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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新疆考古的新收获与新故事
摘要: 2025年，新疆考古的新收获与新故事国家文物局2026年2月14日 17:08北京听全文2月8日至9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承办的“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汇报会上，20余位学者回顾了过去一年在新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为期两 ...
2025年，新疆考古的新收获与新故事国家文物局 2026年2月14日 17:08 北京 听全文2月8日至9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承办的“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
汇报会上，20余位学者回顾了过去一年在新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为期两天的汇报会中围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古代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新疆地区早期文明综合研究”“新疆科技考古专题”等四个板块进行学术汇报。
据介绍，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区内外10余家单位，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12项，持续挖掘新疆在中华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承担配合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工程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205项（其中考古发掘项目37项），有力保障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工程建设，补充完善新疆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进一步加强了文物价值阐释和有效利用，助力文化润疆工作落地见效。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证：展现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管辖
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始终尊崇大一统理念，将新疆地区置于国家大一统格局下进行治理。2025年，历史时期重点墓葬和城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汉晋以降新疆地区物质遗存演变、文化认同升华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充分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火焰山下的巴达木东墓群、天山南麓的库车市友谊路墓群等考古发掘，均打开了认识唐代中央政权在新疆治理体系的崭新窗口。
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处重要的晋唐时期高昌先民公共墓葬区，2022年至2025年，累计清理晋唐时期墓葬27座，先后发现了程奂墓（M11）、李重晖墓（M16）。本年度发掘的M19—M22属于家族墓葬，值得一提的是，M20出土墓内陈设布局的实物原型组合，由木榻、木棺、木骨屏风及东西两侧的木箱、木架五部分组成，内绘有带翼神兽。
“参照同时期其他墓葬，并依据宿白先生对唐代长安墓制的研究，一至三品官员墓室尺寸为4米多见方，推断M20墓主应属三品以上高等级官员。棺床壸门‘虎捕羊’图像则进一步指向军事职官身份。这与安西都护府作为边疆军事机构的属性高度契合。上述判断与‘安西都护府主流建制为正三品上’的史学定论相合，为探讨西州地方官制与中央墓制的适配性提供了实物参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解读道，“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原官制的严格对应，绝非偶然巧合，而是唐代边疆治理中‘制度同源’原则的生动体现。此外，M20的葬式、壁画处处可见中原文化、西域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融痕迹，是唐代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鲜活样本，也是在共同的政治认同与文化交融语境下形成的‘和而不同’格局。”
库车友谊路墓群文物保护现场
2025年，在对库车友谊路墓群进行第五次考古发掘时，唐代尹公墓（M138）的发现，同样出乎意料。尹公墓是目前南疆地区唯一一座唐代砖室墓，也是首次发现墓志和武士泥俑的墓葬，填补了龟兹地区唐代中后期安西都护府官员墓葬的考古空白。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阿里甫江·尼亚孜介绍，墓志记述志主在唐安西四镇的两个官职——“支度判官”和“侍御史”，最后职官“安西副都护”。尹公卒于“贞元七年”，是此时安西都护府仍在正常工作的铁证。另记述尹公“迁厝于都护府城东乌垒原”，该墓位于龟兹故城东100米，证实了现在的龟兹故城是唐代安西都护府故址。
“看到公布的尹公墓志后，我非常激动！”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荣新江难掩兴奋的心情。他解释道：“墓志记载尹公于贞元七年去世，作为安西副都护曾前往黑衣大食。唐朝于贞元元年派宦官杨良瑶从长安出发出使黑衣大食，他是走海路去的。从墓志中我们了解到尹公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出使黑衣大食，但他从安西出发走陆路，可以看出安西北庭将士为了巩固边疆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奇台县唐朝墩古城、乌鲁木齐市乌拉泊古城均为唐代始建，沿用至元代。唐朝墩古城自2018年以来已清理出东城门及城内院落、浴场、佛寺、景教寺院等遗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任冠介绍：“2025年度我们确认了城址的西门所在，西门的确认对于研究整个城址的形制布局，乃至当时整个城址的建制都非常重要。另外重要的发现是清理出一个院落遗址，推测可能是与祆教相关的宗教遗存。此前发现过佛寺、景教寺院等宗教遗存，这次又发现了祆教遗存，反映了城址内当时多元宗教共存的历史场景。”任冠表示，新一轮考古发掘实证城址在唐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扮演的重要作用，加深了对城址9至13世纪继续发展，再到元代逐渐衰落的历史过程的认识。
