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别出心裁放异彩 ——读《隋至清中国纪年铜镜图典》
摘要: 自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正式出现，到清代最终被玻璃镜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铜镜在中国延续使用了大约4000年，应是中国古代诸种金属器物之中沿用时间最长者。虽然，铜镜长期以实用器具的形式出现，但从“明镜高悬”“破镜重圆”“镜花水月”等成语典故可以看出，它显然早已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饰容的用途，事实上成为了精神和观念的物化载体，在有形又有限的实体之中，承载蕴含了无形而无限的精神文化。 正因为铜镜存在的时间 ...
自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正式出现，到清代最终被玻璃镜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铜镜在中国延续使用了大约4000年，应是中国古代诸种金属器物之中沿用时间最长者。虽然，铜镜长期以实用器具的形式出现，但从“明镜高悬”“破镜重圆”“镜花水月”等成语典故可以看出，它显然早已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饰容的用途，事实上成为了精神和观念的物化载体，在有形又有限的实体之中，承载蕴含了无形而无限的精神文化。
正因为铜镜存在的时间如此之长而又如此富有内涵，因此很早以来人们就对铜镜的收藏研究显示了特别的兴趣和重视。翻检史籍，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开始著录铜镜，开创镜鉴研究以来，铜镜一直是金石学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历代都有收集、著录和鉴赏古镜的著述。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铜镜研究逐渐从个人的收藏把玩雅好进入到了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不少著述从年代学、类型学以及发展演变脉络等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基础工作，极大推动了铜镜研究。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发掘，大量铜镜出土，一系列考古报告以及有关铜镜断代、鉴赏、收藏以及专题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造就铜镜研究史上的最高潮。在着力各个历史时期铜镜类型、演变序列、纹饰寓意、铭文意义以及铸造工艺研究的基础上，不少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工艺和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是开始了对铜镜文化内涵的挖掘，将铜镜研究从考古领域扩展到了文化领域，使铜镜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尽管铜镜研究先后经历了传统金石学、现代考古学以及广义的铜镜文化研究三个阶段，并从工艺、技术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但检视铜镜整个研究成果，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尚待加强。比如铜镜断代，多以大的朝代名断代，显然过于笼统、宽泛。中国历史上除秦、隋等几个短命王朝外，大多历时数百年，从建立到灭亡，其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变化的阶段性非常显著，与此相应，王朝初年的铜镜和王朝末年的铜镜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涵。如仅以一个大的王朝名断代，显然不利于铜镜研究工作深入以及对铜镜资料的利用。而要解决铜镜断代过于宽泛的问题，使铜镜断代更加准确、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时期，加强断代标准器——纪年铭铜镜的研究，当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近日，我很高兴看到这样一本基础性研究的铜镜著作问世——《隋至清中国纪年铜镜图典》。正如作者所言，关于纪年镜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刘永明编著的《汉唐纪年铜镜图录》、王纲怀编著的《中国纪念铜镜图录——两汉至六朝》以及日本五岛美术馆编著的《前汉至元时代的纪年镜》、冈村秀典编著的《汉六朝的纪年镜》、梅原末治编著的《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等。很显然，上述著作主要关注的是汉代至南北朝的纪年镜，对隋唐至清代的纪年镜基本没有涉及，而且完全摒弃了纪年墓中出土的铜镜。《隋至清中国纪年铜镜图典》虽非纪年镜方面的开创性著作，但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以往不受关注的隋唐至清代的纪年镜这一方向，填补了纪年镜研究方面许多的空白，并将有墨书题记、砖铭、塔铭等纪年材料的纪年墓中出土的铜镜也一并收录，不但拓宽了纪年镜的范围，建立了隋至清代铜镜研究的的时代体系，而且也显示了作者所具有的学术研究素养以及在传统框架结构中寻求突破，在已有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的用心和能力。此外，本书在提供了342面隋至清代纪年铜镜图像的同时，还注入了大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容，除增厚自身的学术含量外，也给研究利用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实可谓嘉惠学林之作。
如果要说这本书有什么遗憾，我以为，以作者的能力，完全有条件将隋以前的纪年镜全部收录编著一本系统完整的《中国纪年铜镜汇编》，更加便利学界的研究利用。可能是作者为避重复抄袭之嫌而忍痛舍弃了。对此，我想到了科学家牛顿的一句话：“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学术研究有两种路径，一是创新研究，一是集大成式的综合研究。无论是创新研究还是综合研究，想要“看得更远”，要想有所突破，都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吸收利用，而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只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对前人的成果大可放心利用，而不必瞻前顾后。否则就属简单的重复甚或抄袭。希望将来作者能在本书的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全面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编写一本《中国纪年铜镜汇编》，为学界提供更加便利的研究工具。
