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故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昌吉利”钱解读
摘要: 学术园地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昌吉利”钱解读原创刘 政中国钱币博物馆2026年1月23日 15:22北京听全文有关“高昌吉利”钱的讨论和研究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仍是学术届的热点。目前已知的“高昌吉利”钱数量不多，据盛观熙统计：“已知‘高昌吉利’钱有30枚，如果包括国 内出土的、海外传世的、科学考古发掘发现的、古籍图谱记载的、中外文物博物馆（据说 ...
学术园地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昌吉利”钱解读原创 刘 政 中国钱币博物馆 2026年1月23日 15:22 北京 听全文
有关“高昌吉利”钱的讨论和研究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仍是学术届的热点。目前已知的“高昌吉利”钱数量不多，据盛观熙统计：“已知‘高昌吉利’钱有30枚，如果包括国 内出土的、海外传世的、科学考古发掘发现的、古籍图谱记载的、中外文物博物馆（据说 中国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各收藏有10余枚，确实情况待查）、收藏家个人所搜藏的‘高昌吉利’钱，估计其总数量绝对不会少于50枚”。钱伯泉认为，“现有的‘高昌吉利’真品钱，总数必在100枚开外。”不管是“不少于 50 枚”还是“100 枚开外”，其数量总归 是不多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 5 枚“高昌吉利”钱，关于这 5 枚“高昌吉利”钱，学界所 知甚少。如上文中盛观熙所提，甚至不小心笔误将“中国国家博物馆”写为“中国博物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5 枚“高昌吉利”进行专门介绍，公布具体的资料、照片，为研究“高昌吉利”钱提供新的实物资料。
01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昌吉利”钱
1. 高昌吉利。直径 2.7cm，重 10.2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 （图 1）。
这枚“高昌吉利”钱来自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的旧藏。1952 年春，时任国家文物局 局长郑振铎派人与定居香港的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多次商谈，将其收藏的 17000 多枚钱币、钞版等文物，最终以 80 万港币成交，1955 年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前身）。这枚“高昌吉利”就是陈仁涛 1955 年售卖的藏品之一。
2. 高昌吉利 ( 光背 )。 直径 2.5cm，重 4.7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 书，旋读（图 2）。
3. 高昌吉利。直径 2.6cm，重 9.4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图 3）。
第 2、3 枚钱币皆来自于罗伯昭的旧藏。罗伯昭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颇有渊源，1956年至 1965 年十年间，罗伯昭曾 13 次向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无偿捐赠其个人珍藏。1957 年，他将 15431 件文物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这两枚“高昌吉利”钱。罗伯昭收藏“高昌吉利”钱为学界所知，但似乎他所收藏的“高昌吉利”钱并未刊布图片。盛观熙提到 ：“上海钱币界张炯伯、丁福保等前辈均收藏有此钱，惜未见图片”。相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两枚罗伯昭捐赠的“高昌吉利”钱的详细资料尤其是照片刊布后，可弥补学者“惜未见图片”的遗憾。
4. 高昌吉利 ( 光背 )。直径 2.6cm，重 13.3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 旋读（图 4）。这枚高昌吉利钱为 1975 年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拨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5. 高昌吉利。直径 2.6、厚 0.3cm，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 （图 5）。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关档案资料显示，这枚“高昌吉利”钱为 1959 年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拨，相关备注为“1928 年在新疆吐鲁番二堡采集”，此外没有更多的信息。笔 者认为这枚钱就是黄文弼在吐鲁番采集到的那枚“高昌吉利”钱。1928年，黄文弼在吐鲁番采集到一枚“高昌吉利”钱，“此钱圆肉方孔。有边。直径2.5 厘米、厚 4 毫米，重 12.5 克。此钱在吐鲁番购入。据本地居民云 ：‘出哈拉合卓旧城中’。正面文为‘高昌 吉利’四字，方笔分书，读法自上而左回旋读之。背面光幕无纹，正反均有边沿，宽约二毫米。红铜质，颇厚重”。
