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的敦煌石窟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四个阶段，这样的分期可能受到唐诗分期的启发，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618）至武周政权结束的长安四年（704），共86年，是为初唐；从中宗神龙元年（705）至杜甫卒年即代宗大历五年（770），共65年，是为盛唐；从大历五年至文宗大和九年（835），共64年，是为中唐；以后的836--907年，为晚唐，共71年。敦煌石窟的营建有自身一些 ...

唐代的敦煌石窟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等四个阶段，这样的分期可能受到唐诗分期的启发，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618）至武周政权结束的长安四年（704），共86年，是为初唐；从中宗神龙元年（705）至杜甫卒年即代宗大历五年（770），共65年，是为盛唐；从大历五年至文宗大和九年（835），共64年，是为中唐；以后的836--907年，为晚唐，共71年。敦煌石窟的营建有自身一些区域历史特点，一般是：自618年建国至705年武周政权结束为初唐（与唐诗分期一致）；自705年中宗即位至786年吐蕃占领敦煌为盛唐，有时将初唐、盛唐合称唐前期；吐蕃占领时期为中唐（786—848年，蕃占时期）；848年张议潮起义至910年张承奉建立金山国为晚唐（张氏归义军时期）。

唐前期约160年，莫高窟现存洞窟有120个左右。唐前期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异彩纷呈。敦煌石窟在618-786年间开窟超过120个，其中莫高窟220、217、45、320窟等一些洞窟的画塑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大约有20个唐前期洞窟的年代大致可考，这些洞窟是进行石窟排年的重要资料。

1、322窟“龙年”题记。322窟为初唐早期洞窟，平面方形，东西进深、南北宽均为3.4米。西壁开龛，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一铺7身，此窟壁画与塑像均保存完整，窟形与壁画风格与57窟比较接近。东壁门南画药师佛立像并二菩萨，下方有一方榜题，约8行，多数漫漶，今存约10字，第4行前二字是“（龙）年”，用龙等来纪年在汉地并不流行，而是突厥等少数民族的纪年法。龙年即辰年，初唐的辰年有武德三年庚辰岁（620）、贞观六年壬辰岁（632）、贞观十八年甲辰岁（644），由于220窟建造于贞观十八年前后，322窟风格显然早于220窟，所以如果“龙年”记载不误，则322窟建造于620年或632年的可能性较大。笔者猜想，322窟很可能与632年何力率突厥人千余家至敦煌有关。

2、220窟贞观十六年（642）题记。主室覆斗形顶，平面方形，西壁开龛，进深5.3、南北5.7米。此窟因壁画精美且有具体纪年而成为莫高窟最著名的洞窟之一，西壁龛下有初唐建窟之初写的“翟家窟”三字。主室东壁门上有一方建窟之际写的发愿文：“弟子昭武校尉柏堡镇将……工……玄迈敬造释迦……铺，囗（庄）严功毕。谨申诵……大师释迦如来弥勒化及……囗含识众囗囗台尊容……福家囗三空……囗囗有情，共登净……四月十日……贞观十有六年敬造奉。”又，北壁药师经变中的灯楼上有“贞观十六年岁次壬寅奉为天云寺律师道弘法师囗奉囗”，说明东壁、北壁壁画绘于贞观十六年。五代翟奉达在甬道南壁小龛西侧题记则云龙朔二年完工：“大成元年己亥岁（579）囗囗迁于三危囗囗镌龛囗囗囗圣容立囗（像）。唐任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囗囗子翟通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复于两大像中囗造龛窟一所，庄严素质，图写尊容，至龙朔二年壬戌岁（662）卒，即此窟是也。……九代曾孙节囗囗囗（度押衙）守随军参谋兼侍御史翟奉达检家谱……。”大成元年翟迁所造窟的位置，目前不详。翟迁之名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3321号敦煌写经《法华经》卷3题记：“大唐显庆四年（659）菩萨戒弟子翟迁谨造”，从时间上看，似乎此翟迁非彼翟迁。1963年，敦煌研究院在220窟附近的98窟前面发掘到《大唐伊吾郡司马上柱国浔阳翟府君修功德碑记》（《翟氏碑》）残碑，正面为功德记，背面为佛像、供养人像与题名，或许五代翟奉达检视的“家谱”就是这个功德碑。立碑时间较晚，碑记正文首行提到“……汉置敦煌，至今甲午八……”，西汉置敦煌郡有不同说法，年代相差不多，以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郡计算，至唐前期刚好800多年，唐前期的甲午岁有634、694、754年，其中634年不够800年之数，碑文没有武周新字则非694年。碑文称称敦煌为敦煌郡，而非沙州，又称“年”为“载”，这都符合天宝年间史实，《新唐书》、《唐大诏令集》等史料记载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天宝三载（744）改年为载，乾元元年（758）又改载为年，因此只有天宝十三载(754)甲午岁符合碑文内容，学者一致认为立碑时间在天宝十三年（754）。

