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99年7月的一天山西省太原市城郊王郭村村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墓室。1999年7月13日，由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考古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挖掘现场。古墓发掘过程中，接二连三的惊喜让考古队员兴奋不已。首先，他们发现那个汉白玉石制屋顶采用了歇山顶的形式。太原市考古所所长李非：“歇山顶在一组建筑群里，皇亲贵族、宗教祭祀建筑群里，它是仅次于庑殿顶的一种形式。”李非看到这个汉白玉歇山顶，感到非常惊讶， ...

1999年7月的一天山西省太原市城郊王郭村村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墓室。

1999年7月13日，由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考古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挖掘现场。

古墓发掘过程中，接二连三的惊喜让考古队员兴奋不已。

首先，他们发现那个汉白玉石制屋顶采用了歇山顶的形式。

太原市考古所所长李非：“歇山顶在一组建筑群里，皇亲贵族、宗教祭祀建筑群里，它是仅次于庑殿顶的一种形式。”

李非看到这个汉白玉歇山顶，感到非常惊讶，在太原地区，这样的墓葬很少见，墓主人采用歇山顶，说明他的身份一定不寻常。

考古队员谨慎地铲去汉白玉石料周围的泥土，古墓终于掀开了它的冰山一角：歇山顶下，是一个全部由汉白玉组成的方形石椁。

石椁出土时椁门已经损毁严重，现在就只剩下门楣了。

而椁门两侧的汉白玉石壁上，两个谁都想不到的浮雕，一下子惊住了在场的所有人，这些人物形象，绝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考古挖掘时常见的样子。

他们高鼻深目，发型奇特。

椁门右侧的浮雕，牵马图，和椁门左侧的浮雕，奉果图，图中的形象也充满了中亚和西亚的艺术特色，和风情。

王郭村的这座墓葬长不足14米，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室的形状为弧边方形--就是整体上是方形，只不过四个角被砌成了弧形--这些是北朝隋唐时期普遍的墓葬形制，

而石椁的歇山顶目前仅见于隋唐墓葬，因此考古工作者初步确定墓葬的时间在隋唐前后，

在清理石椁顶部时，有人发现了2枚开元通宝，考古队员兴奋起来--难道是唐墓？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队员在墓室底部的淤泥中，甚至在墓道里，有了更多的发现--然而，却是令人担忧的发现。

这些器物分布散乱，毫无规律。

考古队员的心沉了下去，各种迹象表明，这座墓显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随后又有人在墓室的淤泥中发现几枚唐代钱币。

考古队员仔细核对这些铜钱，发现它们居然属于不同的年代。

既然时代不同，这些铜钱肯定不属于随葬品，墓葬的年代也就不能确定是唐代。

7月20日，考古队员终于在墓室底部发现了一块方形墓志盖，墓志却不见踪影。

张庆捷：“终于发现了就是墓志盖，把墓志盖的浮土去掉，上边有几个字，‘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这样我们就首先就确定了它的年代，肯定这是一座隋墓，它的墓主人是一个姓虞的官员。”

既然墓志盖清楚地表明这是隋代的墓葬，为什么墓中还会出土几枚唐代不同时期的“开元通宝”呢？

考古队普遍认为，这说明在唐代，这座墓就已经多次遭遇被盗。

由于出土人骨残破，无法鉴定虞弘种族，科学家们转而分析石椁人物形象，结论是伊朗高原上的高加索人种，但是，无法作为虞弘种族的确切结论。

7月21日，考古队员开始仔细清理这座汉白玉石椁。

考古队员仔细清理石椁表面，更加令人惊奇的浮雕出现了，它们雕刻于石椁椁座上，内容罕见。

浮雕出土时颜色鲜艳，有的地方显然经过贴金处理，上面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高鼻深目。

更加奇怪的是考古队员在石椁里面并没有发现棺木。

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石椁东西两侧散乱的随葬品中，发现一些零星的残缺人骨。

考古人员认为这就是墓主人的骨架。

7月25日，考古队将石椁转移到考古所，就在石椁原址的下面，一块相对完整的墓志静静地呆在那里，它，正好与前面出土的墓志盖匹配。

这方墓志呈正方形，长宽约为73厘米，除了右下角缺失外，还存有625个字。

虞弘墓石椁全部由汉白玉雕刻而成，椁顶重达三吨，椁壁和椁座按中国原有的榫卯组装而成，每块椁壁间用扒钉和铁环连接，可谓中西合璧。

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叫虞弘，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为官。

考古队员在墓志中间，发现这样一段话：公元579年前后，虞弘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

