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探究
摘要: WA丨徐辉，邓宇瀚 等丨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探究丨研究卷宗原创WA世界建筑WA世界建筑 World Architecture2025年03月03日 17:03北京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探究Paling Pile Dwelling and Dais City Wall: Exploring Cultural Technologies of Ba-Shu Settlement Remain ...
WA丨徐辉，邓宇瀚 等丨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探究丨研究卷宗原创 WA世界建筑WA 世界建筑 World Architecture 2025年03月03日 17:03 北京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探究
Paling Pile Dwelling and Dais City Wall: Exploring Cultural Technologies of Ba-Shu Settlement Remains in the Bronze Age Viewed from the History of Tools
徐辉*，邓宇瀚，范银典
XU Hui*, DENG Yuhan, FAN Yindian
摘要：本文立足于工具史视野审视青铜时代的巴蜀聚落建筑，阐述以“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为空间特征的聚落建筑文化技术。通过分析以农业栽培及青铜礼器为生业特色的蜀地聚落建筑，以盐泉渔猎及青铜兵器为生业特色的巴地聚落建筑；论述青铜时代巴蜀地区基于生产生活、宗教王权、安全防御等复杂职能的干栏建筑空间逐步走向多样化，同时高台宫室及夯土城垣的大型聚落形态也呈现规模化，并进一步发现其聚落建筑的功能分区明晰，具有显著的轴线及围合性特征；聚落类型可分为木栅城垣与夯土城垣，建筑类型可分为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其中大型祭祀台及宫室区位于聚落核心区域，围绕祭祀台与宫室区形成向心性的仪式空间。这种向心性秩序把青铜时代社会分层系统中类“尖锥体”的等级结构物化于物质空间中，体现了方国联盟集团的共同利益与意志，是青铜时代巴蜀社会制度系统的空间化表达。
关键词：聚落建筑，文化技术，木栅干栏，高台宫室，夯土城垣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1]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
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孕育了极具代表性的宝墩文化群。布局严整的木骨泥墙式建筑，规模宏大的土木古城垣，体现了该区域发达的部落文明。随着各氏族部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加之周边跨区域文明的交流影响1），四川盆地进入青铜时代，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贫富分化和私有制开始出现，原有的共同分配与劳动关系被破坏，氏族部落联盟制度开始瓦解，具备早期国家形态的方国联盟2）随之出现，适应新时期生产力需求的大型城邑聚落由此产生。聚落形态方面，基于生产功能、宗教王权、安全防御等职能需求的大型城邑开始出现；建筑形态方面，用于满足日常生产生活且构造复杂的干栏式建筑和象征宗教王权意义的大型高台组合式建筑也随之出现。该时期的聚落建筑遗存主要分布在以盆西平原为核心的蜀地文化技术区及以川东峡江为核心的巴地文化技术区。
正如人类学者张光直认为：“如果中国历史上青铜器有显著重要性的这个阶段与用其他标准来划定的某个阶段相合，那么青铜器便有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标准的资格”[2]。中国西南地区作为世界上极有研究潜质的区域之一[3]，自1930年代开始，社会学、民族学、建筑学、地理学及人类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如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邓少琴等，将西南巴蜀地区的文献材料、人类学材料、民族学材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4-7]，建立起针对巴蜀青铜时代的地域文化多向度的纵深化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学术成果。既有研究分别从区域变迁、信仰风俗、文化交融等多方面视野勾勒出了青铜时代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丰富特征。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林向由周原出土卜辞中所见的“蜀”字入手，综合多学科视野讨论成都平原、岷江上游、汉中等地的“早期蜀文化”，认为“早期蜀文化”与氐关系密切，但其又并非是只与某一族、某一国直接对应的考古学文化， 而是一种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有特征性和地域性的青铜文化[8]；在人文地理学领域，蓝勇将巴蜀青铜文化划分为3个阶段与3种地域类型，以考古遗存为据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巴蜀青铜文化展开研究[9]；在民族学领域，翟国强对我国三大族系即氐羌、百越、百濮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这三大族群不同程度地对巴蜀地区青铜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10]；在考古学领域，段渝以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与青铜人物像群为据，认为其为青铜时代古蜀王国神权政体的外在表现[11]。施劲松认为青铜时代巴蜀地区处于南北向和东西向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汇、交融，催生了新的区域文明，这个区域文明最鲜明的特征是太阳崇拜[12]。孙华通过对四川盆地重要遗迹和遗物的分析，概括出了该地区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兴盛和衰亡的全过程[13]。诸多成果表明当前对巴蜀青铜时代的地域文化的研究价值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与学术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论述：“人类的生产劳动本身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4]在中国建筑史中，工具的变革能推动建筑营造体系的发展与转型[15]，在目前西南建筑史领域，针对巴蜀青铜时代的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研究较为缺乏，多聚焦于其文化背景、空间形态或功能构成的分解。因此本文尝试融合多学科方法，以工具史[16-19]为切入点，针对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建立起较为立体和完整的认知，阐述以“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为空间特征的聚落建筑文化技术。论述盆西平原区域的蜀地方国联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极为发达的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营造技术，并深远影响了先秦建筑文化；在川东峡江区域的巴地方国联盟，山水资源丰富，水路交通发达，出现极为先进的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营造技术，一条极具峡江文化特色，以盐泉、丹砂、铜矿为资源的三峡经济文化带由此孕育而生。
1 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以农业栽培与青铜礼器为特色的蜀地聚落建筑
由于盆西平原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遗址群成为蜀地青铜时代的先声。当地水源充足，物质丰盛，极为适宜从事农业栽培、种植、饲养、渔猎、采集等多种生产活动。《山海经·海内经》所记录的上古时代“冬夏播种，鸾凤歌舞，百兽群居”的乐土“广都之野”，据推测极有可能是盆西平原地区。《尚书·牧誓》中，商周时期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便是古蜀国。殷代甲骨卜辞记录有“……蜀射三百” “贞吴弗其羌蜀”3）。周原甲骨文中也有关于“伐蜀”的刻辞。青铜时代的 “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20]。至周慎靓王五年，蜀国为秦国张仪、司马错等所占据。结合考古发掘资料与历史文献可知，区域内的蜀地方国联盟遗址以三星堆文化遗址、十二桥文化遗迹、金沙文化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及成都新一村遗址等为代表。青铜时代的盆西平原孕育了发达的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营造技术，以农业栽培及青铜礼器为生业特色，其文化技术可分为鱼凫三星堆聚落建筑文化技术、杜宇金沙聚落建筑文化技术及开明蜀国聚落建筑文化技术3种类型。