3、432窟贞观廿二年（648）题记。432窟为北周原建，原壁画现为西夏（或宋）壁画所覆盖，但在前室窟顶露出北周壁画层，中有“……贞观廿二年正月……阴义本兄义囗（全）”题记。相邻的431窟为西魏洞窟，主室四壁下部及中心塔柱四周下部为初唐壁画，其中北壁、西壁、南壁的 “未生怨”、“十六观”情节是敦煌观无量寿佛经变中最早的。有可能431窟、432窟在贞观廿二年同时重修，或许431窟的观无量寿佛经变就绘于是年。

4、386窟上元二年（675）题记。386窟开凿于初唐，主室平面正方形，覆斗形顶，西壁开龛，进深4.4米。初唐建造，但只画了窟顶，并没有完工，约在高宗时期绘西壁佛龛，蕃占期间完成东、南、北壁壁画。主室南壁西侧蕃占期间壁画有起甲脱落，露出底层一方题记：“上元二年七月十一七绘记”，其中“七月十一七”应为“七月十一日”之笔误。唐前期有二个“上元”年号，一般认为是高宗上元二年（675），而非肃宗上元二年（761）。龛内塑一佛二弟子四菩萨，壁画8身弟子，龛顶壁画毁大部，塑像身躯修长、胸部扁平，壁画中的弟子像入神沉思而有脱俗之态，卷草祥云等边饰舒展雅逸，正是高宗朝艺术特征。上元二年题记可能是画工绘塑龛内之后，因故停工而信手题于南壁。此窟龛内画塑风格类似331窟（李达窟）、334窟等窟，为判定这一组风格类似的洞窟的年代，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5、323窟年代。323窟是个中等大小洞窟，主室覆斗形顶，西壁开龛，平面正方形，东西进深、南北宽均为5.4米。南壁石佛浮江故事中，打捞浮江石佛画面的榜题提到“迎向通玄寺供养，迄至于今。”榜题提到通玄寺，可帮助我们推定建窟时代，（唐）陆广微《吴地记》记载：“中宗载初元年（689），则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镜一面、钵一副，宣赐供养，兼改通元（玄）寺为重云寺。开元五年改开元寺，兼赐金鱼、字额。”榜题中仍写为通玄寺，推测这幅故事画的粉本产生于改名重云寺之前，洞窟年代或当在此前后。

6、335窟垂拱二年（686）、长安二年（702）题记。335窟主室覆斗形顶，西壁开龛，东西进深5.3、南北5.6米。东壁门上壁画阿弥陀佛一铺五身像，发愿文是：“垂拱二年五月十七日净信优婆夷高奉为亡夫及男女见在眷属等普为法界含生敬造阿弥陀二菩萨兼阿难迦叶像一铺”。北壁维摩诘经变下方有当时的发愿文，文字中使用武周新字，末署“张思艺敬造”，上世纪四十年代向达先生考察时，记录“张思艺姓名上尚隐约可见圣历二字。”主室西壁龛外北侧观音像下有“长安二年二月廿日”题记，可见335窟修建时间前后至少长达17年。335窟有武则天时期的垂拱、圣历、长安等年号，有的还有武则天新造的文字，可见当时敦煌与中原联系是密切的。从耗时长久、东壁壁画杂乱等情况来看，本窟可能是下层民众结社修建。但西壁龛内牢度叉斗圣变、北壁维摩诘经变、南壁西方净土变（观无量寿佛经变）均十分精湛，为当时艺术之精品。

7、延载二年（695）建成96窟。该窟即北大像，主尊是弥勒倚坐像，高35米。与此窟相呼应的是建于开元—天宝年间的130窟，高26米。据《莫高窟记》，96窟（北大像）是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在延载二年建造的。载初元年（690）七月，薛怀义、僧法明等十个和尚造《大云经疏》，武则天遂下令全国建造大云寺，96窟或即敦煌的大云寺窟。若是，则当始建于敕各州建大云寺之年即690年顷，经五六年的建造，而于695年完工。96窟原来的壁画全失，塑像也经后人多次改动，已非原貌。

