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

　　再谈谈17世纪至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科学革命，大量西方科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到中国，历史学家称之为“西学东渐”。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主要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科学知识。我认为这个看法是相当片面的。科学革命本身就是文明融合的结果，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是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向东方的传播，但明清时期的中国，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西方科学知识，而是在接受西方知识后，主动进行发明创造。

　　我们以地球经度测量问题为例加以说明。

　　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神宗进献的世界地图以《坤舆万国全图》为名出版，中国人开始初步了解世界地图的全貌，也了解了地球概念及相应的地理经纬度概念。

　　对中国来说，地理经度的测量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了制定天文历法。明末，原来使用的历法《大统历》已经用了三百年，出现很大偏差，预报日食、月食都不准确。崇祯年间，徐光启提出要对历法进行改革。但是如何改却有很大的争议。有人主张继续使用《大统历》，只进行修正；有人主张采用伊斯兰天文学的“回回历”；还有人主张用明末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学“西法”。徐光启主张采用“西法”。为了证明“西法”的优越性，他预测了五次月食，包括初亏、食甚、复原时刻、食分、初亏所起方位等，并在每次月食发生前上奏折，以期验证。他不仅给出月食在北京的情况，还给出在其他14个省会的情况，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预测都用到了地理经度的信息。徐光启主张的“西法”在历法竞争中取得优势。后来确定采用西方天文学系统进行历法改革，所谓“溶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中国天文学从此开始了中西融合的进程。

　　地理经度测量的第二个目的是地图制作。制作地图对于国家治理非常重要。清朝康熙皇帝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天文大地测量，并在1718年绘制完成《皇舆全览图》。为开展这项工作，康熙聘用了很多传教士，他们大部分来自法国，大都与法国科学院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说康熙时期，中国与法国之间有很多科学交流。例如巴黎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就通过在华传教士获得来自中国的天文、地理数据和信息。

　　中国的这一测量活动与西方近代科学上一个重要争论相关——17世纪至18世纪关于地球形状的争论。按照牛顿力学，地球由于自转产生离心力，使地球在赤道地区凸鼓出来，成为一个扁圆体。但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领导的测量却显示地球在赤道地区应该更扁平一些，是一个椭球体。两派的争论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8世纪中期法国科考队分别到秘鲁和拉普兰德进行子午线测量，才证明牛顿的观点是正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中国康熙时期的天文大地测量，就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具有特别意义。当时在中国进行的测量，从南方的海南岛到北方的黑龙江，地域非常广阔，这在欧洲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中国所做的天文大地测量一定会得到欧洲科学家的密切关注，因为这些数据对于解决他们关注的科学问题非常有价值。所以传教士在测绘结束后，把测量数据报告给康熙皇帝的同时，也发回欧洲。这些数据很快就出现在1735年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编撰的《中国帝国图志》中，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制作世界地图的最新数据。因此，中国康熙朝的天文大地测量，实际成为欧洲近代科学活动中的一部分。

　　康熙时期为绘制《皇舆全览图》所做的大规模天文大地测量，充分说明那个时候的中国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收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而是非常主动地开展相关的科学活动。中国可以说是西方科学近代化进程的参与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是东西文明交流融合的过程。

　　我认为，自古以来，科学就在文明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科学也在这种文明的互动中获得新生。这提示我们以一种全球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上的科学与文明。“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新视角。我们将历史的点点场景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个全球科学史的图景。古代世界相互连接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这一历史遗产应该得到传承，因为，我们是探索科学真理的同一个人类。

　　（作者：孙小淳 系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