乌拉泊古城多被认为是唐轮台城旧址。2025年的正式发掘明确了古城东子城、西子城、南子城的先后营建次序，厘清了西子城东门的营建、改建情况，为研究乌鲁木齐市城建史、唐至元时期白水涧道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资料。
多元宗教中国化：呈现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特质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2025年度的多项考古发现，如吐鲁番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哈密市白杨沟佛寺遗址、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焉耆县霍拉山寺院遗址等，也实证了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地区宗教格局的特点，交融共存始终是新疆地区宗教关系的主流。可以说，新疆佛教、景教、摩尼教遗存考古的新收获，生动诠释了多种宗教并存及中国化进程。
经过连续四个年度的发掘后，吐鲁番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全貌和布局逐渐清晰起来，包括建在山顶上的寺院主要本体，沿山坡所建的包括寝室、图书室、厕所等在内的生活区以及墓地。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透露，近两年还找到了包括3条葡萄沟、引水渠，以及废弃梯田在内的经济区。“累计出土1300多件文献，载体包括纸、陶片、骨头、布匹、木头和葫芦，涉及七八种文字。一些保存很好的壁画，从风格上反映出与吐鲁番地区其他宗教的联系。”
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东寺
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分东、西二寺，普遍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昭怙厘大寺、雀梨大寺、雀离大清净。2024年、2025年对东寺中心区僧院、塔院的相继发掘，揭示了二者的统一规划性，为研究龟兹地区塔院与僧院形制布局、相互关系提供了实例。
焉耆县霍拉山寺院遗址原被认为是唐代佛寺遗址。2024年确认的11世纪左右摩尼教题材“幽深苦海寻珍宝”地画，拓宽了遗址内涵研究视野。2025年的清理复原了地画出土环境，探明了遗址低洼处建筑基址早晚关系、修筑方式等。
寻根溯源：新疆早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以东、西天山为重点的史前聚落和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为例，如温泉县呼斯塔、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等青铜时代大型聚落遗址，不仅丰富了新疆史前文化内涵，还为新疆史前聚落发展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温泉县呼斯塔遗址是一处主体为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的大型聚落，由核心区城址、墓葬群、核心区外围其他遗迹构成。近年来，在核心区城址东南约2公里处发现一处大型墓地Z1，经发掘与测年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早于遗址主体约1200年。2025年，在发掘大型墓葬Z1的基础上，于东区墓地内又发掘了两座小型墓葬（Z3、Z4），二者均属于隋唐时期，而非发掘之前推测的青铜时代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解释道：“墓葬的发现首先证明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即便是青铜时代，文化面貌也并不单纯。此前在阿尔泰山周边包括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找不到源头，早期墓地的发现或许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线索。”
温泉县哈夏林场墓群的夏商时期墓葬、房址与呼斯塔遗址高度一致，进一步展现了流域内史前聚落的发展形态。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动植物遗存研究，反映了从畜牧向游牧经济转变过程。
天山东段的伊吾县尖甲坡墓群，由墓葬、房址、采石场等构成，主体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主墓环壕、殉牲坑及石构房址的发掘，明确了环壕及通道的构筑方式、殉葬内容及房址改扩建过程，推进了区域文化面貌、游牧族群埋葬制度及其与中原文化联系等研究。
科技助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多学科合作深度介入，其成果在推进新疆考古研究深度广度方面作用日益凸显，显著提升了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阐释能力。
唐代，丝绸之路的兴盛带动了中国北方饮茶风尚在吐鲁番地区的兴起。云南普洱地区虽有唐代就已产茶的记载，但不知是普洱茶还是普通山茶。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茶残留物，将这一名茶开始生产并进入西北饮茶风尚的时间至少定于唐代末期。
库车市域的冶炼遗址，反映出该地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有金属冶炼生产，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已开始用煤冶铁，将中国使用煤炼生铁的考古学证据上溯近千年。
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出土的战国至汉代玻璃珠，涵盖了植物灰钠钙和泡碱钠钙两个化学体系，既反映了人为脱色工艺的存在，也折射出早期玻璃珠生产温控能力的局限性。