1.1 鱼凫三星堆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据文献记载，“鱼凫田于滋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渝。”古蜀鱼凫时代与三星堆文化相当，距今3000~5000年左右。鱼凫三星堆聚落建筑文化技术以4期三星堆文化遗存为代表，其中二、三、四期属青铜时代方国文化遗址。总体上三星堆文化遗址群规模宏大，古文化遗址点已确定有30余个（图1）。其中营盘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粟和黍之类的旱地农作物；桂圆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有少量水稻种子[21]。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农具不多4），但青铜酒器种类数以千计，间接说明当时的农业栽培技术已相当发达。农作谷物产量丰盛，才有用于酿酒的多余谷物，以备先民用来祭祀仪礼或宴请饮用；相关研究表明，当时已能生产过滤酒糟之后的“清酒”，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盆西平原的“稻粟”混作农业体系已相当成熟，开始进入以水稻为主食的稻作文明阶段。
1 三星堆城墙遗址 ，来源：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中，用于礼仪与宗教祭祀的礼器亦数量繁多，而以青铜器为主。各类人头像、人面具、立人像、各种眼形饰件、神树、神树坛殿等独具特色，还包括区别于中原的以尊、罍为主体的青铜礼器[22]。青铜器的铸成方法主要有分铸法、浑铸法、焊柳热补法等，说明西蜀盆地早在商代晚期已出现先进的铸造技术[23]。三星堆青铜礼器中，大量器物表现的“眼睛”造型奇特，诸如各种纹饰、面具等，此为崇拜“纵目”蜀人始祖的体现5）。从三星堆二期文化起，以动物为造型的青铜器物出现，如鸟类、鱼类，这可能与彼时当权者（柏灌氏、鱼凫氏）相关。此外，青铜神树注重植物造型，反映了以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和祖先崇拜为主体的宗教信仰。这些青铜礼器造型精美、数量庞大，表明了鱼凫三星堆文化聚落高度复杂的宗教祭祀礼仪。
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北面临水，河流应为天然屏障，其余三面皆为城垣遗址。城垣横断面为梯形，墙体由主城垣及内侧墙、外侧墙3个部分组成。内侧墙和外侧墙均采用分段夯筑法，主城垣局部以土坯砖增加高度，这是中国城建史上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垣的实物例证之一[24]。城垣外侧的濠沟分别与鸭子河、马牧河连通，构成一个集安全防御、防洪减灾及交通运输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城址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25]，这种梯形的平面形制可满足城内形成井然有序、和谐统一的功能分区（图2a）。鱼凫三星堆古城内包括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及生产区6）。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4处文化堆积在古城中的轴线最为丰富集中[26]。据城址内的大型祭祀坑及其出土器物可推测，城内两个大型宗教建筑的时期不同，它们与人工堆筑的三星堆高台共同构成了核心的宗教祭祀场所。宫殿区与祭祀区位于城市南北两侧，在形态与空间上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并由此产生了贯穿全城的主要轴线。这条轴线构成了青铜时代的巴蜀地区“神权政体” [11]在城邑形态层面的物化表现。在生活区，三星堆文化的住屋遗址以方形与长方形布局居多。这种规整的几何形态具有稳定的轴向感与向心性，产生了以古代“血亲祭祖”7）为核心的平等内聚性仪式空间（图2b）。其在构造技术上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木骨泥墙建筑做法：在外围开沟槽挖柱洞或直接在地面开挖柱洞，再将密集排列的木柱作为结构骨架；将编织的植物等荆条两侧涂抹草泥形成木骨泥墙；屋顶铺垫木椽，表面涂抹草泥构成斜面草泥顶；建筑墙地面等关键构造均用明火烘烤（图2c）。
2 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
1.2 杜宇金沙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据文献记载，杜宇金沙聚落文化遗址属古蜀国望帝杜宇时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新繁水观音遗址及雅安沙溪遗址等为代表。该聚落文化遗址中，盘状砍砸器居多，该器物主要用于加工竹木类工具，说明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竹、木为主。除西南地区常见的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等陶器以外，还有大量尖底杯、盏等。十二桥遗址也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礼器出土；小青铜器立人像、小青铜人头像等青铜器继承了三星堆文化；尊、罍等源自中原的容器和列罍礼器制度更反映了该地区借鉴中原制度又极具宗教色彩的体现；大量“铜瑗”造型独特，大“穿”位于中心，一面平整，一面凸起有椽，大量小孔遍布通身，还包括大量金器，诸如太阳神鸟金饰、金蛙饰等。其中，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镂空图案，内层12条齿状光芒旋转，雕刻工艺8）精湛，生动再现了“金乌负日”的神话，是太阳崇拜及鸟崇拜的反映。
金沙聚落文化遗址中，宗教祭祀区、宫殿区、居住区与墓葬区分区明显，建筑群体组合形制上出现了以体量规格、单元模式及建造技术等为基准的等级差异。诸如金沙黄忠村遗址中，发掘出房址17座、窑址17座、墓葬13座（图3a），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该遗址可能属于金沙遗址中较高等级宫室建筑区的一部分，其中F6建筑群平面布局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F6为体量最大者，为5开间大排房，位于遗址最北端，前端由3座大小不一的房屋并列承载不同功能，并组成前导空间[27]。此外F6的建造方式也较为独特，其沟槽中有分布较为规律的大型柱洞[28]（图3b）。由此可见，该时期建造的空间开始呈现出轴线化特征，空间围合也从平等的向心集中式转移到具有差序轴线序列式（图3c）。金沙遗址东南部的“梅苑”有3个重要遗迹：一是伴有玉器和铜的象牙堆积坑；二是呈倾斜放置状的石璧、石璋等半成品分布区；三是面积成片的旷野。3处遗迹的现象表明该区域属宗教祭祀区。金沙遗址南部的“兰苑”，发现了大量的建筑、红烧土、窑穴、墓葬、陶窑等商代晚期遗迹。据考古推测，该区域以前可能是居住生活区，废弃后为墓地9）。同样，商末至西周时期的成都十二桥遗址[29]中，发现有保存较完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式木结构建筑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等遗迹（图4a）。宫室群由大小形制不一的房屋组合而成，主体建筑为一座5~6个开间的大型干栏式房屋[30]，侧面有廊道（图4b）。经分析，与此前西南地区出土的木骨泥墙建筑不同10），十二桥木结构建筑是适应南方自然环境的典型干栏建筑（图4c），主要材料包括圆木、方木、木板、圆竹、竹篾及茅草等。构造形式分为3种：竹篾绑扎、原始榫卯与竹篾绑扎相结合、榫卯连接。小型建筑普遍采用竹篾绑扎或制成较浅的卯口再用竹篾绑牢；大型建筑一般先将圆木加工成方木，其上加工出精确的卯口，再立柱架梁；这些卯口可能由凿类工具加工而成。建筑基础主要包括两种：其一为地梁基础，在十二桥地梁遗迹中，两根相邻地梁结构对应，据推测，地梁上相对对称的卯孔可能是柱洞，残存的地梁间距为2m，该地梁遗迹可能为宫室建筑的廊庑基础；其二为桩基础，一般将下端削尖的圆木桩打入土中形成桩网，主龙骨绑扎在圆木桩上端形成方格网状结构层，进而以主龙骨上平铺的木板为居住面，建筑墙体用纵横交错的圆木绑扎成木骨架作围护，木骨架上再用竹条或竹蔑编成竹板绑扎形成木骨编竹墙体。后者类似于明清西南地区盛行的民居墙体构造。建筑屋顶为双坡形制，采用榫卯与绑扎相结合的方式，将檩条与椽木构成方格网，再铺上茅草并用竹篾绑扎固定。
3 金沙黄忠村遗址，引自参考文献[27]
4 成都十二桥遗址，引自参考文献[29]
1.3 开明蜀国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开明时期的蜀国文化聚落建筑以成都汪家拐街遗址、成都青羊宫遗址、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等为代表。《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蜀国开明王朝属春秋战国时期。该文化聚落一方面广泛吸收楚文化，如铜器“邵之鼎”上的铭文、漆器上的凤纹、墓葬及木椁形制等；另一方面也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如鼎、壶等包含中原文化要素的青铜器型。青铜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印章等极具西蜀特色，上面大多刻有由图形符号复合形成的多组图像，后世将这些戈文、图案及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31]（图5）。至战国中晚期，有关社会生活的写实主义画面出现在西蜀地区的青铜器上，这是当地先民吸收中原文化及秦楚文化而开创的独特成果的体现。其中， 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11），壶身图像结构严谨，“嵌错”12）工艺高超，体现了西蜀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
5 “巴蜀图语”，引自参考文献[31]
开明蜀国文化遗址以成都汪家拐街遗址、成都青羊宫遗址、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等为代表。较杜宇金沙文化聚落而言，位置已向东移。开明王朝时期，蜀国都城已初具规模。东周成都遗址[32]，面积约15km²；当时的成都，也称“少城”或“北少城”，以一条南偏西约30°的主轴定位建城（图6）。由于成都与北方地区的气候差异显著，在日照方面，垂直偏西的轴线布置建筑更有利于冬季获取日照。在地理位置方面，该主轴位于由陕西汉中入蜀的商旅交通干线，这条干线途经今德阳、广汉、新都至成都郫江13）的赤里街14）渡口，再经双流县到新津，最后抵达彭山县江口[33]。表明蜀地至开明王朝时期，城市的祭祀色彩淡化，但经济功能凸显。
6 成都先秦城市形态，引自参考文献[32]