从字面上理解，检校萨保府一职相当于督察，就是负责监督萨保府的工作。

而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物的机构。

看来，虞弘并非中原人士，而是西域胡人。

由于职能特殊，萨保府首领--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因此墓主人虞弘能够享有歇山顶式的厚葬也就不足为怪了。

荣新江：“萨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队首领的称呼， 应该由粟特商业贵族担任，粟特人进入中原后，形成各个聚落，萨保也就成为一个粟特聚落的大首领，后来，中原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粟特聚落，就将萨保列入中央政府，成为政府任命的一个官职，萨保是惟一一个外来官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更有趣的是，虽然萨保一词来自粟特语，但是在中原萨保府工作的却不仅仅是粟特人，还有焉耆人、突厥人等西域胡人。

既然萨保府中有不同种族的胡人，那么虞弘到底是什么种族呢？

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人骨鉴定，无疑是最好的答案。

虞弘墓出土人骨鉴定负责人韩康信：“这确实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的遗骨，墓主人虞弘下葬时59岁，与鉴定结果基本相同，虞弘的面颅骨只保留大半个额骨、下颌骨残片等，女性也就是虞弘夫人的骨骼也只剩下后脑壳那一部分，因此很难判断种族。”

虞弘曾任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中原政府管理入华西域胡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

除了人骨，虞弘墓还出土了丰富的浮雕彩绘，随葬的浮雕彩绘所反映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工作环境，那么通过分析图像人物特征，应该可以进一步做虞弘种族鉴定的研究工作，

正对汉白玉石椁门，的一块浮雕，位置居中，画幅面积最大，人物最多，它描绘的是男女两位主人在帐中欢宴，欣赏歌舞的大场面。

他们的穿着打扮都不像中原汉人，应该是墓主人和他的夫人。

对比各人种的面部特征，韩康信认为，虞弘墓浮雕人物属于高加索人种，接近印度--地中海种群，这一种群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原等地。

在萨保府工作的胡人中，高加索人种的粟特人最接近这一结论。

在阿姆河流域的绿洲上，粟特人建有九大城邦国家，进入中原后，粟特人以国为姓，中国人友好地称他们是昭武九姓。

但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昭武九姓中，并没有墓主人虞弘的“虞”姓，看来虞弘不是粟特人，

那么虞弘到底是什么种族？

现在只剩这方墓志，或许还能解答这一问题。

墓志写到虞弘是鱼国人，要确定虞弘的族源，必须了解鱼国，可是鱼国在哪儿？

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墓志上共有两个地方涉及鱼国，而这两个“鱼”字却明显与其他字迹不同，显然做过修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墓志中说虞弘是鱼国人，而且有改动痕迹，典籍中无鱼国历史的记载，专家多有猜测　　1999年，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太原郊外发现一座隋代古墓，墓主人叫虞弘。

虞弘的家乡鱼国吸引了历史学者的注意--“鱼国”在哪里？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墓志提供给我们关于鱼国的信息，最重要的有两个：虞弘是鱼国尉纥磷城人；虞弘的祖先曾经“弈业繁昌，派支西域”。这就点明了鱼国应该在西域。

张庆捷：“西域是个很大的版图，以往我们把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都叫西域……”

寻遍史书不得之后，张庆捷竟然在《山海经》和《左传》中，意外地看到了有关“鱼国”的资料。

但这两个“鱼国”都不是虞弘的家乡。

鱼国真的在历史上消失了吗？

虞弘墓志上，这两个被改过的“鱼”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虞弘的姓氏是他的本姓呢，还是与历史上著名的中亚粟特人一样，将自己国家名称的汉字谐音，变成自己的姓氏呢？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多年来潜心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和中亚消失了的古老语言。

他根据掌握的资料，对虞弘的族源和鱼国的位置做出了推断。

林梅村认为，虞弘的祖先应该是曾经活跃在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步落稽。

他还判断虞弘出生地尉纥磷城在新疆伊吾县境内，就是柔然汗国建立的木来城--因为虞弘父亲时，鱼国已经投奔柔然。

但是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亚和西亚历史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则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得出了另一番结论。

他认为，虞弘的祖先是最早居于锡尔河北岸，后来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迁往粟特地区的马萨革太人。这个部落曾经打败过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入侵。

那么虞弘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呢？

林梅村认为虞弘的祖先步落稽迁入黄河流域后，因为仰慕中原，而改用汉姓。

余太山认为虞弘之所以选择虞姓，则与中国著名的五帝之一，舜帝有关。因为在墓志中，虞弘自称是有虞氏舜帝的后人。而舜帝部落同样以善于捕鱼著称于历史。

无论林梅村还是余太山，都认为虞弘的先祖是有意识的选择了自己的姓氏。

不过对于鱼国，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虽然鱼国的位置有待争议，但是，因为虞弘曾担任检校萨保府，统领粟特聚落事务，因此，鱼国与粟特的关系应该非常近，并且极有可能同属伊朗范畴。

