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了解，甲骨是一种占卜的遗物，甲骨上面的文字主要是占卜的记录，因此不应以为甲骨文能全面地体现商代的社会状况。古人说，卜以决疑，对于没有疑问的事，就无须进行占卜。有些人主张甲骨文包罗万象，甲骨文中没有的，在商代便不存在，这是不正确的。

对于甲骨上的文字本身，也应该采取类似的看法。甲骨所见的4000多个文字并不是当时存在的所有字数，因为甲骨文不能反映全面的生活和文化，必定有不少字从未在甲骨上面使用，况且已经发现的甲骨又远不是那时占卜刻辞的全部甲骨。

尽管如此，甲骨文有这样多个不同的文字这一点，已足以说明商代已有成熟的文字系统。有些论著把甲骨文说成中国最早的文字，看来并不合乎事实。在甲骨文出现以前，文字肯定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史。

甲骨文字的成熟性，还可以从字的构造看出。我国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以来，即有传统的“六书”说，即把字分为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类。在甲骨的文字中，这六类字都能找到，而且形声字已经占了较大的比例。按照文字形声字越晚越多的发展趋势看，甲骨的文字也远不是原始的。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商代文字，以甲骨文为最多，但甲骨文只是当时文字的一种特殊的形态。甲骨文是用锋利的工具契刻在甲骨上的，在表现上和用毛笔书写颇有不同。比如圆转的笔画每每刻成方折，填实的部分大都刻成空框，像“丁”字本来是圆形的黑点，在甲骨上一般刻为一个小方框。在商代的陶器、玉器及个别甲骨上，还可看到当时用毛笔写成的文字，朱墨都有，形态与甲骨文就不太一样，有的很不易释读。不难猜想，假如将来真的发现商代的竹木简册，即书籍，在考释文字方面一定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还应该考虑到，甲骨由于表面狭小，不能容纳很多文字，所以甲骨卜辞大都简短，语法也较简单。看传世文献，《尚书·商书》《诗经 ·商颂》，均比甲骨文长而复杂。我们也不能根据甲骨文的简短，断言商代不会有长篇的文字。

甲骨文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很主要的原因是其中记述了传世史书中罕存的商代历史。《史记》固然有《殷本纪》，但除商王世系以外，仅据《商书》《商颂》等少数文献，实质内容不多。人们对于商代史事的了解非常有限，600年的商代史，绝大部分久已被遗忘了。

在甲骨卜辞中重新揭示商代的历史，可以罗振玉、王国维发现“王亥”为例。王亥是商王的先祖，其事迹虽在古书中有所记载，却久已湮没。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中写道：“甲寅（1914）岁暮，上虞罗叔言（振玉）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 ·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 ·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 ·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 ·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虎次郎）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王亥的发现，在商史研究上有很大的影响。

王国维所引文献里的胲、核等等，都是王亥的异文。《山海经·大荒东经》说：

这段话充满了神话色彩，实际有其史实背景。古本《竹书纪年》载：

主甲微即王亥之子上甲微，是汤的高祖父。王亥旅居于易，被易君绵臣所杀，他寄托在易的牛也丧失了。牛是属于河伯的，于是王亥之子上甲借河伯的兵，攻灭了易。这个故事在古时是有名的，所以《周易》“旅”卦的爻辞中有：

这里所说的旅人正是王亥。不过，在从甲骨卜辞里找出王亥以前，这段历史竟无人注意。类似的情形，还有鬼方。

《周易》“既济”卦的爻辞：

“未济”卦的爻辞：

这里的高宗即商王武丁，《史记 ·殷本纪》说他在位时“殷道复兴”。伐鬼方，是武丁时的一件要事。

传统的解释认为，“鬼方”的意思是远方，如《诗经 ·荡》的毛传就说：“鬼方，远方也。”汉代以下传统注释都持类似意见。只有《周易集解》引汉人虞翻的注说：“鬼方，国名。”“鬼方”到底是泛指的远方，还是专指的一个国名？长期未有确证，直到殷墟发掘出土的甲骨上面出现了“鬼方”，才有了新的线索。

《殷虚文字甲编》3343和《乙编》6684都是武丁卜辞，系同时所卜，只是卜人不同。前者为：“己酉卜内［贞］，鬼方阳亡（咎）。五月。”后者为：“己酉卜宾贞，鬼方阳亡（咎）。五月。”容易看出，“鬼方”是国名，“鬼方阳”可能是鬼方的君长。

《后汉书·西羌传》说：

看来鬼方属于西戎，与甲骨卜辞常见的羌有关。这与认识武丁时期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这一类例子足以说明殷墟甲骨蕴涵着许多商代历史的事迹，绝大部分是前所未知的。西周的甲骨，情形也是如此。

据《史记》等文献，周本是商朝的属国，季历和他的儿子周文王都是商的诸侯，称为西伯，文王还曾在商王帝辛（纣）朝中任三公之职。有些学者对这一点不相信，认为商周间没有这样的关系。

周原岐山凤雏发现的卜甲，有属于文王时的，其中有下列卜辞：

意思是商王举行祀典，向天和先王上告周方伯之事。考虑到卜甲是周人卜问的遗物，商王告于天和太甲的可能是对文王的任命。不管怎样，这证实周臣属于商是可信的。

总之，研究商周历史，都不能离开甲骨卜辞。

甲骨文之所以珍贵重要，还有一个原因，是保存着商代的许多天象记录。其中最为国内外学者重视的，是武丁至祖庚时的日月食记录。这些记录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证认，从而成为中国年代学的基准点。