据《蜀王本纪》记载，青羊肆15）所在地应是开明王朝时期的商业中心，宗教祭祀区分布于羊子山土台周围，墓葬区可能在大型船棺墓葬附近。由此可见，蜀国都城的功能分区清晰，成都羊子山土台和商业街船棺墓群等文化遗址与蜀国都城的国家宗教祭祀仪礼活动关系密切。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四方形土台残高10m，台址上有石壁、石凿、陶片及兽骨等。该高台建筑用于“观望或集会、祀典”[34]。羊子山土台分为3级，每级以土坯砖砌墙作边围成方井，中间用土填实，分层打夯。墙基先用圆木棒或石锤等夯土工具夯实做成基槽，基槽上砌为方形土坯墙。以长土坯砖砌墙，用平置和上下齐缝相叠的方法做成垒砌结构，用灰白色细泥黏接砖缝。郭墙中心由土坯砖16）垒砌而成。墙脚宽6m，上砌至第10层土砖后，内壁缩10cm左右作收分。以第一道墙的外壁面为基础，再垒砌第二道墙，第一道墙外集中成回字形，以夯土填实第一、二道墙的空间。正如林向先生指出：“羊子山的祭场，是又一处古代古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神圣场所”。这种高台建筑通过竖向阶梯的聚合和平面轴线的向心性将祭祀空间的物质形态与祭者的精神信仰聚合于一处，营造出“终极”的核心空间，以彰显“居中为尊”的神圣秩序[35]（图7）。
7 羊子山土台遗址，引自参考文献[35]
总体而言，青铜时代的蜀地文化技术孕育了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以发达的农业栽培技术与独特的青铜礼器为特色，聚落建筑呈现出显著的轴线与围合性特征。而在建造技术上，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遗址有夯土高台、榫卯、木骨竹墙、桩基、地梁等构造形式，表明当时蜀国的建筑营造与加工技术极为先进，这是盆西平原聚落文明发展的需要与结果。
2 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以盐泉渔猎与青铜兵器为特色的巴地聚落建筑
在川东长江和嘉陵江的河谷地带，平坝相对狭窄，气候湿润，森林茂密，地理环境独特的巴地青铜文明逐步兴盛起来。古代文献《世本》《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均有关于巴地方国联盟的记载。据《世本》记载，巴人起源于廪君活动的湖北清江流域，溯江而上至川东建立巴国，曾向东扩展至湖北西北部[36]。据《山海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童恩正先生据此提出，巴人最早活动于今甘肃东部，后沿汉水和嘉陵江到达川东和鄂西创建巴国[37]。《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至春秋时期，巴国与“秦、楚、邓等国为比”[38]，开始向外扩张，因楚阻隔被迫放弃汉水上游南下川东以谋新发展。战国时期，因受楚国和蜀国威胁，巴国多次迁都。“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39]总体来说，巴人按来源分为两支，一支是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另一支是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楯蛮。廪君蛮崇拜白虎，其尊白虎的习俗[40]源于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的传说；而板楯蛮“专以射白虎为事”，又称“白虎复夷” “弜头虎子”[41]。两大分支皆以白虎为文化标志[42]；其聚居于汉水流域、嘉陵江流域、长江三峡流域、湘西五溪及黔北（图8）等区域[43]。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青铜时代的川东峡江巴地聚落以盐泉渔猎为主要生业类型，以青铜兵器冶炼为主要技术特征，出现了极为先进的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营造技术。
8 巴人聚居区域与迁徙的轨迹图，引自参考文献[43]
2.1 以盐泉渔猎为特色的峡江聚落生业类型
较蜀地而言，巴地峡江聚落因自然环境所限农耕面积较少，主要生业模式为渔猎、盐泉。新石器时代，巴地已产生渔猎经济模式的生产工具。在巴地宣汉罗家坝遗址[44]，发掘了大量尖锐的细石叶石器（图9）。经考察，其石料可能源自本地。据分析，该石器是古巴人渔猎经济的主要生产工具。大约在春秋时期，受西蜀影响，巴地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业栽培与渔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将沿江河谷冲积平坝地区开辟为水田，种植稻谷；由于广大丘陵和山地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仍以刀耕火种为生产方式，种植黍、稷等。正如《华阳国志·巴志》中的巴人歌谣所述，“川崖惟平，共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20]青铜时代的巴地有3处天然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湖北长阳县清江盐泉。宝源山盐泉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盐泉。在深井采卤技术出现以前，三峡天然盐泉是内陆地区最早的食盐供给源。在论述巴国物产时，《华阳国志》对各地盐井进行了特别记述。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廪君率众从夷水至盐阳，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射杀盐水神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40]。据《水经注·江水》所载，当地“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又有汤溪水“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45]。除大量文献记载以外，也有很多巴地盐泉的考古发掘。在巴地的忠县中坝遗址[46]（图10），遗存可从明清时期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是对该时期文明的完整展现。通过对发掘的大量陶片、石器、铜器及铁器工具进行分析，该地区在西周至战国时期已出现专门用来煮盐的工具[47]。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智彬认为，中坝遗址是目前经考古发掘正式证实的我国最早的井盐生产遗址。盐泉与渔猎经济兴盛，一方面使巴地峡江聚落成为中转枢纽，极大加快了东部江汉平原和西部成都平原的物资运输与交换；另一方面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导致了巴地农耕发展内生动力缺乏，使农业技术很难成为核心力量推动巴地农耕文明的发展。
9 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细石叶石器，引自参考文献[44]
10 忠县中坝遗址1997年度发掘F15平面、剖面，引自参考文献[46]
2.2 以青铜兵器为特色的峡江聚落工艺技术
巴地的青铜文明遗存分布于渝东峡江平行岭谷区域与渝西山地丘陵区域。渝东峡江平行岭谷区域以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地群、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地群、忠县渰井沟遗址群、万州中坝遗址等为代表。其青铜器多受蜀地金沙文化影响，但青铜兵器又体现出鲜明的巴文化特色。以涪陵小田溪墓群为例[48]（图11），出土的遗物以虎钮錞于、“二十六年蜀守武造”的铜戈、带王字徽记的铜器及各种巴式剑矛、玉具剑、龙行玉佩等为代表，青铜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居多，极具巴文化特色，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地和忠县渰井沟遗址群与之类似。巴人由江汉平原向西迁入四川盆地东部时，巴文化与蜀地的三星堆文化及金沙文化交流融合，因此其文化技术具有金沙文化特点，但兵器和錞又显示出地域文化特色。渝西山地丘陵区域，以阆中坪上遗址、渠县城厢遗址、广元宝轮院船棺葬墓群、巴县冬笋坝船棺葬墓群为代表。以巴地宣汉罗家坝遗址为例（图12），其文化堆积的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战国和西汉，地层关系明确，春秋战国的遗存最多，分布于罗家坝内、外坝和张家坝[49]。在巴人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以青铜器和陶器为主。青铜器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其中，M33大型墓最具价值，可能属王侯墓葬，此墓中的器物具有中原风格和楚式风格，又有巴文化与蜀文化风格，反映了战国时期巴地峡江聚落以巴文化为主导，与蜀文化关系密切，又与相邻的楚文化、秦文化互相影响。
11 涪陵小田溪墓群 M12 平面、剖面，引自参考文献[48]
12 宣汉罗家坝遗址，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3 以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为特色的峡江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迄今为止，巴地峡江聚落尚未发现与盆西平原宝墩文化遗址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规模中心聚落。在忠县渰井沟、丰都高家镇、万州苏和坪、酉阳清源等地的河湾或河边台地，一些干栏式与地面式的聚落建筑群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这些聚落规模大致相当，缺乏核心大聚落。据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巴地青铜时代的大型中心聚落有5座[20]，例如今重庆涪陵境内的巴地都城枳，“先王陵墓多在枳”说明历史上枳多为都城。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枳为楚所占领。近年来，大量涪陵战国时期的巴国遗存，尤其是战国墓葬[50]被发掘，与文献所载的“先王陵墓多在枳” 相吻合。又如巴地都城江州，位于今重庆市境内。《华阳国志》谓之“仪城江州”，《舆地纪胜》载其“东接州城，西接县城”；《巴中记》称其为“张仪所筑”。通过分析秦灭巴后的建筑可知，巴国时期的江州都城都未筑城垣。据考察，川东地区的五座巴国都城所在地都未发现秦以前的城垣遗迹。《华阳国志》载：“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水经注·江水》云：“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出土于江州区域的巴蜀“桥形币”17），反映了江州“已具有组织地区商业贸易的经济功能，也成为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官方职能机构”[51]。