就在学者们积极探索鱼国之迷时，荣新江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鱼国人虞弘本身的复杂经历。

从北齐、北周，到隋，历经三个中原王朝，这个虞弘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拥有中西方两种背景的虞弘，最后选择太原作为归宿之所，那么，那时的太原对于这个传奇人物来说，又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呢？

太原古称晋阳或并州。这里向西与灵州、就是现在的灵武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而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

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太原成了融合的大舞台。

2002年底出土于太原市王家峰的一座墓葬距离虞弘墓的出土地仅有5公里。

墓主人徐显秀，是一位北齐将军。他和夫人的画像，同样位于正对墓门的中间位置。在这个威风凛凛的出行仪仗队中，有一个人最为引人注目。

他须发浓密，眼睛滚圆。显然与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胡人形象相近。而他居然出现在徐显秀的仪仗队伍中，成为中国这位北齐将军生活的一部分。

看来，北朝以来，西域、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

既然入华西域胡人在萨保府领导下的聚落中生活，那么他们具体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

虞弘墓出土浮雕壁画共54幅，所绘内容多是宴饮、歌舞、骑射和狩猎。

在虞弘夫妇晏饮图中，帐前有一个胡人正在表演舞蹈，那是有名的“胡腾舞”。

与胡旋舞一样，胡腾舞也起源于粟特；不同的是，胡腾舞的舞者多是男子。他们只能在小圆毯上纵横腾挪，不能离席。并且还要借助一点酒力。

虞弘墓石刻的射猎图像，场面紧张激烈。涉猎者骑着骆驼、马，他们盘弓拉箭，箭已离弦，刺向射猎者身旁的雄狮。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向捕猎它的人和动物猛扑。

即使浮雕上点缀了这些柔弱的花鸟，整个画面仍就令人感觉紧张激烈。

这样的场面让人联想起波斯帝国时期的浮雕壁画等艺术品。在这些艺术品中，狩猎者或徒步搏狮，或骑马猎狮，场面均异常激烈。

虞弘墓浮雕中，除了这些显著的波斯风格，还有一些是我们很少见过的场面和艺术特色。浮雕中狩猎者的弓上都没有箭，即使弓弦扯紧，引弦待发，也不见箭，却总能使人感到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氛。这些表现手法，迄今所见甚少。

而这些牛狮搏斗，犬狮搏斗，甚至还有骆驼与狮子互相撕咬的场面，即使在中亚西亚或者波斯的艺术品中也是罕见的，其本身也似乎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场景。

特别是狗在虞弘墓浮雕中，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更加令人奇怪的是，虞弘墓壁画中，许多人物都被刻上了头光。

荣新江：“按道理来讲，一般表示神才有头光，这个不论印度还是伊朗都是这样的。可是虞弘墓很奇怪，有些我们看做神的，没有头光，有些普通人却有。所以研究粟特美术市的大家马而萨克先生就说是中国的工匠造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粟特的意思。”

就在学者们疑惑不解时，2000年5月，一个和虞弘墓有相似特征的古墓在西安被发现。

安伽墓出土了一方完好的墓志，上面写着墓主人安伽是姑臧昌松人，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人。安是九大粟特城邦国家之一安国人进入中原后的姓氏；而武威是粟特人在中原最大的聚居地之一，这说明安伽就是粟特人。

巧合的是，粟特人安伽也曾任陕西同州萨保。公元579年，也就是虞弘被任命为太原等三个地区的检校萨保府时，安伽死于陕西家中。14年后，虞弘也在太原过世。

1999年，2000年，中国先后出土了两个西域胡人的墓葬，困扰学者们多年的丝路文物遗存的问题一下子有了具体的实证。北朝隋唐时期，虞弘等西域胡人在粟特聚落中的生活画卷，即将异常清晰地被学者们翻开。

随着隋代虞弘古墓的出土，它神秘的粟特和波斯色彩令人疑问丛生。

2000年，北周粟特萨保--安伽墓被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发现。两座墓葬相辅相成，这样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胡人的生活状况，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和虞弘墓一样，安伽墓围屏石榻中间，也是一幅男女主人宴饮图。而且这两个人在其他画面上也有出现，特别是男主人，每个画面都有，装束一样。他们应该就是安伽夫妇。

安伽头戴粟特人特有的帽子--虚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跑。夫人则盘发，身穿圆领束胸长裙。

