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黄文弼先生先后四次来新疆地区考古，对吐鲁番、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佛教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选择性发掘。黄文弼先生是最早在新疆地区的佛教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打破了以往西方学者对这个地区佛教考古的学术垄断，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是我国新疆佛教考古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关键词：黄文弼；新疆；佛教考古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这种谋求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运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汹涌澎湃的不断展开。政治上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经济上如民族工商业的产生，文化上则是新文化运动等。就学术界而言，则是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纷纷开始眼睛向外，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精神，寻求在救亡中华民族的真理。

19世纪60年代起，以俄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逐渐开始了对我国新疆地区的侵略。他们在不断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蚕食时，也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各种考察和掠夺。

面对西方列强在新疆地区考察和掠夺，我国学者积极开展了各种斗争，阻止西方列强对新疆地区文物的劫掠，同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对新疆地区的文物、地质、文化、气候进行考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从1927年开始直至1935年3月结束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活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中外平等合作的科学考察活动。中国第一批学有专长的科学研究人员迅速成长起来。黄文弼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黄文弼在这次考察活动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古工作。这项工作对于他来说，难度很大。因为他以往并非从事考古工作，而是进行宋明理学和目录学的研究工作。而在此次科考活动中，他又必须以专业的考古水平，做出高质量的考古成果，为我国争取新疆考古的国际话语权。

黄文弼（1893-1966）

尽管重任在肩，黄文弼满怀爱国之志，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考察工作当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后来他又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地区进行考古工作。他实地考察了新疆境内，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元代的大量墓葬、城址、佛教遗址等，获得大量的实物资料，出版了《高昌专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著作。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新疆在汉唐以来即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客观公正地评述了东西方文化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化在新疆的主导地位。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秉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核心精神-爱国。黄文弼饱含热忱的家国情怀，把国家和民族的需求作为首要的学术追求。这是支撑他克服艰苦的环境，取得了大量重要成果的原动力。

“爱国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强烈到今人难以理解的地步，甚至会觉得他们有些病态。”①

“读我祖父的日记，念兹在兹，在学术上赶超西方同行的心情随处可见。为达到这个目的，什么艰苦都能克服。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们什么都关注，什么都操心。从考古、地质到社会经济，甚至当地的交通运输，只要有助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事情，都在他们视野之内。”②

新疆，古称西域。公元二世纪前后，佛教传入西域，后一直延续至今。

佛教传入西域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西域佛教收到两个不同方面的文化影响，前期接近于西方，后期接近于内地。佛教在西域的发展演变是中古时期东西文化交流发展的缩影。在长期的发展中，新疆地区留下了大量的佛教遗址。新疆佛教遗址是西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历史沧桑，新疆地区的佛教遗址遭到了各种破坏，但是仍然保存近三百处。这些佛教遗址的建筑形制、寺院布局、壁画、塑像类型多样，写本语言也有不相同，内涵丰富，时代跨度早到公元前后，晚到明代。其中既有新疆地区固有的建筑、壁画、塑像艺术及宗教、语言、民俗的特点，更有我国汉唐文化的影响，还有来自中亚、南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因素，反映了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盛况，包含了古代西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诸多重要信息。“欲研究西域古代文化,是与佛教分不开的”③

新疆佛教遗址的独特价值，很快引起了它们的重视和研究。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西方国家开始关注新疆地区的佛教遗址，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探险活动。首先是瑞典人斯文赫定 (Sevn Hedin)，他于1895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发现丹丹乌里克遗址。这一发现引起西方学界对新疆古代遗址的注意。在这之后英国人斯坦因（ M.A.Stein ）、法国人伯希和（ P.Pelliot ）、德国人勒柯克（ A.von.Le Coq ）、格伦威德尔（ A.Gr ü n wedel ）、特林克勒、 俄国人奥登堡（ S.F.Oldenburg ）以及日本大谷探险队等均在这一地区做过考古调查发掘，同时也导致大批的新疆佛教文物流失。

黄文弼先生先后四次来新疆地区考古，对吐鲁番、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佛教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选择性发掘。其中重点在吐鲁番的胜金口佛寺遗址、柏孜克里克石窟、巴州的锡克沁佛寺和霍拉山佛寺、阿克苏地区的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喇千佛洞、森木塞姆石窟和苏巴什佛寺、喀什地区的布朗佛教遗址、棋盘千佛洞和图木舒克佛寺以及和田的热瓦克佛塔等遗址。

黄文弼先生是最早在新疆地区的佛教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打破了以往西方学者对这个地区佛教考古的学术垄断，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是我国新疆佛教考古当之无愧的开拓者。黄文弼先生在新疆地区佛教考古的贡献，大体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黄文弼先生，通过自己对佛教遗址的独立调查和发掘，掌握了第一手的文物资料，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的学术研究，对佛教传入新疆时间，新疆佛教文化的性质及来源等等诸多问题上做出中国学者的回应，从而确定了新疆佛教考古的重要地位。