上述巴地都城皆分布在河流沿岸，平都和枳沿长江分布，阆中和垫江沿嘉陵江分布，江州则位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这些中心聚落皆在河流沿岸，交通、生活、渔业捕捞和商业贸易极为便利，又处于冲积地带，土壤相对肥沃，便于农业生产。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巴地中心聚落均未发现土质城垣。《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芭黎，织木葺以为苇篱也。”芭篱，即篱芭，以竹、木等木质材料建成的围墙。“巴国都城不筑城垣，以木栅为城市界标，这与春秋楚平王以前楚都的情况恰巧一致。”[39]从城市功能来看，巴地都城作为政治权力中心，其军事功能显著。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天性劲勇”“巴师勇锐”“以国都为中心形成的城市，政治军事性质最突出，尤其是军事重镇”“竹木栅栏与夯土城垣的建筑材料不同，但用途和性能一样”[52]。巴地新石器时代的宜昌中堡岛遗址，有多条沟槽分布，沟段内有人工夯筑痕迹。“中堡岛遗址的沟槽遗迹，可能与云南佤族部落的防御工事一样，以大量木植物及木桩（柱）等栽入沟槽，再捆绑编扎，并将基部用土夯打，从而形成数道牢固的防御工事。”[39]楚国与巴地紧邻，其早期城市亦不使用土质城垣，而是以木栅为城市界标。古代日本也曾出现“栅城”的形式[53]。春秋战国时期，巴地都城以木栅作为城市界标和防御工事，与其自然环境下的地域文化紧密相关。
巴地的建筑遗存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干栏式木骨泥墙住屋为特色的大溪文化发展为老关庙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又发展为川东、长江三峡和鄂西南地区的土著干栏建筑文化[37]（图13）。这些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半地面式建筑与地面式建筑。青铜时代，蜀地极为先进的金沙干栏建筑文化影响了巴地及周边区域。迄今为止，巴地区域暂未发现大规模干栏建筑遗迹，但以武隆土坎遗址、忠县渰井沟遗址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巫山双堰塘遗址[46,54]（图14）等为代表的遗址从不同方面较系统地反映了巴地的干栏建筑文化技术：（1）巴地潮湿多泽且地貌复杂，房屋选址均位于谷坪坡坝，适应地理气候环境；（2）采用底层架空的干栏式房屋，即使在地貌复杂多变的地方建房时，可以首先营建干栏的接地平面，进而在上面修建房屋（图15）。下部架空也可避免收到蛇鼠虫蚁及山体湿气的影响；（3）房址规模小而密集，能够适应以盐泉渔猎为主要生业的聚落生活模式。总体上说，青铜时代的川东峡江地区形成了以盐泉、渔猎为重要生业，以青铜兵器冶炼为核心技术，以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为核心营造的巴地文化。其彰显了在地化的营建技术、承载着多样的生活生产模式、蕴含着丰富的人地关系，表明工具、建造、文化与空间相辅相成且密不可分[55]。
13 巴地区域反映干栏建筑文化技术的遗迹分布，根据参考文献[54]改绘
14 巴地干栏遗址，引自参考文献[46,55]
15 早期巴地坡地干栏建筑底层的两种处理方式
3 结语
巴蜀青铜文明与幅员辽阔的盆地内各区域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作为发达文明的标志与物化形式，区域内的青铜文化技术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周易·既济》载，“方，国也”。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比部落更高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早期的城邦式原始国家，而方国便是城邦式原始国家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结果。”方国，属人类学的酋邦概念，用来表述一种区别于史前文明时代又不同于国家复杂文明社会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56]。根据民族志及考古发掘资料可知，青铜时代的巴蜀社会以方国（酋邦）社会组织为主体，部落联盟融入其中。巴蜀聚落文化技术区的青铜文明高度发达，主要分为以盆西平原为核心的蜀地文化技术区和以川东峡江为核心的巴地文化技术区。
在青铜文明时期的巴蜀方国中，基于生活功能、生产技术、宗教王权、安全防御等复杂职能需求的聚落建筑空间逐步多样化与规模化。一类是适应自然环境与族群文化的生产生活类建筑，其建筑形式分为穿斗式、干栏式、土石式及混合式。较新石器时代的地面式建筑来说，这些建筑的结构更加明晰合理，构造更为复杂精巧，抵抗自然环境的能力增强，空间的围合度与完整性提高，室内居住的空间品质极大提升。另一类建筑是因先民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等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更高层次的空间诉求而产生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大型祭祀高台及组合式建筑空间。高台宫室及夯土城垣的大型聚落形态也随之规模化，城垣聚落包括夯土城垣与木栅城垣两种类型；其功能分区明晰，大型祭祀台与宫室区位于聚落核心位置；聚落具有明显围合与轴线特征，围绕祭祀台与宫室区形成向心性的仪式空间。祭祀高台与组合建筑在空间上环绕式的围合感与单向度的向心性隐喻着神圣的仪式与权力，这种向心性的秩序空间把方国时期社会分层系统的类“尖锥体”结构物化于物质空间，使建筑服务于宗教仪式或者军事王权，体现了方国联盟集团的共同利益与意志[57]，是青铜时代社会文化技术系统的物化表达[58]。
对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探究，反映了巴蜀社会系统中多种文化技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这些要素共同影响蜀地与巴地空间格局的功能、表型与性状，揭示了巴蜀地域空间格局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始终保持“和而不同”的地方景观与人文特色，至今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59]。同时并非只是再现历史的建造智慧，也意图导向具有传承性的创新；基于智能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建筑师与工匠在设计建造中对中国传统营造文化进行现代传承与转译提供历史基础。该研究成果也可进一步为后续西南传统聚落建筑的技术谱系识别与演进机制研究奠定基础，弥补现阶段中国古代建筑史、西南民族文化史对巴蜀地区传统聚落建筑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之不足。□
注释
1）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及考古学研究表明，四川盆地区 域的青铜文明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受到了来自 江汉流域的石家河古城的“三苗”文化、黄河流域 “华夏”文化，以及沿河西走廊传来的两河流域的 青铜文明的共同影响所形成。
2） 朴学大师孙怡让最早在《契文举例》中提出“方国”概念，《周易·既济》篇载，“方，国也”；在甲骨文 中称为“多方”，即很多国家。
3） 刘鹗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编著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
4） 在青铜时代，南方地区农业栽培技术所用的农具多 为竹木制作，难以长久保存。
5） 汉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萌 椎髻左衽”“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6） 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窑、玉石器作坊、铸造 青铜器的泥芯等，推测有生产作坊区的存在。
7） 血亲祭祖是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以婚姻及生育而 产生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祖灵崇拜现象。
8）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 遗产标志。
9） 金沙博物馆考古发掘 http://www.jinshasitemuseum. com/ny/kgfj.htm。
10） 在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广泛分布的地穴式、半地穴 式、地面式建筑中，均没有发现干栏式建筑特征。
11） 该铜壶描绘有3层图像：第一层是一组采桑的画面；第二层的左侧是盛大的宴飨场景，右侧是猎射场景；第三层刻画了激烈的战斗场面。
12） 嵌错：工匠们首先在器物上刻出图像的浅槽；然后 把红铜、铅等金属嵌进浅槽；进而再用一种叫“错 石”的工具对嵌了金属的图像进行打磨，使之和器 物一样平滑。
13） 成都郫江后更名为郫邑。
14） 赤里街为开明王朝时期的主要集散市场。
15） 青羊肆即位于今天的成都青羊宫附近区域。
16） 土坯砖是指没有经过烧制的砖，做坯的泥料是用泥 土和细条形茅草混合而成。制作时把木匣放在较平 整的地面，下面铺灰，然后把调好的泥放入匣内， 上面再铺一层灰，用工具舂压而成。