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力量参与新疆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之中，推动新疆地区旧石器与人类起源、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课题研究。前沿的发掘理念，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和文物保护技术，使新疆考古发掘工作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2025年的新疆考古工作，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揭示，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深刻追溯，是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生动诠释，既有助于凸显新疆在中华文明史研究中的地位，更为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了积极力量。
采写：张 宸
编辑：赵军慧
审核：徐秀丽
汇报会上，20余位学者回顾了过去一年在新疆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为期两天的汇报会中围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古代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新疆地区早期文明综合研究”“新疆科技考古专题”等四个板块进行学术汇报。
据介绍，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区内外10余家单位，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12项，持续挖掘新疆在中华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承担配合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工程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205项（其中考古发掘项目37项），有力保障国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工程建设，补充完善新疆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进一步加强了文物价值阐释和有效利用，助力文化润疆工作落地见效。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实证：展现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管辖
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始终尊崇大一统理念，将新疆地区置于国家大一统格局下进行治理。2025年，历史时期重点墓葬和城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汉晋以降新疆地区物质遗存演变、文化认同升华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充分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火焰山下的巴达木东墓群、天山南麓的库车市友谊路墓群等考古发掘，均打开了认识唐代中央政权在新疆治理体系的崭新窗口。
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处重要的晋唐时期高昌先民公共墓葬区，2022年至2025年，累计清理晋唐时期墓葬27座，先后发现了程奂墓（M11）、李重晖墓（M16）。本年度发掘的M19—M22属于家族墓葬，值得一提的是，M20出土墓内陈设布局的实物原型组合，由木榻、木棺、木骨屏风及东西两侧的木箱、木架五部分组成，内绘有带翼神兽。
“参照同时期其他墓葬，并依据宿白先生对唐代长安墓制的研究，一至三品官员墓室尺寸为4米多见方，推断M20墓主应属三品以上高等级官员。棺床壸门‘虎捕羊’图像则进一步指向军事职官身份。这与安西都护府作为边疆军事机构的属性高度契合。上述判断与‘安西都护府主流建制为正三品上’的史学定论相合，为探讨西州地方官制与中央墓制的适配性提供了实物参照。”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解读道，“这种墓葬形制与中原官制的严格对应，绝非偶然巧合，而是唐代边疆治理中‘制度同源’原则的生动体现。此外，M20的葬式、壁画处处可见中原文化、西域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融痕迹，是唐代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鲜活样本，也是在共同的政治认同与文化交融语境下形成的‘和而不同’格局。”
库车友谊路墓群文物保护现场
2025年，在对库车友谊路墓群进行第五次考古发掘时，唐代尹公墓（M138）的发现，同样出乎意料。尹公墓是目前南疆地区唯一一座唐代砖室墓，也是首次发现墓志和武士泥俑的墓葬，填补了龟兹地区唐代中后期安西都护府官员墓葬的考古空白。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阿里甫江·尼亚孜介绍，墓志记述志主在唐安西四镇的两个官职——“支度判官”和“侍御史”，最后职官“安西副都护”。尹公卒于“贞元七年”，是此时安西都护府仍在正常工作的铁证。另记述尹公“迁厝于都护府城东乌垒原”，该墓位于龟兹故城东100米，证实了现在的龟兹故城是唐代安西都护府故址。
“看到公布的尹公墓志后，我非常激动！”北京大学文科一级教授荣新江难掩兴奋的心情。他解释道：“墓志记载尹公于贞元七年去世，作为安西副都护曾前往黑衣大食。唐朝于贞元元年派宦官杨良瑶从长安出发出使黑衣大食，他是走海路去的。从墓志中我们了解到尹公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出使黑衣大食，但他从安西出发走陆路，可以看出安西北庭将士为了巩固边疆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奇台县唐朝墩古城、乌鲁木齐市乌拉泊古城均为唐代始建，沿用至元代。唐朝墩古城自2018年以来已清理出东城门及城内院落、浴场、佛寺、景教寺院等遗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任冠介绍：“2025年度我们确认了城址的西门所在，西门的确认对于研究整个城址的形制布局，乃至当时整个城址的建制都非常重要。另外重要的发现是清理出一个院落遗址，推测可能是与祆教相关的宗教遗存。此前发现过佛寺、景教寺院等宗教遗存，这次又发现了祆教遗存，反映了城址内当时多元宗教共存的历史场景。”任冠表示，新一轮考古发掘实证城址在唐代丝绸之路新北道上扮演的重要作用，加深了对城址9至13世纪继续发展，再到元代逐渐衰落的历史过程的认识。
乌拉泊古城多被认为是唐轮台城旧址。2025年的正式发掘明确了古城东子城、西子城、南子城的先后营建次序，厘清了西子城东门的营建、改建情况，为研究乌鲁木齐市城建史、唐至元时期白水涧道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资料。