其次，黄文弼先生按照考古学方法对所考察的佛教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佛教遗址的考古工作中，调查和发掘前会收集与遗址相关的文献，并加以分类梳理，以备与而后的调查和发掘资料对照，相互启发。而在实际的调查和发掘中，他会对进行调查和发掘的佛教遗址和出土文物进行了绘图和拍照工作，对石窟的洞窟还会进行编号。

当然，由于黄文弼先生的考古学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背景，加之当时学界重视考古出土文物等原因，黄文弼在发掘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发掘区域的选择主要以有无文物为依据来确定。发掘的时候对地层以及古物分布的层位多没有记录。对编号方法也重视不够，去过的有些洞窟未作编号处理。但是瑕不掩瑜，这些都不能磨灭他对新疆佛教考古的开拓之功。

再次，黄文弼在新疆地区前后长达年的考古工作中，收集了新疆地区重要佛教遗址的第一手材料，获得了一批珍贵文物，为西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对每处考察遗址，黄文弼先生均记录遗址现状、出土物、性质和年代，有的还拍有照片，做出测绘图。现根据黄文弼先生出版著作将出土佛教文物情况罗列如下：

伊犁地区：

伊宁市金顶寺废址（1957-1958年）：

采集到一坐佛像

霍城县大西沟中石窟寺（1957-1958年）：

第二窟有泥塑。④

吐鲁番地区：

胜金口佛寺遗址（1957-1958年）：

佛教壁画数块。⑤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锡克沁明屋：

1928-1930年：泥佛教造像残件（佛头、象、马、猴）若干、石膏泥塑像模型若干⑥、壁画残块若干⑦、胡语文书2件、贝叶残片若干⑧。装二十余箱。⑨

1957-1958年：出土有泥塑佛像头部1件、菩萨头部8件、摩利支天女像1件、武士像头部1件、比丘像头部1件、童子像头部3件、魔鬼像头部1件、明王及护法神将头部若干件、供养人像若干、佛教造像残件若干、十二生肖像头部若干、人手及饰件若干、泥塑或木质建筑附件若干、回鹘文木牍1件、木雕饰件若干、佛教壁画3件、佛教造像陶范若干。⑩

佛头八十余件及佛身、佛饰、木件等。壁画七八块、大型佛头三件(内有带彩佛头一件)、模型四件等。⑪

霍拉山旧址（1928-1930年）：

壁画若干、木质佛像1件、泥塑佛头像1件。⑫

霍拉山间旧城（1928-1930年）： 

泥塑女人像1件。⑬

破城子（1928-1930年）：

佛教造像若干。⑭

且尔乞都克古城（1957-1958年）：

泥塑佛教造像和壁画残块若干。⑮贝叶及纸片写梵文2件。⑯

孔路克阿坦遗址（1957-1958年）：

出土壁画残块。⑰

阿克苏地区：

明田阿达古城（1957-1958年）：

出土泥塑佛教造像、壁画残块若干。⑱

佛经残纸若干、佛坐像印本若干。⑲

太黑汰沁古城（1957-1958年）：

佛教造像陶模若干。⑳

苏巴什遗址：

1928-1930年：

石质佛教造像模具㉑和壁画残块若干㉒

1957-1958年：

人像头部若干、怪兽像若干、泥塑像残件若干、铜莲花饰件1件、人面（菩萨、武士）铜饰件2件。㉓

库木吐喇石窟（1928-1930年）：

佛经1件、佛教造像残件若干。㉔

铁吉克佛寺遗址（1928-1930年）：

佛教造像残身1件、佛掌陶模型1件。㉕

森木赛姆石窟（1928-1930年）：

泥塑佛头和佛教造像若干。㉖

克孜尔石窟（1928-1930年）：

石模型及泥塑佛教造像若干。㉗

和田地区：

图木舒克佛寺遗址（1928-1930年）：

佛教造像头部2件、泥塑佛教造像6尊、佛牙1颗、胡语文书等。㉘

最后，他对西域佛教的认识和研究成果，今天看来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题》一文中，黄文弼考证出公元2-4世纪的200年间是印度贵霜帝国极盛期，其影响波及周边地区。佛教也随之传播到西域各国，在罗布泊和尼雅发现的属于鄯善国的遗物正是西域固有文化与汉文化、印度、波斯、罗马、希腊诸文化融合，进而形成辉煌灿烂的西域文化之产物。其中纺织品上的图案花纹，呈云气奔兽之状，并有“韩仁绣宜子孙”的题识，这是中国传统的风格与技术。而其上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残片则完全出于希腊、罗马作风。其他如建筑、壁画、雕刻更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㉙

这篇文章对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路线以及西域佛教的文化性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据和分析，至今仍然是研究西域佛教史的必读篇目。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作为新时代的考古人，我们要传承、弘扬黄文弼等先辈不畏艰辛、开拓进取、使命担当、学术报国的爱国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共同为提升新疆考古工作，推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建设，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校科研计划项目“回鹘佛像画研究”（项目编号：XJEDU2017RS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