17）详见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出土的形制奇特的小型青铜器，该器形似玉璜，桥形单面见有外郭，上端中有穿孔，又称“磬币”或“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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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辉*（通信作者）
B.1986，重庆大学博士
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
abbsxh@qq.com
邓宇瀚
B.1999，重庆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范银典
B.1989，重庆大学硕士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科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批准号：52108005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2022BS041
世界建筑 World Architecture清华大学主办，定期转播《世界建筑》杂志相关内容，掌握建筑界的热门信息和动态。2310篇原创内容公众号
全文刊载于《世界建筑》20250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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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ing Pile Dwelling and Dais City Wall: Exploring Cultural Technologies of Ba-Shu Settlement Remains in the Bronze Age Viewed from the History of Tools
徐辉*，邓宇瀚，范银典
XU Hui*, DENG Yuhan, FAN Yindian
摘要：本文立足于工具史视野审视青铜时代的巴蜀聚落建筑，阐述以“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为空间特征的聚落建筑文化技术。通过分析以农业栽培及青铜礼器为生业特色的蜀地聚落建筑，以盐泉渔猎及青铜兵器为生业特色的巴地聚落建筑；论述青铜时代巴蜀地区基于生产生活、宗教王权、安全防御等复杂职能的干栏建筑空间逐步走向多样化，同时高台宫室及夯土城垣的大型聚落形态也呈现规模化，并进一步发现其聚落建筑的功能分区明晰，具有显著的轴线及围合性特征；聚落类型可分为木栅城垣与夯土城垣，建筑类型可分为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其中大型祭祀台及宫室区位于聚落核心区域，围绕祭祀台与宫室区形成向心性的仪式空间。这种向心性秩序把青铜时代社会分层系统中类“尖锥体”的等级结构物化于物质空间中，体现了方国联盟集团的共同利益与意志，是青铜时代巴蜀社会制度系统的空间化表达。
关键词：聚落建筑，文化技术，木栅干栏，高台宫室，夯土城垣
“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1]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资本论》
新石器时代晚期，气候宜人的四川盆地孕育了极具代表性的宝墩文化群。布局严整的木骨泥墙式建筑，规模宏大的土木古城垣，体现了该区域发达的部落文明。随着各氏族部落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加之周边跨区域文明的交流影响1），四川盆地进入青铜时代，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贫富分化和私有制开始出现，原有的共同分配与劳动关系被破坏，氏族部落联盟制度开始瓦解，具备早期国家形态的方国联盟2）随之出现，适应新时期生产力需求的大型城邑聚落由此产生。聚落形态方面，基于生产功能、宗教王权、安全防御等职能需求的大型城邑开始出现；建筑形态方面，用于满足日常生产生活且构造复杂的干栏式建筑和象征宗教王权意义的大型高台组合式建筑也随之出现。该时期的聚落建筑遗存主要分布在以盆西平原为核心的蜀地文化技术区及以川东峡江为核心的巴地文化技术区。
正如人类学者张光直认为：“如果中国历史上青铜器有显著重要性的这个阶段与用其他标准来划定的某个阶段相合，那么青铜器便有作为文化与社会界说标准的资格”[2]。中国西南地区作为世界上极有研究潜质的区域之一[3]，自1930年代开始，社会学、民族学、建筑学、地理学及人类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如徐中舒、冯汉骥、蒙文通、邓少琴等，将西南巴蜀地区的文献材料、人类学材料、民族学材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4-7]，建立起针对巴蜀青铜时代的地域文化多向度的纵深化研究范式。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学术成果。既有研究分别从区域变迁、信仰风俗、文化交融等多方面视野勾勒出了青铜时代巴蜀地区地域文化的丰富特征。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林向由周原出土卜辞中所见的“蜀”字入手，综合多学科视野讨论成都平原、岷江上游、汉中等地的“早期蜀文化”，认为“早期蜀文化”与氐关系密切，但其又并非是只与某一族、某一国直接对应的考古学文化， 而是一种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有特征性和地域性的青铜文化[8]；在人文地理学领域，蓝勇将巴蜀青铜文化划分为3个阶段与3种地域类型，以考古遗存为据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巴蜀青铜文化展开研究[9]；在民族学领域，翟国强对我国三大族系即氐羌、百越、百濮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这三大族群不同程度地对巴蜀地区青铜文明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10]；在考古学领域，段渝以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与青铜人物像群为据，认为其为青铜时代古蜀王国神权政体的外在表现[11]。施劲松认为青铜时代巴蜀地区处于南北向和东西向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文化在此交汇、交融，催生了新的区域文明，这个区域文明最鲜明的特征是太阳崇拜[12]。孙华通过对四川盆地重要遗迹和遗物的分析，概括出了该地区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兴盛和衰亡的全过程[13]。诸多成果表明当前对巴蜀青铜时代的地域文化的研究价值已经形成了普遍共识与学术认同。正如恩格斯所论述：“人类的生产劳动本身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14]在中国建筑史中，工具的变革能推动建筑营造体系的发展与转型[15]，在目前西南建筑史领域，针对巴蜀青铜时代的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研究较为缺乏，多聚焦于其文化背景、空间形态或功能构成的分解。因此本文尝试融合多学科方法，以工具史[16-19]为切入点，针对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建立起较为立体和完整的认知，阐述以“木栅干栏与高台城垣”为空间特征的聚落建筑文化技术。论述盆西平原区域的蜀地方国联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极为发达的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营造技术，并深远影响了先秦建筑文化；在川东峡江区域的巴地方国联盟，山水资源丰富，水路交通发达，出现极为先进的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营造技术，一条极具峡江文化特色，以盐泉、丹砂、铜矿为资源的三峡经济文化带由此孕育而生。
1 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以农业栽培与青铜礼器为特色的蜀地聚落建筑
由于盆西平原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遗址群成为蜀地青铜时代的先声。当地水源充足，物质丰盛，极为适宜从事农业栽培、种植、饲养、渔猎、采集等多种生产活动。《山海经·海内经》所记录的上古时代“冬夏播种，鸾凤歌舞，百兽群居”的乐土“广都之野”，据推测极有可能是盆西平原地区。《尚书·牧誓》中，商周时期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便是古蜀国。殷代甲骨卜辞记录有“……蜀射三百” “贞吴弗其羌蜀”3）。周原甲骨文中也有关于“伐蜀”的刻辞。青铜时代的 “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20]。至周慎靓王五年，蜀国为秦国张仪、司马错等所占据。结合考古发掘资料与历史文献可知，区域内的蜀地方国联盟遗址以三星堆文化遗址、十二桥文化遗迹、金沙文化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及成都新一村遗址等为代表。青铜时代的盆西平原孕育了发达的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营造技术，以农业栽培及青铜礼器为生业特色，其文化技术可分为鱼凫三星堆聚落建筑文化技术、杜宇金沙聚落建筑文化技术及开明蜀国聚落建筑文化技术3种类型。
1.1 鱼凫三星堆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据文献记载，“鱼凫田于滋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渝。”古蜀鱼凫时代与三星堆文化相当，距今3000~5000年左右。鱼凫三星堆聚落建筑文化技术以4期三星堆文化遗存为代表，其中二、三、四期属青铜时代方国文化遗址。总体上三星堆文化遗址群规模宏大，古文化遗址点已确定有30余个（图1）。其中营盘山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粟和黍之类的旱地农作物；桂圆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有少量水稻种子[21]。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农具不多4），但青铜酒器种类数以千计，间接说明当时的农业栽培技术已相当发达。农作谷物产量丰盛，才有用于酿酒的多余谷物，以备先民用来祭祀仪礼或宴请饮用；相关研究表明，当时已能生产过滤酒糟之后的“清酒”，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盆西平原的“稻粟”混作农业体系已相当成熟，开始进入以水稻为主食的稻作文明阶段。