8、123窟天册万岁三年（697）题记。123窟主室覆斗形顶，西壁开龛，平面正方形，东西进深、南北宽均为1.8米。南壁画弥勒经变、北壁观无量寿佛经变。西壁龛下有发愿文，今漫漶，上世纪四十年代向达先生考察时，记录“窟内佛龛下发愿文已漫漶，文末‘万岁三年’诸字尚可识。”按：若向达先生记录无误，则此万岁三年就是天册万岁三年，当时中原已经改年号为神功元年即697年。南壁弥勒三会之东侧一倚坐佛戴宝冠，正是这一时期的造像特点，向达先生记录较可信。

9、圣历元年（698）建成332窟。332窟为唐代少数中心柱窟之一，主室东西进深9.0、南北8.3米。窟内前室原立有功德碑《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圣历碑》），上世纪二十年代为流亡来的俄军士兵折断，今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碑记窟主是李义，字克让，时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校尉、上柱国”，他实际上是继承了他父亲李达的官爵，碑记：“考达，左玉钤卫、效谷府旅帅、上护军”。此窟完成时间碑文也有明确记载，“圣历元年（698）五月十四日修葺功毕”。332窟南壁涅槃经变、北壁维摩诘经变都是当时流行的题材，画艺高超。东壁门南画一佛五十菩萨图，主尊佛轻纱透体，具有浓郁的印度鹿野苑造像艺术风格，显然与初唐中土僧人、西域胡僧往来频繁有密切关系，体现了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盛况。而南壁和西壁绘塑结合的涅槃图像、中心柱北向面的凉州瑞像壁画也是当时流行的题材。

《圣历碑》又云332窟修在其父亲李达的功德窟旁，从位置看可能是今天的331窟，该窟壁画风格也具有高宗时期的特点。

10、217窟与阴嗣琼题记。217窟主室覆斗形顶，西壁开龛，平面正方形，东西进深、南北宽均为5米。北壁画观无量寿佛经变，南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东壁画观音经变、西壁龛顶画金刚经变，题材新颖，画风清丽。主室西壁北侧力士（或天王）台的南壁西起第三身题名：“囗男囗戎校尉守左毅卫翊前右郎将员外置同正员外囗（郎）紫金鱼袋上柱国嗣琼”，第四身题名：“……品子嗣玉……男嗣玉”。P.2625《敦煌名族志》记录有敦煌张、阴、索三家的氏族情况，其中记载阴嗣玉任刑（邢）州平乡县尉，而在217窟题名中，嗣玉还是没有官位的“品子”，可见217窟开凿在《敦煌名族志》之前。阴家“嗣”字辈人生活在7世纪末、8世纪初，敦煌文献中有696年阴家“嗣”字辈人写经，S.217《观音经》题记：“天册万岁二年（696）正月十五日，清信佛弟子阴嗣囗为见存父母、七世父母、并及己身、及以法界苍生，写《观世音经》。”其中年号用武周新字，从出版物看，“阴嗣囗”当初就是写“阴嗣”二字，后面空一格，原因不明。此“阴嗣囗”题记没有提到妻子、儿女，似乎他没有结婚，年龄应该与品子嗣玉相当，或者就是嗣玉也未可知。

《敦煌名族志》记载另外3名“嗣”字辈人物：阴嗣瓌“唐任昭武校尉岐州邵吉府别将上柱国”、兄阴嗣监“唐见任正议大夫北庭副大都护瀚海军使兼营田支度等使上柱国”、堂兄阴嗣宗“唐任昭武校尉庭州咸泉镇将上柱国”，这里以阴嗣瓌为中心叙述，吐鲁番阿斯塔那506号墓有开元十九年（730）左右一组文书，其中有阴嗣瓌傔人樊令诠为阴嗣瓌逐月领取料钱的文书，此阴嗣瓌或即《敦煌名族志》中的阴嗣瓌。另外，阴嗣监活动的年代大致可考，《元和郡县图志》卷40记载庭州在702年设北庭都护府，703年改烛龙军为瀚海军，733年北庭都护府改名北庭节度使。阴嗣监“现任”瀚海军使在703-733年间，又因为《敦煌名族志》记载阴嗣监“唐见任”，而非“大周见任”，故《敦煌名族志》的成书、阴嗣监的唐任都在705年之后。

《敦煌名族志》记载阴守忠“蒙凉州都督郭元振判录……”，《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记载郭元振在701-705年任凉州都督，可见《敦煌名族志》形成在701年之后，但从行文中阴嗣监“唐见任”等文字看，似是武周之后对往事的追溯，但时间不会太靠后。

