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汉末三国至隋统一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南方对西方诸国的陆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与海外诸番联系。这种客观需要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进而提高了海上行船的安全性。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海上联系。黄武五年(226年)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国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孙权朝廷，后来返回本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率使团出访海外诸国。他们回国后，将国外见闻写成《扶南异物志》 ...

从汉末三国至隋统一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南方对西方诸国的陆路交往因南北分割而受阻，不得不主要依靠海路与海外诸番联系。这种客观需要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进而提高了海上行船的安全性。中国与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海上联系。黄武五年(226年)吴国孙权在位时，大秦国商人秦论来到交趾，随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孙权朝廷，后来返回本国。大约在同一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率使团出访海外诸国。他们回国后，将国外见闻写成《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两书。可惜这两部书已经亡佚，只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和《太平御览》等著作中。留存至今的两晋时代与海外诸国交通的资料虽然较少，但当时记载异域外国的书籍已经开始大量出现。据《隋书·经籍志二》记载，唐初可见这类书籍尚有十余种。

环中国海主要沉船位置分布图

与印度洋交通的发展便利了东西往来，来华外国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他们带来的异域奇货也越来越多。《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使臣自广州来贡，“众宝既丽，火布尤奇”。三国时外国人在东南港市已经不再罕见。

由于地理知识的增长，海商、水手们已经注意记载航行所经海区的情况。从东汉时代开始，我国南海水域在历史文献中已经开始被称为“涨海”，《后汉书》记载道，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此后不仅许多汉文文献都提到“涨海”，域外史料也提及这个海名。公元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曾记载前往中国的航路，他提到：“从昆仑岛出发，船队进入涨海水面。”除了苏莱曼，还有其他穆斯林地理学家提到过“涨海”。

南朝梁萧绎绘《职贡图》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航船离开中国大陆赴东南亚时，已经不再紧靠大陆航行，所以在途经南海时，水手们开始注意到南海诸岛。康泰等人出海时，据《扶南传》说：“涨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盘石，珊瑚生其上也。”这里所提到的涨海即今之南海。南海诸岛如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均是由珊瑚礁构成的。1957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时，曾采集到南朝时代的六耳罐、陶环等物。不仅中国水手，而且来往于中国和印度洋的外国航海家也了解到南海的珊瑚礁，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叙述“涨海”时，描写道：船只进入“涨”（即“涨海”）后，暗礁浸没在海水之下，船只从暗礁之间的隘道通过，安全航行要靠真主护佑。提到南海诸岛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并不止苏莱曼一人。这说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世界性的。从他们称南海为“涨海”判断，他们有关南海诸岛的知识是从中国人那里得知的。

据文献记载，南朝宋齐时有十余国沿海路入华。梁时许多海外番国奉中国南部政权为宗主国。日益增多的交流使中国人对前往西亚的海路和各国地理方位有了更为准确的整体认识，即所谓“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州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

刘宋时代，其疆界伸及今越南中部一带，与东南亚诸国和印度洋的关系十分密切。林邑、扶南（今柬埔寨）曾数度遣使入贡，位于今印尼境内的诃罗陀国则请求与刘宋建立互市关系，要求建立关系的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个时期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之间的海路交通变得更为频繁。元嘉五年(428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致书刘宋朝廷，说两国“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这说明中国南方与锡兰岛之间已经保持着经常的官方联系。

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西汉时中国海船已能航达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即今斯里兰卡。东汉时罗马帝国的商人开始从红海直航远东。《宋书·蛮夷传》说，大秦、天竺地处西溟。两汉的使臣均视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为畏途。但在贸易的重利诱惑下，“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异”的各国贾商携“山琛水宝”、“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干名万品”的货物，“泛海陵波，因风远至”。

隋统一以后，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与海外的联系也日渐密切。据《隋书·南蛮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年)冬十月，隋使臣常峻等人奉命从南海郡（今广州）乘北风出使赤土国。常峻的船队经两昼夜的航行，过焦山石（今越南占婆岛），暂泊于其东南的陵伽钵拔多洲（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复南行至师子石（今越南昆仑岛附近），复西行，接近马来半岛沿岸之狼牙须(Langkasuka，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再南航抵赤土国。赤土国王派出30艘小船前来迎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常峻回国时，赤土国国王遣其王子随行入贡。

斯里兰卡出土的中国瓷器

唐代，前往印度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僧人义净记载了他所知道的赴西天求法的僧人56人，其中有34人循海路而往。书中所附之《重归南海传》，还提到了另外4位从海道赴西天的僧人。海路赴印度的航线很多，起点也不尽一致。这些中国僧人有的从广州启程，有的从交州开航，更有的从占婆动身。途中停靠的港口更不相同，有的经位于今印尼的佛逝和诃陵，有的经今马来半岛。南亚境内也有为数众多的中转港，或在狮子国，或在南印度，或在东印度，或在西印度。

义净本人于咸亨二年(671年)离开广州光孝寺，随波斯舶出海南行，经20余日，到达室利佛逝，在当地停留约半年。次年复乘当地国王的船舶，向西航行15日，到达末罗瑜国，于此再停留约2个月，换乘其他船北上航行15日，抵羯荼国，即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Kedah)。同年十二月，由此经安达曼海，越孟加拉湾，航向东印度。

公元751年唐朝与大食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冲突，唐军战败。大食人将俘获的大批唐朝随军文武人员押往后方，杜佑族子杜环也在其中。杜环在大食各地留居12年后，于宝应初年乘商船回到广州。

《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州通海夷道里，详述船舶由广州出航后前往西域之途，是一份详细的有关西太平洋一印度洋海上东西交通的说明资料。他提到，从广州前往大食的航海路线是：

从广州出航后先东南行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经数日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南行经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门毒（归仁），然后西南行经奔陀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航行5日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沿海峡西北行，出峡后经婆国伽兰洲（今印度之尼科巴群岛），向西驶过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由此往大食有两条道：

一条道是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至弥兰大河（今印度河）河口，复西北行人波斯湾，至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河口。

另一条道是从狮子国西北横渡阿拉伯海至三蓝（今也门之亚丁），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行，绕阿拉伯半岛东北角达波斯湾口之没巽（今阿曼东北之苏哈尔），驶入波斯湾，沿波斯湾东岸而行，至弗利剌河河口与第一道相汇合。由此记载可见，中国海船的远洋直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早在魏晋时代，法显归国时，所乘海船就有从狮子国横穿孟加拉湾，直航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记录；隋代常峻出使赤土国时，也曾从越南南端的昆仑岛向西横穿暹罗湾直达今马来半岛。唐代中后期中国海船不但在暹罗湾和孟加拉湾继承了前代水手的航海术，而且进一步具备了从狮子国向西横越今阿拉伯海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在唐代西太平洋一北印度洋水域中，已无中国海船不能去之地。

节选自《话说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