在属于殷墟甲骨王卜辞的村北系的宾组卜辞里，有五次月食的记录。这些关于月食的卜辞，可以根据最新的分期理论排出先后顺序，知道都在武丁晚年到祖庚之间，其时间跨度不会很长。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张培瑜先生计算，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之间，只有一组年代能够既合于卜辞记日的干支，又合于卜辞的先后顺序，即：

公元前 1201年    癸未夕月食

公元前 1198年    甲午夕月食

公元前 1192年    己未夕向庚申月食

公元前 1189年    壬申夕月食

公元前 1181年    乙酉夕月食

这五次月食的时间跨度是21年。

这里要说明，以往曾有学者讨论过的宾组卜辞所谓“三焰食日”，其实不是日食记录。其“食日”一词是一天内的时段名称，即“大食”，与日食无关。还有很多论著谈到的“鸟星”等，也不是天象记载。

甲骨卜辞中的天象材料，仍有待于寻觅发现。比如，由于否定了“鸟星”，有学者便怀疑卜辞的“新星”。仔细考察，“新星”记录的文例同于“有出虹”“有鸣雉”一类自然异象，“星”字写法也与“鸟星”的“星（晴）”有别。看来“新星”仍是非常重要的天象记录。

卜辞中的气象记录也很重要。不少卜辞既有月份又有气象情况，学者们遂得以研究当时气候的特点。武丁较早时候的组卜辞及略后一些的宾组卜辞中，这类材料最多。值得注意的是，组有一部分卜旬辞，即卜问十日之内吉凶休咎之辞，后面详记了该旬气象的状况，如：

由这类记载，大家得以窥见3000多年前安阳一带的气象变化，确实弥足珍异。

甲骨文蕴含有相当多的科学史素材，有时与神话混杂难辨。如常有人主张那时只有春秋两季，但卜辞祭四方、四风，更有一版胛骨刻辞云：

所谓“析”“因”“彝”“宛”，见于《尚书 ·尧典》和《山海经》，“彝”或作“夷”，“宛”或作“ ”“隩”，系神名，又象征着四季的农事操作。这四方之神，职能一是出入风，二是司日月之长短，实际是代表了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说明商代已经有了四季，而且以四方、四风和四季组成一种宇宙框架。周秦以下流行的宇宙论，正是从这里演变发展而来的。

甲骨卜辞中存在着大量的地名，包括都邑、方国、山川、森林等等。由于卜辞的主体是商王或其臣属，见于甲骨的地名主要反映出商朝统治的地域及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当人们刚刚通过甲骨研究揭开商代幕幔之际，绝大多数的见解认为商朝的范围很小，只限于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几省之间的一块区域，这种传统看法延续了很多年。近年的考古工作业已证明，商文化遗址和商文化遗物的出土地点，分布非常广袤。以青铜器为例，北至内蒙古北部，东到山东，南至广西、四川，西到甘肃东部，都有发现，这使学者们不能不重新考虑甲骨地名可能涉及的地域。

历来考证甲骨地名的论著，大多运用沿革地理的方法，即以甲骨与后世文献的地名互相比对。应当指出，由于商代相当古远，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单纯以地名比附，即使找出一串共同地名，仍然是难以确定的。另外，甲骨中所见地名也会有异地同名的，看见同名就彼此联系，难免发生错误。要真正确定甲骨地名的方位，最好是取得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甲骨文中与地理有关的最重要的记载，是商末的征尸（夷）方卜辞。现已证明，这组卜辞属于帝辛十祀至十一祀，共联系甲骨近40片，详细记述了王与攸侯喜征伐夷方的往返历程，有一系列地名。至于夷方位于何处、有关地名与后世地理有怎样的关系，曾有种种不同的意见。

1973年，在山东兖州的李宫村发现一批商末青铜器。铭文有族氏“索”，即周初封鲁殷民六族中的索氏，由此知道其位置在今兖州。索正是征夷方路线上的地名之一。

据征夷方等卜辞，索距离杞为两天的行程。杞应为出土过杞国青铜器的山东新泰，在兖州东北。商末青铜器有杞妇卣，铭文是“亚醜，杞妇”，器主为亚醜族氏之女而嫁于杞。亚醜的青铜器多出在新泰东北的益都。

卜辞有“小臣醜其作圉于东”，是说醜的封疆在东方，即指亚醜族氏。卜辞还提到醜在敌人大出时赶往攸地，可见攸离益都不会太远。这样我们知道，夷方当指山东一带的东夷。帝辛征夷方，确如董作宾等先生所论，即《左传》讲的“纣克东夷”。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一项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学术思想史等众多领域的多学科交叉性质的综合研究。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扎实的古文献基础，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以现代考古手段所获的地下出土材料，而且还必须运用视角广泛的比较和理性充分的思辨，对所有这些基础资料和相关学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握。《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名家专题精讲》作者以其长期从事此项工作的丰富积累和不断探索这一课题的独到心得，用十组相关力作，构成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专题的系统论述。

李学勤（1933年3月28日－2019年2月24日），生于北京，中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先秦两汉历史和思想史、考古学、古文字学与出土文献学等，对甲骨、简帛、青铜器、典籍文献、玉器、玺印、钱币等均有研究，为中国考古学、古代史、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科技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