黄文弼关于此枚“高昌吉利”钱的记述自此结束，因此 后来学界并不知晓这枚“高昌吉利”钱最终的去向。盛观熙提到：“该钱实物如今去向不明”。片山章雄提到，“我没有掌握与此有关的确切资料，但这枚现在肯定收藏于国家 机构”。
本文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枚“高昌吉利”钱就是黄文弼在吐鲁番采集到的那枚，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外形高度相似。细审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的照片和《吐鲁番考古记》中的图片，两张图片中的“昌”与“吉”之间的外缘部分都并不浑圆，都有着偏直的线条；钱币正面的方孔左下角因为磨损或者生锈形成了特殊的角度，看起来并不是直角。
二是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俪阎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另藏有一枚“和阗马钱”（图 6），是 1959 年考古所同批拨交，而这枚钱正是黄文弼 1929 年在和 阗采集的。“和阗马钱”和这枚“高昌吉利”钱都属于西北 考察团的文物。
结合以上信息，笔者推测，黄文弼 1928 年自吐鲁番采 集到这枚“高昌吉利”钱后带回北京，在他任职中国科学院 考古所期间把这枚钱币上交考古所，1959 年考古所将钱币拨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这里不得不佩服片山章雄猜测“这枚现在肯定收藏于国家机构” 的敏感性和准确性。黄文弼对这枚“高昌吉利”钱的描述是“直径 2.5 厘米、厚 4 毫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描述是“直径 2.6 厘米，厚 0.3 厘米”，这应该是两者之间测量时的误 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昌吉利”钱刊布后，可解除学界多年来关于这枚“高昌吉利” 钱最终去向的疑惑。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这五枚“高昌吉利”钱的共同点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背面皆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文字方正。面背内外均有周郭，铸造精整。第二，入藏方式皆为捐赠、购买或者拨交，缺乏考古发掘记录。
这五枚“高昌吉利”钱的不同之处在于：1. 重量、大小不相同。最重的为 13.3g，最 轻的为 4.7g ；最大的直径 2.7cm，最小的直径 2.5cm，应为不同的版式。2. 品相不一样。 第 1 枚品相极为完美，几乎没有磨损，文字清晰可见，其他四枚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尤 其是第 5 枚磨损很大，钱币的周身布满铜绿，文字似已被磨平，要经过仔细辨认，才能分 辨出“高昌吉利”四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第2枚“高昌吉利”钱的重量仅为4.7g，这似乎与当前学界对“高昌吉利”钱的认识不同。当前学界一般认为，“‘高昌吉利’钱币，大而厚 重，重量基本都在十四五克左右，较同时期的开元通宝重 2-3 倍”。“最重者达 14 克多， 最轻者只有 7 克多”。“现有资料告诉我们，它的重量超过 10 克，为汉五铢钱的 3 倍左 右”。“所见实物大多比较厚重，多在 10g 以上，为同时期五铢钱的 2-3 倍”。但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枚“高昌吉利”钱重量只有 4.7g，不能不引起重视。
02
二 “高昌吉利”钱的年代及性质
1.“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
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高昌吉利”钱只有3枚。一枚于 1970 年在西安市何家村发掘的唐代窖藏中发现 ；一枚于 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519 号墓出土；另一枚于吐鲁番二堡乡巴达木墓地 238 号墓出土。这3枚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高昌吉利”钱，基本明确“高昌吉利”钱的年代为麴氏高昌时期，尤其是吐鲁番阿斯塔那 519 号墓出土贞观十六年（642）墓志，“高昌吉利”钱出土时压在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可以肯定它是铸于麴氏高昌时期”。这个判断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上限当在麴氏执政开始之时，即公元 498 年；下限为唐灭高昌建西洲之年，即公元 640 年。
