代时期中原通往西域主要走灵州道，这条道路自晚唐以来就是内地通往西域的主要道路。安史之乱后，河西为吐蕃所占据，原来的陇右道被阻塞，只能北上通过灵州与西域维持联系。这条道路自灵州始，主要有两条路线，即灵州至凉州道和灵州至甘州道，其中后一条路线在唐末五代乃至宋初都非常繁忙，从而使灵州成为重要的交通都市。一直到五代、宋初仍然承担着商路贸易的枢纽角色，石晋派遣使臣前往于阗，便是由灵州渡河至凉州，再至沙州出阳关。直到西夏占据灵州后，切断了内地与西部、北部的交通，灵州遂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丧失了重要商业都市的地位。

灵州通往内地驿道有三条，其一是沿环州青冈峡至庆州、邠州至中原；其二是溯清水河而上至镇戎军、渭州一线至关中；其三是沿盐州、夏州经陕北至关中。三条道路中以环庆路最为重要，直到宋代依然如此，中原至灵州商贾、使节、赴任官吏均沿此道而行。灵州通往盐州、夏州也有大道可行。“端拱二年（989）灵州橐驼口，夏州入中国要路，诸蕃由此贡马京师”，通往西域诸国的道程多经灵州至夏州。9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崛起，尤其是四大汗国兴起后，一些产品不得不从原产地贩运至中转地，然后再向目的地运输，这就是所谓的“中继贸易”，灵州在整个贸易中起着主导作用，丝路畅通，皆赖于斯。

五代时期通过灵州与内地进行商业贸易的西域政权包括甘州回鹘、党项、吐蕃、突厥、西州回鹘、于阗等。据《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的相关记载统计，在这一时期他们多以朝贡的名义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其中以回鹘最多，贡品种类也明显多于其他，有良马、鸵、白鹤、绿野马皮、野驼峰、羚羊角、白貂鼠皮、狮子、貂鼠、黑貂鼠皮、珊瑚、青貂鼠皮、岑皮靴、野马、独驼峰、玉团、硇砂、大鹏砂、玉带、安息丝、白毡、手刃、铁镜、丹盐、香药等50余种。其中许多商品显然产自遥远的西方，如草豆蔻、狮子、貂鼠、黑貂鼠皮、珊瑚、青貂鼠皮、波斯宝绁玉带、金刚钻、香药等。这些商品充分反映了灵州所具有的重要商业都市性质。唐末以后回鹘人取代隋唐间操纵“丝绸之路”贸易的粟特人，成为控制国际商贸活动的新势力。这一繁荣的局面，直到西夏崛起才逐渐改观。

唐代原州、盐州、灵州等皆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无论是考古发现，还是传世文献，都反映出这一区域多元而丰富的地方性文化，在中古时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沟通东西、南北的枢纽所在。具体唐代而言，这一区域的战略价值尤其明显，是重要的马匹养育基地，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同时作为唐朝通往西域以及唐朝、吐蕃、党项等政权争夺的重要基地，这里又成为冲突与交融的重要场所。唐宋之间，沟通丝绸之路、联络东西交通的主要群体是以善经商著称的粟特人，中古时代的宁夏地区自然也是粟特人南来北往、东来西去的重要中转站和根据地。利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原州、盐州、灵州等地粟特人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相当丰富的历史讯息。首先，中古时代这些地区确实活跃着数量庞大的粟特人，而且其中不少成为地方精英。这些地方精英在政治上与中原政权有所互动，在生活中却依然保留着不少自身文化传统。这些留下历史痕迹的粟特人，涉及政治、军事、商业等多个领域。其次，粟特人是当地重要的社群，但当地粟特人也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进入中原政权的政治军事官僚，也有沦为社会底层的牧民或士兵，自然还不乏承担着沟通东西商贸往来的商人。他们的身份在唐宋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如果说时、地、人、事是把握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唐代粟特人就是我们切入中古宁夏地区历史发展的有效视角。考察这一区域的地理属性和胡人特色，除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地历史的了解外，更促使我们反思丝绸之路的内涵，即丝绸之路并非简单贯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而是处于东西南北不同强势政权之间的诸多地点与地区，自然环境不同，社会面貌有异，中古时代的这些地区不仅生活着大量粟特家族或聚落，将这些地区与中原政权、域外世界联系起来的，也多是逐利而行、四方游走的粟特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