1 三星堆城墙遗址 ，来源：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中，用于礼仪与宗教祭祀的礼器亦数量繁多，而以青铜器为主。各类人头像、人面具、立人像、各种眼形饰件、神树、神树坛殿等独具特色，还包括区别于中原的以尊、罍为主体的青铜礼器[22]。青铜器的铸成方法主要有分铸法、浑铸法、焊柳热补法等，说明西蜀盆地早在商代晚期已出现先进的铸造技术[23]。三星堆青铜礼器中，大量器物表现的“眼睛”造型奇特，诸如各种纹饰、面具等，此为崇拜“纵目”蜀人始祖的体现5）。从三星堆二期文化起，以动物为造型的青铜器物出现，如鸟类、鱼类，这可能与彼时当权者（柏灌氏、鱼凫氏）相关。此外，青铜神树注重植物造型，反映了以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和祖先崇拜为主体的宗教信仰。这些青铜礼器造型精美、数量庞大，表明了鱼凫三星堆文化聚落高度复杂的宗教祭祀礼仪。
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北面临水，河流应为天然屏障，其余三面皆为城垣遗址。城垣横断面为梯形，墙体由主城垣及内侧墙、外侧墙3个部分组成。内侧墙和外侧墙均采用分段夯筑法，主城垣局部以土坯砖增加高度，这是中国城建史上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垣的实物例证之一[24]。城垣外侧的濠沟分别与鸭子河、马牧河连通，构成一个集安全防御、防洪减灾及交通运输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城址平面呈梯形，北窄南宽[25]，这种梯形的平面形制可满足城内形成井然有序、和谐统一的功能分区（图2a）。鱼凫三星堆古城内包括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及生产区6）。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宫、西泉坎4处文化堆积在古城中的轴线最为丰富集中[26]。据城址内的大型祭祀坑及其出土器物可推测，城内两个大型宗教建筑的时期不同，它们与人工堆筑的三星堆高台共同构成了核心的宗教祭祀场所。宫殿区与祭祀区位于城市南北两侧，在形态与空间上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并由此产生了贯穿全城的主要轴线。这条轴线构成了青铜时代的巴蜀地区“神权政体” [11]在城邑形态层面的物化表现。在生活区，三星堆文化的住屋遗址以方形与长方形布局居多。这种规整的几何形态具有稳定的轴向感与向心性，产生了以古代“血亲祭祖”7）为核心的平等内聚性仪式空间（图2b）。其在构造技术上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木骨泥墙建筑做法：在外围开沟槽挖柱洞或直接在地面开挖柱洞，再将密集排列的木柱作为结构骨架；将编织的植物等荆条两侧涂抹草泥形成木骨泥墙；屋顶铺垫木椽，表面涂抹草泥构成斜面草泥顶；建筑墙地面等关键构造均用明火烘烤（图2c）。
2 鱼凫三星堆文化遗址
1.2 杜宇金沙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据文献记载，杜宇金沙聚落文化遗址属古蜀国望帝杜宇时期，即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以成都十二桥遗址、彭县竹瓦街窖藏、新繁水观音遗址及雅安沙溪遗址等为代表。该聚落文化遗址中，盘状砍砸器居多，该器物主要用于加工竹木类工具，说明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竹、木为主。除西南地区常见的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等陶器以外，还有大量尖底杯、盏等。十二桥遗址也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礼器出土；小青铜器立人像、小青铜人头像等青铜器继承了三星堆文化；尊、罍等源自中原的容器和列罍礼器制度更反映了该地区借鉴中原制度又极具宗教色彩的体现；大量“铜瑗”造型独特，大“穿”位于中心，一面平整，一面凸起有椽，大量小孔遍布通身，还包括大量金器，诸如太阳神鸟金饰、金蛙饰等。其中，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镂空图案，内层12条齿状光芒旋转，雕刻工艺8）精湛，生动再现了“金乌负日”的神话，是太阳崇拜及鸟崇拜的反映。
金沙聚落文化遗址中，宗教祭祀区、宫殿区、居住区与墓葬区分区明显，建筑群体组合形制上出现了以体量规格、单元模式及建造技术等为基准的等级差异。诸如金沙黄忠村遗址中，发掘出房址17座、窑址17座、墓葬13座（图3a），时代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该遗址可能属于金沙遗址中较高等级宫室建筑区的一部分，其中F6建筑群平面布局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F6为体量最大者，为5开间大排房，位于遗址最北端，前端由3座大小不一的房屋并列承载不同功能，并组成前导空间[27]。此外F6的建造方式也较为独特，其沟槽中有分布较为规律的大型柱洞[28]（图3b）。由此可见，该时期建造的空间开始呈现出轴线化特征，空间围合也从平等的向心集中式转移到具有差序轴线序列式（图3c）。金沙遗址东南部的“梅苑”有3个重要遗迹：一是伴有玉器和铜的象牙堆积坑；二是呈倾斜放置状的石璧、石璋等半成品分布区；三是面积成片的旷野。3处遗迹的现象表明该区域属宗教祭祀区。金沙遗址南部的“兰苑”，发现了大量的建筑、红烧土、窑穴、墓葬、陶窑等商代晚期遗迹。据考古推测，该区域以前可能是居住生活区，废弃后为墓地9）。同样，商末至西周时期的成都十二桥遗址[29]中，发现有保存较完好的商代大型宫殿式木结构建筑和小型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等遗迹（图4a）。宫室群由大小形制不一的房屋组合而成，主体建筑为一座5~6个开间的大型干栏式房屋[30]，侧面有廊道（图4b）。经分析，与此前西南地区出土的木骨泥墙建筑不同10），十二桥木结构建筑是适应南方自然环境的典型干栏建筑（图4c），主要材料包括圆木、方木、木板、圆竹、竹篾及茅草等。构造形式分为3种：竹篾绑扎、原始榫卯与竹篾绑扎相结合、榫卯连接。小型建筑普遍采用竹篾绑扎或制成较浅的卯口再用竹篾绑牢；大型建筑一般先将圆木加工成方木，其上加工出精确的卯口，再立柱架梁；这些卯口可能由凿类工具加工而成。建筑基础主要包括两种：其一为地梁基础，在十二桥地梁遗迹中，两根相邻地梁结构对应，据推测，地梁上相对对称的卯孔可能是柱洞，残存的地梁间距为2m，该地梁遗迹可能为宫室建筑的廊庑基础；其二为桩基础，一般将下端削尖的圆木桩打入土中形成桩网，主龙骨绑扎在圆木桩上端形成方格网状结构层，进而以主龙骨上平铺的木板为居住面，建筑墙体用纵横交错的圆木绑扎成木骨架作围护，木骨架上再用竹条或竹蔑编成竹板绑扎形成木骨编竹墙体。后者类似于明清西南地区盛行的民居墙体构造。建筑屋顶为双坡形制，采用榫卯与绑扎相结合的方式，将檩条与椽木构成方格网，再铺上茅草并用竹篾绑扎固定。
3 金沙黄忠村遗址，引自参考文献[27]
4 成都十二桥遗址，引自参考文献[29]
1.3 开明蜀国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开明时期的蜀国文化聚落建筑以成都汪家拐街遗址、成都青羊宫遗址、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等为代表。《华阳国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蜀国开明王朝属春秋战国时期。该文化聚落一方面广泛吸收楚文化，如铜器“邵之鼎”上的铭文、漆器上的凤纹、墓葬及木椁形制等；另一方面也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如鼎、壶等包含中原文化要素的青铜器型。青铜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印章等极具西蜀特色，上面大多刻有由图形符号复合形成的多组图像，后世将这些戈文、图案及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31]（图5）。至战国中晚期，有关社会生活的写实主义画面出现在西蜀地区的青铜器上，这是当地先民吸收中原文化及秦楚文化而开创的独特成果的体现。其中， 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11），壶身图像结构严谨，“嵌错”12）工艺高超，体现了西蜀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
5 “巴蜀图语”，引自参考文献[31]
开明蜀国文化遗址以成都汪家拐街遗址、成都青羊宫遗址、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等为代表。较杜宇金沙文化聚落而言，位置已向东移。开明王朝时期，蜀国都城已初具规模。东周成都遗址[32]，面积约15km²；当时的成都，也称“少城”或“北少城”，以一条南偏西约30°的主轴定位建城（图6）。由于成都与北方地区的气候差异显著，在日照方面，垂直偏西的轴线布置建筑更有利于冬季获取日照。在地理位置方面，该主轴位于由陕西汉中入蜀的商旅交通干线，这条干线途经今德阳、广汉、新都至成都郫江13）的赤里街14）渡口，再经双流县到新津，最后抵达彭山县江口[33]。表明蜀地至开明王朝时期，城市的祭祀色彩淡化，但经济功能凸显。
6 成都先秦城市形态，引自参考文献[32]