至于“高昌吉利”钱具体的铸造年代，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 初唐时期。2. 隋末唐初。3. 北魏及隋。笔者认同第一种说法，即“高昌吉利”钱铸造于初唐时期。按杨鲁安所说“高昌吉利”钱具有初唐风格，按王永生所说，“高昌吉利”钱在麴文泰推行“延寿改制”的大背景下制造，因此推断“高昌吉利”钱铸造于初唐是较为合理的。如此看来，“高昌吉利”钱的发行时间较为短暂，只有短短十几年。
2.“高昌吉利”钱的性质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性质：一种认为是流通货币，一种认为是非流通货币。
判断“高昌吉利”钱为非流通钱币的依据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它的重量比较重，大大超过当时一般流通的货币，在高昌国没有流通的可能 ；二是数量较少，且大部分实物没有磨损痕迹，因此被推测没有经过流通使用；三是钱主人的身份特殊。出土过此钱的两处墓主，分别为唐室显贵和西域高官，并非一般平民，这说明“高昌吉利”钱当时数量稀少，一般老百姓不一定能得到。鉴于以上三点，不少学者认为，“高昌吉利”钱不是行用钱，应属于纪念币性质的吉语钱，用于赏赐或馈赠，亦或是厌胜钱。
笔者认为，以上三点都难以说明“高昌吉利”钱不是流通货币。本文认为，“高昌吉利”钱是流通货币。原因主要有几下几点：一是版式众多，大小不一。如果不是流通货币，难以解释仅仅为了赏赐或馈赠，“高昌吉利”钱会有如此多的版式。二是部分“高昌吉利”钱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这几枚有磨损的痕迹，不排除是在流通过程中磨损的。三是有学者提到，高昌文书中有使用“高昌吉利”钱的记载。高昌末年的文书中有“孔钱”“铜钱”的记载，如“辛卯岁钱壹文，铜钱拾肆个。高欢住伍人入。丁酉。”“…… 壹佰步……交孔钱叁拾文……”，他们认为这些“孔钱”“铜钱”属于流通钱币，并推断这些“孔钱”“铜钱”应该是“高昌吉利”钱。当然，由于高昌文书中并没有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明确记载，上述观点只是一种推断，但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合理推测。
03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高昌吉利”钱是铸造于初唐时期的流通货币。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这 5 枚“高昌吉利”钱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研究“高昌吉利”钱提供新的实物资料。
本文作者：刘 政（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钱币》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请征原文。
有关“高昌吉利”钱的讨论和研究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仍是学术届的热点。目前已知的“高昌吉利”钱数量不多，据盛观熙统计：“已知‘高昌吉利’钱有30枚，如果包括国 内出土的、海外传世的、科学考古发掘发现的、古籍图谱记载的、中外文物博物馆（据说 中国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各收藏有10余枚，确实情况待查）、收藏家个人所搜藏的‘高昌吉利’钱，估计其总数量绝对不会少于50枚”。钱伯泉认为，“现有的‘高昌吉利’真品钱，总数必在100枚开外。”不管是“不少于 50 枚”还是“100 枚开外”，其数量总归 是不多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 5 枚“高昌吉利”钱，关于这 5 枚“高昌吉利”钱，学界所 知甚少。如上文中盛观熙所提，甚至不小心笔误将“中国国家博物馆”写为“中国博物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5 枚“高昌吉利”进行专门介绍，公布具体的资料、照片，为研究“高昌吉利”钱提供新的实物资料。
01
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昌吉利”钱
1. 高昌吉利。直径 2.7cm，重 10.2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 （图 1）。
这枚“高昌吉利”钱来自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的旧藏。1952 年春，时任国家文物局 局长郑振铎派人与定居香港的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多次商谈，将其收藏的 17000 多枚钱币、钞版等文物，最终以 80 万港币成交，1955 年入藏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前身）。这枚“高昌吉利”就是陈仁涛 1955 年售卖的藏品之一。