《敦煌名族志》记载阴祖84岁，阴祖即武周时期修北大像的人，以阴祖主修北大像身份，想已是敦煌耆旧人物。诸种迹象或可推测《敦煌名族志》形成时间在705-710年前后，217窟大约在8时期初叶建造。

11、西千佛洞H9（H表示霍熙亮先生编号，张大千先生编为第6窟、敦煌研究院旧编第7窟）如意元年（692）题记。该窟为中心柱窟，坐北向南，南北进深6.4、东西宽5.2米，始建于西魏，而后北周、隋、初唐等重修，南壁门东侧初唐画一佛二菩萨说法图，形像俊秀，笔墨流畅，画风清丽，可列初唐名品，说法图右侧近门处有朱书“如意元年五月”题记，现今只剩下“如意元年”4字，其中“年”字使用武周新字。说法图下方中央有发愿文（现漫漶），从位置看，这条纪年似乎是画工随意书写，但这铺说法图的风格却是这一时期的。按：当时正是李无亏任沙州刺史期间（690-694）。

12、707年顷李庭光建窟。据S.1523＋上海博物馆40号《李庭光莫高窟灵岩佛窟之碑并序》，“通义大夫、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豆卢军使、上柱国、陇西李府君”李庭光在莫高窟建窟一座，文中3处出现“国”字，其中2处为武周新字。武周新字使用时间在689-705年间，由于705年之后不再使用武周新字，可知李庭光窟开凿应不会早于689年。但此碑中的日、月、天、地等字并不使用武周新字，也许稍晚一些（不排除后人抄写时改换了武周新字）。碑文中提到“将军授略，崇勋传累代之名；我后杰时，余庆列宗盟之序”，文中的“我后”当是指武则天。690—694年任豆卢军使的是李无亏，则李庭光任豆卢军使时间在695年之后的某个阶段。碑文还提到“龙兴大云之寺，斋堂梵宇之中，布千佛而咸周，礼六时而莫怠”，因为全国将中兴寺改名龙兴寺是在707年，则此窟开在707年之后。《唐会要》卷48云开元二十六年（738）改大云寺为开元寺，碑文没有提到开元寺，而是称大云寺，故此碑文在738年之前。“我后杰时”似乎应理解为武周之后的追溯，时间距离武周政权的结束不会太远，则李庭光窟也许建造在707年稍后，可能就是中宗（705-710）后期，但具体何窟尚待发现，如果可以猜测的话，321窟最有可能。

13、41窟开元十四年（726）画工题记。主室平面正方形，进深2.4米。南、北壁各画千佛围绕说法图，东壁门南画地藏、门北画观音各一身。北壁千佛下露出一方题记：“开元十四年五月十一日记囗”，南壁千佛下露出2行画工题记：“尹广见囗”、“尹方夻”，可知该窟壁画绘制年代在726年，至少有2位尹姓画工参与了本窟的营建工程。

14、166窟开元廿年（731）行客王奉仙题记。166窟主室进深4.6、南北4.9米，壁画杂乱无章，显然是开凿后未完工而废弃，而后有人陆续画了一些壁画，如东壁北侧有一小方盛唐画三佛立像（多宝佛、药师佛、阿弥陀佛），高、宽均为0.5米（不含下方榜题），三佛均作说法手印，均有题名，西起：“南无多宝佛”、“南无药师佛”、“南无阿弥陀佛”，多宝佛下题有“行客王奉仙一心供养”，其余二佛下方题名漫漶。吐鲁番文书中，有3件文书与王奉仙有关，其中提到开元廿年三月与驮主徐忠送军需到安西都护府，八月到达，返回时因病后行，因没有带过所（通行证）而被官府扣留，这些文件就是审理王奉仙的档案。王奉仙的“行客”身份似乎还特指官方军输之人，《旧唐书》卷7“中宗纪”记载神龙三年（707）“五月戊戌，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亶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丙午，突厥默啜杀我行人臧思言。”臧思言作为行人能记录在史，推想“行人”、“行客”具有一定的含义，即官方军需的运输者。166窟的供养像可能是王奉仙前往西域途中来莫高窟画的。

