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Sept1947发展边民的自己的生活之道，强于灌输一种外来的方式。——马长寿1955年马长寿从上海复旦大学来到西北大学，1956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建立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室，为西北大学西北民族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积极奔波建立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对考古专业的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马长寿（1907—1971），字松龄，又作松舲，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山西省昔阳县人。1

Sept

1947

发展边民的自己的生活之道，强于灌输一种外来的方式。

——马长寿

1955年马长寿从上海复旦大学来到西北大学，1956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建立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室，为西北大学西北民族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积极奔波建立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对考古专业的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

马长寿（1907—1971），字松龄，又作松舲，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山西省昔阳县人。1929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攻民族学专业。1933年毕业，留校任助教。

在中央大学工作期间，他又自学了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调查方法等课程。这段学习经历为其后来从事民族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特殊的经历，马长寿与中国的边疆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马长寿先生开创性地从事了中国民族学、民族史的研究，所著《北狄与匈奴》、《氐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等经典之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长寿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1936年，这一年开始，他的民族学研究开始从校园走向田野、从书斋走向实践。在这年8月，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停办；经过当时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介绍，马先生进人该筹备处民族部工作，受命前往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

从西南边疆地区开始，马长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边疆学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马长寿先生有关中国边政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并形成了自己一套解决边疆问题的独特思想体系。

马先生的“边疆观”至今仍指引着中国边疆研究，以及中国人的民族观、边疆观：

“中国只有边疆，没有殖民地……中国移民所至之处，只有事业的组合，而无政治的力量……边疆问题，是内政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边疆民族之所以出现问题，乃是由于‘政治不健全’、‘内部不修明’引起的，而这一情况对于中原人民来讲也是如此，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例外。”

1971年，马先生身患绝症前往南京就医，此时，他还随身携带着各种有关藏族的资料，准备在病榻上编写《藏族（吐蕃）史》，这一部史书是马先生的毕生所愿。可惜病魔无情，先生的这一夙愿终未实现。

1971年5月17日，马先生溘然长逝。马长寿毕生强调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边政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我国边疆研究留下了一套独特而深刻的研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