2. 高昌吉利 ( 光背 )。 直径 2.5cm，重 4.7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 书，旋读（图 2）。
3. 高昌吉利。直径 2.6cm，重 9.4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图 3）。
第 2、3 枚钱币皆来自于罗伯昭的旧藏。罗伯昭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颇有渊源，1956年至 1965 年十年间，罗伯昭曾 13 次向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无偿捐赠其个人珍藏。1957 年，他将 15431 件文物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这两枚“高昌吉利”钱。罗伯昭收藏“高昌吉利”钱为学界所知，但似乎他所收藏的“高昌吉利”钱并未刊布图片。盛观熙提到 ：“上海钱币界张炯伯、丁福保等前辈均收藏有此钱，惜未见图片”。相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两枚罗伯昭捐赠的“高昌吉利”钱的详细资料尤其是照片刊布后，可弥补学者“惜未见图片”的遗憾。
4. 高昌吉利 ( 光背 )。直径 2.6cm，重 13.3g，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 旋读（图 4）。这枚高昌吉利钱为 1975 年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拨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5. 高昌吉利。直径 2.6、厚 0.3cm，背面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 （图 5）。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关档案资料显示，这枚“高昌吉利”钱为 1959 年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拨，相关备注为“1928 年在新疆吐鲁番二堡采集”，此外没有更多的信息。笔 者认为这枚钱就是黄文弼在吐鲁番采集到的那枚“高昌吉利”钱。1928年，黄文弼在吐鲁番采集到一枚“高昌吉利”钱，“此钱圆肉方孔。有边。直径2.5 厘米、厚 4 毫米，重 12.5 克。此钱在吐鲁番购入。据本地居民云 ：‘出哈拉合卓旧城中’。正面文为‘高昌 吉利’四字，方笔分书，读法自上而左回旋读之。背面光幕无纹，正反均有边沿，宽约二毫米。红铜质，颇厚重”。
黄文弼关于此枚“高昌吉利”钱的记述自此结束，因此 后来学界并不知晓这枚“高昌吉利”钱最终的去向。盛观熙提到：“该钱实物如今去向不明”。片山章雄提到，“我没有掌握与此有关的确切资料，但这枚现在肯定收藏于国家 机构”。
本文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枚“高昌吉利”钱就是黄文弼在吐鲁番采集到的那枚，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一是外形高度相似。细审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的照片和《吐鲁番考古记》中的图片，两张图片中的“昌”与“吉”之间的外缘部分都并不浑圆，都有着偏直的线条；钱币正面的方孔左下角因为磨损或者生锈形成了特殊的角度，看起来并不是直角。
二是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俪阎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另藏有一枚“和阗马钱”（图 6），是 1959 年考古所同批拨交，而这枚钱正是黄文弼 1929 年在和 阗采集的。“和阗马钱”和这枚“高昌吉利”钱都属于西北 考察团的文物。
结合以上信息，笔者推测，黄文弼 1928 年自吐鲁番采 集到这枚“高昌吉利”钱后带回北京，在他任职中国科学院 考古所期间把这枚钱币上交考古所，1959 年考古所将钱币拨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在这里不得不佩服片山章雄猜测“这枚现在肯定收藏于国家机构” 的敏感性和准确性。黄文弼对这枚“高昌吉利”钱的描述是“直径 2.5 厘米、厚 4 毫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描述是“直径 2.6 厘米，厚 0.3 厘米”，这应该是两者之间测量时的误 差。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高昌吉利”钱刊布后，可解除学界多年来关于这枚“高昌吉利” 钱最终去向的疑惑。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这五枚“高昌吉利”钱的共同点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背面皆为光面，面文“高昌吉利”，隶书，旋读，文字方正。面背内外均有周郭，铸造精整。第二，入藏方式皆为捐赠、购买或者拨交，缺乏考古发掘记录。