15、开元九年（721）始建130窟。P.3721《瓜沙两郡大事记》记载：“辛酉，开元九年。僧处该（据《莫高窟记》，应为处谚）与乡人百姓马思忠等，发心造南大像，弥勒高一百二十尺。”《莫高窟记》所记载内容相同：“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开元九年大约是南大像始建之年，因为196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加固130窟时，在南壁盛唐壁画下部发现一孔穴，内有丝织物，其中一件是纪年幡，墨书文字是：“开元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康优婆姨造播（幡）一口，为己身患眼。若得损日，还造播（幡）一口，保（报）佛慈恩。故告。”从书法、错别字看，此康姓女供养人或为康国人。发愿文的具体纪年也证明此孔穴外的盛唐壁画在开元十三年之后绘制，则开元九年不是南大像完工时间。

130窟甬道北壁西起第一身男供养人题名：“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晋昌郡诸军事守晋昌郡太守兼墨离军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乐庭瓌供养时”，甬道南壁绘都督夫人并侍从，题名：“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乐庭瓌，史书没有记载。晋昌郡的存在时间有助于对130窟建成年代的判定。据《新唐书》、《旧唐书》，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瓜州为晋昌郡，改刺史为太守。乾元元年（758），复郡为州，仍置刺史。乐庭瓌的供养像应该绘于晋昌郡存在期间（742-758）。130窟供养人像是敦煌供养人像的代表之一，尤其是甬道南壁的都督夫人像，雍容华贵，身量超过真人，身后是2名女儿9名婢女，身量递减，体现森严的等级。都督夫人身着织花石榴红裙，云髻高耸，女儿则身披绢丝披帛，侍女着当时流行的女扮男装，形成一幅以人物为主题的贵族妇女礼佛图。人物优美丰腴，神态生动，是敦煌也是唐朝当时最优秀的供养人像之一。南大像与北大像倚山而坐，气魄雄伟，体现了唐王朝在上升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气象。

16、180窟天宝七载（748）题记。主室进深4.5、南北5.1米。西壁龛外南、北侧各画菩萨一身，南侧题记：“清信佛弟子张承庆为身染患，发心造二菩萨，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毕功。”此顷画的壁画还包括藻井、龛内壁画。至于南、北、东壁壁画均为蕃占期间补绘，北壁药师经变西侧观音菩萨旁题记：“观世音菩萨。弟子阚日荣奉为慈亲蕃中隔别敬造。”可证是蕃占时期所绘。

17、185窟天宝八载（749）题记。主室平面正方形，进深4米。窟顶、龛内、南壁的壁画为盛唐画，北壁、东壁为蕃占期间补绘。西壁龛外北侧题记：“天宝八载四月廿五日书人宋承嗣作已之也。”

18、大历十一年（776）148窟建成。该窟主室南北宽17.1米，主尊是涅槃大像。大历十一年（776）立的功德碑仍完好保存在前室南厢，知为敦煌豪族李太宾所建，碑称“傍开虚洞，横敞危楼。将以翼大化，将以福先烈，休庇一郡，光照六亲。”开光之日，驻守敦煌的河西节度使周鼎前来瞻仰，声势浩大，“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内容有“塑：涅槃像一铺，如意轮菩萨、不空绢索菩萨各一铺。画：西方净土、东方药师、弥勒上生下生、天请问、涅槃、报恩、如意轮、不空绢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等变各一铺，贤劫千佛一千躯，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各一躯。”

该窟密教题材值得关注，主室南北二龛均为密教题材，东壁门上也是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密教题材在武则天时期风行一时之后再次大规模出现无疑与天宝十二年至十五年（753-756）不空在河西传教有关，赵迁《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狀》记载：“（天宝）十二载，敕令赴河陇节度御史大夫哥舒翰所请。十三载，到武威，住开元寺。节度已下，至于一命，皆授灌顶。士庶之类，数千人众，咸登道场，与僧弟子含光，授五部法。次与今之功德使开府李元琮授五部灌顶，并授金刚界大曼荼罗。是日也，道场地大动。大师感而谓曰：此即汝心之诚所致也。十五载夏，奉诏还京，住大兴善寺。”

盛唐晚期有一批唯识宗人在敦煌传教，因而此窟一些题材与唯识宗有关，如天请问经变、药师经变、弥勒经变等，因为《天请问经》、《药师经》、《弥勒经》都是玄奘翻译和奉行的。本窟画塑分别属于密教、净土、唯识宗等，整窟所表现的佛教思想并不属于某宗某派，而是选择当时流行的题材来作为功德，宗教的意味则大大降低，称该窟为“功德窟”或“家庙”，最为恰当。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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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苇湘：唐代敦煌石窟分期与莫高窟初唐艺术，载个人文集《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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