康有为赞张之洞《书目答问》有言：“常置怀中，学问自然增长”。我不敢以康南海自比，但对于呼啸君的这部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的著作，我想：常备案头，鉴识自然增长。庶几可矣。
正因为铜镜存在的时间如此之长而又如此富有内涵，因此很早以来人们就对铜镜的收藏研究显示了特别的兴趣和重视。翻检史籍，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开始著录铜镜，开创镜鉴研究以来，铜镜一直是金石学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历代都有收集、著录和鉴赏古镜的著述。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铜镜研究逐渐从个人的收藏把玩雅好进入到了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不少著述从年代学、类型学以及发展演变脉络等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基础工作，极大推动了铜镜研究。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发掘，大量铜镜出土，一系列考古报告以及有关铜镜断代、鉴赏、收藏以及专题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造就铜镜研究史上的最高潮。在着力各个历史时期铜镜类型、演变序列、纹饰寓意、铭文意义以及铸造工艺研究的基础上，不少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工艺和技术层面的研究，而是开始了对铜镜文化内涵的挖掘，将铜镜研究从考古领域扩展到了文化领域，使铜镜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尽管铜镜研究先后经历了传统金石学、现代考古学以及广义的铜镜文化研究三个阶段，并从工艺、技术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但检视铜镜整个研究成果，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尚待加强。比如铜镜断代，多以大的朝代名断代，显然过于笼统、宽泛。中国历史上除秦、隋等几个短命王朝外，大多历时数百年，从建立到灭亡，其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变化的阶段性非常显著，与此相应，王朝初年的铜镜和王朝末年的铜镜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涵。如仅以一个大的王朝名断代，显然不利于铜镜研究工作深入以及对铜镜资料的利用。而要解决铜镜断代过于宽泛的问题，使铜镜断代更加准确、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时期，加强断代标准器——纪年铭铜镜的研究，当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近日，我很高兴看到这样一本基础性研究的铜镜著作问世——《隋至清中国纪年铜镜图典》。正如作者所言，关于纪年镜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刘永明编著的《汉唐纪年铜镜图录》、王纲怀编著的《中国纪念铜镜图录——两汉至六朝》以及日本五岛美术馆编著的《前汉至元时代的纪年镜》、冈村秀典编著的《汉六朝的纪年镜》、梅原末治编著的《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等。很显然，上述著作主要关注的是汉代至南北朝的纪年镜，对隋唐至清代的纪年镜基本没有涉及，而且完全摒弃了纪年墓中出土的铜镜。《隋至清中国纪年铜镜图典》虽非纪年镜方面的开创性著作，但却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以往不受关注的隋唐至清代的纪年镜这一方向，填补了纪年镜研究方面许多的空白，并将有墨书题记、砖铭、塔铭等纪年材料的纪年墓中出土的铜镜也一并收录，不但拓宽了纪年镜的范围，建立了隋至清代铜镜研究的的时代体系，而且也显示了作者所具有的学术研究素养以及在传统框架结构中寻求突破，在已有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的用心和能力。此外，本书在提供了342面隋至清代纪年铜镜图像的同时，还注入了大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容，除增厚自身的学术含量外，也给研究利用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实可谓嘉惠学林之作。
如果要说这本书有什么遗憾，我以为，以作者的能力，完全有条件将隋以前的纪年镜全部收录编著一本系统完整的《中国纪年铜镜汇编》，更加便利学界的研究利用。可能是作者为避重复抄袭之嫌而忍痛舍弃了。对此，我想到了科学家牛顿的一句话：“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学术研究有两种路径，一是创新研究，一是集大成式的综合研究。无论是创新研究还是综合研究，想要“看得更远”，要想有所突破，都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吸收利用，而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只要遵守基本的学术规范，对前人的成果大可放心利用，而不必瞻前顾后。否则就属简单的重复甚或抄袭。希望将来作者能在本书的基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全面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编写一本《中国纪年铜镜汇编》，为学界提供更加便利的研究工具。
康有为赞张之洞《书目答问》有言：“常置怀中，学问自然增长”。我不敢以康南海自比，但对于呼啸君的这部兼具学术性和工具性的著作，我想：常备案头，鉴识自然增长。庶几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