多元宗教中国化：呈现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特质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和枢纽，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2025年度的多项考古发现，如吐鲁番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哈密市白杨沟佛寺遗址、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焉耆县霍拉山寺院遗址等，也实证了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是新疆地区宗教格局的特点，交融共存始终是新疆地区宗教关系的主流。可以说，新疆佛教、景教、摩尼教遗存考古的新收获，生动诠释了多种宗教并存及中国化进程。
经过连续四个年度的发掘后，吐鲁番市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全貌和布局逐渐清晰起来，包括建在山顶上的寺院主要本体，沿山坡所建的包括寝室、图书室、厕所等在内的生活区以及墓地。中山大学教授刘文锁透露，近两年还找到了包括3条葡萄沟、引水渠，以及废弃梯田在内的经济区。“累计出土1300多件文献，载体包括纸、陶片、骨头、布匹、木头和葫芦，涉及七八种文字。一些保存很好的壁画，从风格上反映出与吐鲁番地区其他宗教的联系。”
库车苏巴什佛寺遗址—东寺
库车市苏巴什佛寺遗址分东、西二寺，普遍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昭怙厘大寺、雀梨大寺、雀离大清净。2024年、2025年对东寺中心区僧院、塔院的相继发掘，揭示了二者的统一规划性，为研究龟兹地区塔院与僧院形制布局、相互关系提供了实例。
焉耆县霍拉山寺院遗址原被认为是唐代佛寺遗址。2024年确认的11世纪左右摩尼教题材“幽深苦海寻珍宝”地画，拓宽了遗址内涵研究视野。2025年的清理复原了地画出土环境，探明了遗址低洼处建筑基址早晚关系、修筑方式等。
寻根溯源：新疆早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以东、西天山为重点的史前聚落和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为例，如温泉县呼斯塔、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等青铜时代大型聚落遗址，不仅丰富了新疆史前文化内涵，还为新疆史前聚落发展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等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温泉县呼斯塔遗址是一处主体为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的大型聚落，由核心区城址、墓葬群、核心区外围其他遗迹构成。近年来，在核心区城址东南约2公里处发现一处大型墓地Z1，经发掘与测年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600年，早于遗址主体约1200年。2025年，在发掘大型墓葬Z1的基础上，于东区墓地内又发掘了两座小型墓葬（Z3、Z4），二者均属于隋唐时期，而非发掘之前推测的青铜时代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解释道：“墓葬的发现首先证明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即便是青铜时代，文化面貌也并不单纯。此前在阿尔泰山周边包括俄罗斯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找不到源头，早期墓地的发现或许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线索。”
温泉县哈夏林场墓群的夏商时期墓葬、房址与呼斯塔遗址高度一致，进一步展现了流域内史前聚落的发展形态。吉仁台沟口遗址的动植物遗存研究，反映了从畜牧向游牧经济转变过程。
天山东段的伊吾县尖甲坡墓群，由墓葬、房址、采石场等构成，主体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主墓环壕、殉牲坑及石构房址的发掘，明确了环壕及通道的构筑方式、殉葬内容及房址改扩建过程，推进了区域文化面貌、游牧族群埋葬制度及其与中原文化联系等研究。
科技助力：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
多学科合作深度介入，其成果在推进新疆考古研究深度广度方面作用日益凸显，显著提升了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阐释能力。
唐代，丝绸之路的兴盛带动了中国北方饮茶风尚在吐鲁番地区的兴起。云南普洱地区虽有唐代就已产茶的记载，但不知是普洱茶还是普通山茶。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茶残留物，将这一名茶开始生产并进入西北饮茶风尚的时间至少定于唐代末期。
库车市域的冶炼遗址，反映出该地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有金属冶炼生产，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已开始用煤冶铁，将中国使用煤炼生铁的考古学证据上溯近千年。
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出土的战国至汉代玻璃珠，涵盖了植物灰钠钙和泡碱钠钙两个化学体系，既反映了人为脱色工艺的存在，也折射出早期玻璃珠生产温控能力的局限性。
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力量参与新疆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之中，推动新疆地区旧石器与人类起源、汉唐西域军政建置、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要课题研究。前沿的发掘理念，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和文物保护技术，使新疆考古发掘工作的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2025年的新疆考古工作，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揭示，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深刻追溯，是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生动诠释，既有助于凸显新疆在中华文明史研究中的地位，更为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贡献了积极力量。
采写：张 宸
编辑：赵军慧
审核：徐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