这五枚“高昌吉利”钱的不同之处在于：1. 重量、大小不相同。最重的为 13.3g，最 轻的为 4.7g ；最大的直径 2.7cm，最小的直径 2.5cm，应为不同的版式。2. 品相不一样。 第 1 枚品相极为完美，几乎没有磨损，文字清晰可见，其他四枚都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尤 其是第 5 枚磨损很大，钱币的周身布满铜绿，文字似已被磨平，要经过仔细辨认，才能分 辨出“高昌吉利”四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第2枚“高昌吉利”钱的重量仅为4.7g，这似乎与当前学界对“高昌吉利”钱的认识不同。当前学界一般认为，“‘高昌吉利’钱币，大而厚 重，重量基本都在十四五克左右，较同时期的开元通宝重 2-3 倍”。“最重者达 14 克多， 最轻者只有 7 克多”。“现有资料告诉我们，它的重量超过 10 克，为汉五铢钱的 3 倍左 右”。“所见实物大多比较厚重，多在 10g 以上，为同时期五铢钱的 2-3 倍”。但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枚“高昌吉利”钱重量只有 4.7g，不能不引起重视。
02
二 “高昌吉利”钱的年代及性质
1.“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
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高昌吉利”钱只有3枚。一枚于 1970 年在西安市何家村发掘的唐代窖藏中发现 ；一枚于 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519 号墓出土；另一枚于吐鲁番二堡乡巴达木墓地 238 号墓出土。这3枚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的“高昌吉利”钱，基本明确“高昌吉利”钱的年代为麴氏高昌时期，尤其是吐鲁番阿斯塔那 519 号墓出土贞观十六年（642）墓志，“高昌吉利”钱出土时压在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可以肯定它是铸于麴氏高昌时期”。这个判断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上限当在麴氏执政开始之时，即公元 498 年；下限为唐灭高昌建西洲之年，即公元 640 年。
至于“高昌吉利”钱具体的铸造年代，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 初唐时期。2. 隋末唐初。3. 北魏及隋。笔者认同第一种说法，即“高昌吉利”钱铸造于初唐时期。按杨鲁安所说“高昌吉利”钱具有初唐风格，按王永生所说，“高昌吉利”钱在麴文泰推行“延寿改制”的大背景下制造，因此推断“高昌吉利”钱铸造于初唐是较为合理的。如此看来，“高昌吉利”钱的发行时间较为短暂，只有短短十几年。
2.“高昌吉利”钱的性质
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性质：一种认为是流通货币，一种认为是非流通货币。
判断“高昌吉利”钱为非流通钱币的依据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它的重量比较重，大大超过当时一般流通的货币，在高昌国没有流通的可能 ；二是数量较少，且大部分实物没有磨损痕迹，因此被推测没有经过流通使用；三是钱主人的身份特殊。出土过此钱的两处墓主，分别为唐室显贵和西域高官，并非一般平民，这说明“高昌吉利”钱当时数量稀少，一般老百姓不一定能得到。鉴于以上三点，不少学者认为，“高昌吉利”钱不是行用钱，应属于纪念币性质的吉语钱，用于赏赐或馈赠，亦或是厌胜钱。
笔者认为，以上三点都难以说明“高昌吉利”钱不是流通货币。本文认为，“高昌吉利”钱是流通货币。原因主要有几下几点：一是版式众多，大小不一。如果不是流通货币，难以解释仅仅为了赏赐或馈赠，“高昌吉利”钱会有如此多的版式。二是部分“高昌吉利”钱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这几枚有磨损的痕迹，不排除是在流通过程中磨损的。三是有学者提到，高昌文书中有使用“高昌吉利”钱的记载。高昌末年的文书中有“孔钱”“铜钱”的记载，如“辛卯岁钱壹文，铜钱拾肆个。高欢住伍人入。丁酉。”“…… 壹佰步……交孔钱叁拾文……”，他们认为这些“孔钱”“铜钱”属于流通钱币，并推断这些“孔钱”“铜钱”应该是“高昌吉利”钱。当然，由于高昌文书中并没有关于“高昌吉利”钱的明确记载，上述观点只是一种推断，但这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合理推测。
03
三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高昌吉利”钱是铸造于初唐时期的流通货币。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这 5 枚“高昌吉利”钱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研究“高昌吉利”钱提供新的实物资料。
本文作者：刘 政（中国国家博物馆）
原文刊于：《中国钱币》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请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