据《蜀王本纪》记载，青羊肆15）所在地应是开明王朝时期的商业中心，宗教祭祀区分布于羊子山土台周围，墓葬区可能在大型船棺墓葬附近。由此可见，蜀国都城的功能分区清晰，成都羊子山土台和商业街船棺墓群等文化遗址与蜀国都城的国家宗教祭祀仪礼活动关系密切。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四方形土台残高10m，台址上有石壁、石凿、陶片及兽骨等。该高台建筑用于“观望或集会、祀典”[34]。羊子山土台分为3级，每级以土坯砖砌墙作边围成方井，中间用土填实，分层打夯。墙基先用圆木棒或石锤等夯土工具夯实做成基槽，基槽上砌为方形土坯墙。以长土坯砖砌墙，用平置和上下齐缝相叠的方法做成垒砌结构，用灰白色细泥黏接砖缝。郭墙中心由土坯砖16）垒砌而成。墙脚宽6m，上砌至第10层土砖后，内壁缩10cm左右作收分。以第一道墙的外壁面为基础，再垒砌第二道墙，第一道墙外集中成回字形，以夯土填实第一、二道墙的空间。正如林向先生指出：“羊子山的祭场，是又一处古代古蜀国用于宗教祀典的神圣场所”。这种高台建筑通过竖向阶梯的聚合和平面轴线的向心性将祭祀空间的物质形态与祭者的精神信仰聚合于一处，营造出“终极”的核心空间，以彰显“居中为尊”的神圣秩序[35]（图7）。
7 羊子山土台遗址，引自参考文献[35]
总体而言，青铜时代的蜀地文化技术孕育了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以发达的农业栽培技术与独特的青铜礼器为特色，聚落建筑呈现出显著的轴线与围合性特征。而在建造技术上，干栏建筑与高台宫室遗址有夯土高台、榫卯、木骨竹墙、桩基、地梁等构造形式，表明当时蜀国的建筑营造与加工技术极为先进，这是盆西平原聚落文明发展的需要与结果。
2 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以盐泉渔猎与青铜兵器为特色的巴地聚落建筑
在川东长江和嘉陵江的河谷地带，平坝相对狭窄，气候湿润，森林茂密，地理环境独特的巴地青铜文明逐步兴盛起来。古代文献《世本》《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均有关于巴地方国联盟的记载。据《世本》记载，巴人起源于廪君活动的湖北清江流域，溯江而上至川东建立巴国，曾向东扩展至湖北西北部[36]。据《山海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童恩正先生据此提出，巴人最早活动于今甘肃东部，后沿汉水和嘉陵江到达川东和鄂西创建巴国[37]。《华阳国志·巴志》云：“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至春秋时期，巴国与“秦、楚、邓等国为比”[38]，开始向外扩张，因楚阻隔被迫放弃汉水上游南下川东以谋新发展。战国时期，因受楚国和蜀国威胁，巴国多次迁都。“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39]总体来说，巴人按来源分为两支，一支是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另一支是嘉陵江、渠江流域的板楯蛮。廪君蛮崇拜白虎，其尊白虎的习俗[40]源于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的传说；而板楯蛮“专以射白虎为事”，又称“白虎复夷” “弜头虎子”[41]。两大分支皆以白虎为文化标志[42]；其聚居于汉水流域、嘉陵江流域、长江三峡流域、湘西五溪及黔北（图8）等区域[43]。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青铜时代的川东峡江巴地聚落以盐泉渔猎为主要生业类型，以青铜兵器冶炼为主要技术特征，出现了极为先进的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营造技术。
8 巴人聚居区域与迁徙的轨迹图，引自参考文献[43]
2.1 以盐泉渔猎为特色的峡江聚落生业类型
较蜀地而言，巴地峡江聚落因自然环境所限农耕面积较少，主要生业模式为渔猎、盐泉。新石器时代，巴地已产生渔猎经济模式的生产工具。在巴地宣汉罗家坝遗址[44]，发掘了大量尖锐的细石叶石器（图9）。经考察，其石料可能源自本地。据分析，该石器是古巴人渔猎经济的主要生产工具。大约在春秋时期，受西蜀影响，巴地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业栽培与渔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将沿江河谷冲积平坝地区开辟为水田，种植稻谷；由于广大丘陵和山地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仍以刀耕火种为生产方式，种植黍、稷等。正如《华阳国志·巴志》中的巴人歌谣所述，“川崖惟平，共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20]青铜时代的巴地有3处天然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湖北长阳县清江盐泉。宝源山盐泉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盐泉。在深井采卤技术出现以前，三峡天然盐泉是内陆地区最早的食盐供给源。在论述巴国物产时，《华阳国志》对各地盐井进行了特别记述。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廪君率众从夷水至盐阳，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射杀盐水神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40]。据《水经注·江水》所载，当地“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又有汤溪水“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45]。除大量文献记载以外，也有很多巴地盐泉的考古发掘。在巴地的忠县中坝遗址[46]（图10），遗存可从明清时期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是对该时期文明的完整展现。通过对发掘的大量陶片、石器、铜器及铁器工具进行分析，该地区在西周至战国时期已出现专门用来煮盐的工具[47]。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智彬认为，中坝遗址是目前经考古发掘正式证实的我国最早的井盐生产遗址。盐泉与渔猎经济兴盛，一方面使巴地峡江聚落成为中转枢纽，极大加快了东部江汉平原和西部成都平原的物资运输与交换；另一方面 “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导致了巴地农耕发展内生动力缺乏，使农业技术很难成为核心力量推动巴地农耕文明的发展。
9 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细石叶石器，引自参考文献[44]
10 忠县中坝遗址1997年度发掘F15平面、剖面，引自参考文献[46]
2.2 以青铜兵器为特色的峡江聚落工艺技术
巴地的青铜文明遗存分布于渝东峡江平行岭谷区域与渝西山地丘陵区域。渝东峡江平行岭谷区域以涪陵小田溪战国墓地群、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地群、忠县渰井沟遗址群、万州中坝遗址等为代表。其青铜器多受蜀地金沙文化影响，但青铜兵器又体现出鲜明的巴文化特色。以涪陵小田溪墓群为例[48]（图11），出土的遗物以虎钮錞于、“二十六年蜀守武造”的铜戈、带王字徽记的铜器及各种巴式剑矛、玉具剑、龙行玉佩等为代表，青铜礼器、兵器和生活用具居多，极具巴文化特色，云阳李家坝战国墓地和忠县渰井沟遗址群与之类似。巴人由江汉平原向西迁入四川盆地东部时，巴文化与蜀地的三星堆文化及金沙文化交流融合，因此其文化技术具有金沙文化特点，但兵器和錞又显示出地域文化特色。渝西山地丘陵区域，以阆中坪上遗址、渠县城厢遗址、广元宝轮院船棺葬墓群、巴县冬笋坝船棺葬墓群为代表。以巴地宣汉罗家坝遗址为例（图12），其文化堆积的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战国和西汉，地层关系明确，春秋战国的遗存最多，分布于罗家坝内、外坝和张家坝[49]。在巴人墓葬中，出土的器物以青铜器和陶器为主。青铜器包括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其中，M33大型墓最具价值，可能属王侯墓葬，此墓中的器物具有中原风格和楚式风格，又有巴文化与蜀文化风格，反映了战国时期巴地峡江聚落以巴文化为主导，与蜀文化关系密切，又与相邻的楚文化、秦文化互相影响。
11 涪陵小田溪墓群 M12 平面、剖面，引自参考文献[48]
12 宣汉罗家坝遗址，来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3 以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为特色的峡江聚落建筑文化技术
迄今为止，巴地峡江聚落尚未发现与盆西平原宝墩文化遗址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规模中心聚落。在忠县渰井沟、丰都高家镇、万州苏和坪、酉阳清源等地的河湾或河边台地，一些干栏式与地面式的聚落建筑群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这些聚落规模大致相当，缺乏核心大聚落。据考古发掘及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巴地青铜时代的大型中心聚落有5座[20]，例如今重庆涪陵境内的巴地都城枳，“先王陵墓多在枳”说明历史上枳多为都城。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枳为楚所占领。近年来，大量涪陵战国时期的巴国遗存，尤其是战国墓葬[50]被发掘，与文献所载的“先王陵墓多在枳” 相吻合。又如巴地都城江州，位于今重庆市境内。《华阳国志》谓之“仪城江州”，《舆地纪胜》载其“东接州城，西接县城”；《巴中记》称其为“张仪所筑”。通过分析秦灭巴后的建筑可知，巴国时期的江州都城都未筑城垣。据考察，川东地区的五座巴国都城所在地都未发现秦以前的城垣遗迹。《华阳国志》载：“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水经注·江水》云：“江水又东，左迳新市里南。”出土于江州区域的巴蜀“桥形币”17），反映了江州“已具有组织地区商业贸易的经济功能，也成为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官方职能机构”[51]。
上述巴地都城皆分布在河流沿岸，平都和枳沿长江分布，阆中和垫江沿嘉陵江分布，江州则位于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这些中心聚落皆在河流沿岸，交通、生活、渔业捕捞和商业贸易极为便利，又处于冲积地带，土壤相对肥沃，便于农业生产。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巴地中心聚落均未发现土质城垣。《史记·张仪列传》记载：“芭黎，织木葺以为苇篱也。”芭篱，即篱芭，以竹、木等木质材料建成的围墙。“巴国都城不筑城垣，以木栅为城市界标，这与春秋楚平王以前楚都的情况恰巧一致。”[39]从城市功能来看，巴地都城作为政治权力中心，其军事功能显著。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天性劲勇”“巴师勇锐”“以国都为中心形成的城市，政治军事性质最突出，尤其是军事重镇”“竹木栅栏与夯土城垣的建筑材料不同，但用途和性能一样”[52]。巴地新石器时代的宜昌中堡岛遗址，有多条沟槽分布，沟段内有人工夯筑痕迹。“中堡岛遗址的沟槽遗迹，可能与云南佤族部落的防御工事一样，以大量木植物及木桩（柱）等栽入沟槽，再捆绑编扎，并将基部用土夯打，从而形成数道牢固的防御工事。”[39]楚国与巴地紧邻，其早期城市亦不使用土质城垣，而是以木栅为城市界标。古代日本也曾出现“栅城”的形式[53]。春秋战国时期，巴地都城以木栅作为城市界标和防御工事，与其自然环境下的地域文化紧密相关。
巴地的建筑遗存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干栏式木骨泥墙住屋为特色的大溪文化发展为老关庙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又发展为川东、长江三峡和鄂西南地区的土著干栏建筑文化[37]（图13）。这些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半地面式建筑与地面式建筑。青铜时代，蜀地极为先进的金沙干栏建筑文化影响了巴地及周边区域。迄今为止，巴地区域暂未发现大规模干栏建筑遗迹，但以武隆土坎遗址、忠县渰井沟遗址群、云阳李家坝遗址、巫山双堰塘遗址[46,54]（图14）等为代表的遗址从不同方面较系统地反映了巴地的干栏建筑文化技术：（1）巴地潮湿多泽且地貌复杂，房屋选址均位于谷坪坡坝，适应地理气候环境；（2）采用底层架空的干栏式房屋，即使在地貌复杂多变的地方建房时，可以首先营建干栏的接地平面，进而在上面修建房屋（图15）。下部架空也可避免收到蛇鼠虫蚁及山体湿气的影响；（3）房址规模小而密集，能够适应以盐泉渔猎为主要生业的聚落生活模式。总体上说，青铜时代的川东峡江地区形成了以盐泉、渔猎为重要生业，以青铜兵器冶炼为核心技术，以干栏建筑与木栅城垣为核心营造的巴地文化。其彰显了在地化的营建技术、承载着多样的生活生产模式、蕴含着丰富的人地关系，表明工具、建造、文化与空间相辅相成且密不可分[55]。
13 巴地区域反映干栏建筑文化技术的遗迹分布，根据参考文献[54]改绘
14 巴地干栏遗址，引自参考文献[46,55]
15 早期巴地坡地干栏建筑底层的两种处理方式
3 结语
巴蜀青铜文明与幅员辽阔的盆地内各区域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作为发达文明的标志与物化形式，区域内的青铜文化技术具有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周易·既济》载，“方，国也”。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比部落更高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早期的城邦式原始国家，而方国便是城邦式原始国家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结果。”方国，属人类学的酋邦概念，用来表述一种区别于史前文明时代又不同于国家复杂文明社会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56]。根据民族志及考古发掘资料可知，青铜时代的巴蜀社会以方国（酋邦）社会组织为主体，部落联盟融入其中。巴蜀聚落文化技术区的青铜文明高度发达，主要分为以盆西平原为核心的蜀地文化技术区和以川东峡江为核心的巴地文化技术区。
在青铜文明时期的巴蜀方国中，基于生活功能、生产技术、宗教王权、安全防御等复杂职能需求的聚落建筑空间逐步多样化与规模化。一类是适应自然环境与族群文化的生产生活类建筑，其建筑形式分为穿斗式、干栏式、土石式及混合式。较新石器时代的地面式建筑来说，这些建筑的结构更加明晰合理，构造更为复杂精巧，抵抗自然环境的能力增强，空间的围合度与完整性提高，室内居住的空间品质极大提升。另一类建筑是因先民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等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更高层次的空间诉求而产生的，极具象征意义的大型祭祀高台及组合式建筑空间。高台宫室及夯土城垣的大型聚落形态也随之规模化，城垣聚落包括夯土城垣与木栅城垣两种类型；其功能分区明晰，大型祭祀台与宫室区位于聚落核心位置；聚落具有明显围合与轴线特征，围绕祭祀台与宫室区形成向心性的仪式空间。祭祀高台与组合建筑在空间上环绕式的围合感与单向度的向心性隐喻着神圣的仪式与权力，这种向心性的秩序空间把方国时期社会分层系统的类“尖锥体”结构物化于物质空间，使建筑服务于宗教仪式或者军事王权，体现了方国联盟集团的共同利益与意志[57]，是青铜时代社会文化技术系统的物化表达[58]。
对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巴蜀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探究，反映了巴蜀社会系统中多种文化技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这些要素共同影响蜀地与巴地空间格局的功能、表型与性状，揭示了巴蜀地域空间格局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始终保持“和而不同”的地方景观与人文特色，至今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59]。同时并非只是再现历史的建造智慧，也意图导向具有传承性的创新；基于智能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建筑师与工匠在设计建造中对中国传统营造文化进行现代传承与转译提供历史基础。该研究成果也可进一步为后续西南传统聚落建筑的技术谱系识别与演进机制研究奠定基础，弥补现阶段中国古代建筑史、西南民族文化史对巴蜀地区传统聚落建筑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之不足。□
注释
1）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及考古学研究表明，四川盆地区 域的青铜文明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受到了来自 江汉流域的石家河古城的“三苗”文化、黄河流域 “华夏”文化，以及沿河西走廊传来的两河流域的 青铜文明的共同影响所形成。
2） 朴学大师孙怡让最早在《契文举例》中提出“方国”概念，《周易·既济》篇载，“方，国也”；在甲骨文 中称为“多方”，即很多国家。
3） 刘鹗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编著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
4） 在青铜时代，南方地区农业栽培技术所用的农具多 为竹木制作，难以长久保存。
5） 汉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是时人萌 椎髻左衽”“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6） 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窑、玉石器作坊、铸造 青铜器的泥芯等，推测有生产作坊区的存在。
7） 血亲祭祖是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以婚姻及生育而 产生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祖灵崇拜现象。
8） 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 遗产标志。
9） 金沙博物馆考古发掘 http://www.jinshasitemuseum. com/ny/kgfj.htm。
10） 在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广泛分布的地穴式、半地穴 式、地面式建筑中，均没有发现干栏式建筑特征。
11） 该铜壶描绘有3层图像：第一层是一组采桑的画面；第二层的左侧是盛大的宴飨场景，右侧是猎射场景；第三层刻画了激烈的战斗场面。
12） 嵌错：工匠们首先在器物上刻出图像的浅槽；然后 把红铜、铅等金属嵌进浅槽；进而再用一种叫“错 石”的工具对嵌了金属的图像进行打磨，使之和器 物一样平滑。
13） 成都郫江后更名为郫邑。
14） 赤里街为开明王朝时期的主要集散市场。
15） 青羊肆即位于今天的成都青羊宫附近区域。
16） 土坯砖是指没有经过烧制的砖，做坯的泥料是用泥 土和细条形茅草混合而成。制作时把木匣放在较平 整的地面，下面铺灰，然后把调好的泥放入匣内， 上面再铺一层灰，用工具舂压而成。
17）详见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出土的形制奇特的小型青铜器，该器形似玉璜，桥形单面见有外郭，上端中有穿孔，又称“磬币”或“璜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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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辉*（通信作者）
B.1986，重庆大学博士
重庆交通大学副教授
abbsxh@qq.com
邓宇瀚
B.1999，重庆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范银典
B.1989，重庆大学硕士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科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批准号：52108005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项目编号：2022BS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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