安伽墓12块浮雕中，竟有4块是粟特与突厥之间的交往图；更有7块是晏饮歌舞图。安伽墓浮雕也有两个狩猎场景。

不过，一眼看去，就能感到它与虞弘墓的不同。

图中人物全都骑在马背上，或追赶野猪，或射杀羚羊，或猎鹿，或打兔，而且周边刻上花木山石，写实地交代出狩猎环境。

骑射狩猎的特长不但供他们享乐，还为他们提供了经商以外的又一个职业：从军。突厥军队中有很多粟特人，唐王朝抗击契丹等蕃族的主要力量也是粟特军。

如今通过这些面孔，我们不但可以触摸到他们的生活，而且，安伽墓也再次验证，虞弘墓浮雕虽然有难以解释的神秘色彩，但确实也是他们生活的艺术化再现

粟特人东奔西走外出行商，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建立聚落，除了这些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靠什么维系他们内部的团结呢？他们又有怎样的精神信仰呢？

在虞弘墓和安伽墓中，学者们发现两副几乎完全相同的神奇图像。

一幅，位于安伽墓墓门的门楣上方；

另一幅，位于虞弘墓石椁前壁的正中间。

施安昌：“这是典型祆教图案。两个半人半鸟的神，来护卫一个火坛，这样一个形式可以叫是圣火祆神的图像，这个图像表现了对于圣火的崇拜和歌颂。”

祆教，对于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

荣新江：“大概公元3世纪以后，粟特人逐渐进入中原，把他们信仰的祆教也带进了中国。但粟特人的祆教与波斯本土的祆教有一点不同，已经是一种比较民俗化了的。”

那么在中国粟特聚落内部，已经民俗化的祆教仪式是什么样呢？安伽墓浮雕给了我们答案。

他们拜祭的火坛相当精致。可见这个火坛的尊贵。

祭祀过程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必须带上口罩，以防人体不洁的气息污染了圣火的纯洁。

供桌上摆放着祆教徒认为可以通神的各种植物，有的用做火坛的燃料；瓶中插的用来榨汁，以供祆教徒们饮用。

通过这些浮雕，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包括安伽虞弘在内的祆教徒们，即使来到万里之遥的中原，仍旧保持了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

即使死后，他们也要将对圣火的崇拜和敬畏带入墓中。

虔诚的宗教信仰甚至使粟特聚落内部产生了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凝聚力。

公元755年，许久不闻干戈的大唐遭遇了由粟特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泱泱盛唐气派从此竟成历史烟云。

安禄山，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粟特人之一，兵变时官至范阳节度使，独霸河北。

安禄山能号令别人一起举兵原因复杂，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兵变中，安禄山倚重的将领和兵士多数是粟特聚落中的胡人。荣新江相信，其中宗教信仰是安禄山登高一呼士卒百万的因素之一。

根据敦煌文书以及典籍记载，在中国，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每个祆庙中，也都供奉着这些祆神的画像或者塑像。

如今，中国各地的祆庙早已荡然无存。

不过，虞弘墓和安伽墓的出土，却丰富了我国祆教的历史遗存。

既然祆教出现于出土墓葬中，那么祆教徒的丧葬形式是否也和祆教有关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粟特本土的丧葬习俗。

荣新江：“实际上粟特本土的葬俗跟中国的丧葬形式完全不一样。他去世以后专门有处理尸体的人，把他放在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把这个尸体让狗来吃掉，或者有个时候用火烧，或者是把他处理以后，放在瓮棺里面埋起来，这种盛放人骨的器具被称作“盛骨瓮”。就是大概七八十厘米高这样的，周围也刻了一些画。”

看来，粟特本土葬俗、祆教的色彩非常浓厚。那么进入中国的祆教徒们，他们的丧葬形式也是这样吗？

邢福来：“安伽的骨头，比较凌乱的放置在甬道里。说明他这个骨头，在埋葬的时候，已经是骨头，而不是尸体了。有的骨头上有明显的火烧的痕迹。这是一个，再一个，发掘中可以看到，两层封门砖里面，石门，石门外的石狮子包括墓室，都有比较明显的火烧的痕迹。”

用火烧，这种形式很容易让人想起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过，北朝粟特人已经不再是用盛骨瓮草草埋掉了事了，他们按照汉人的模式挖掘墓室，有天井、甬道、墓门等，然后在墓室中举行祭火仪式，将遗体焚烧，再整理碎骨，放在墓中。

十几年后，到了隋代，虞弘时期的墓制形式又有了发展。

盛唐以后，与中原汉族通婚了的胡人，他们的墓葬方式与汉人基本没了区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入华胡人的丧葬形式逐步汉化。而入华祆教的也不断民俗化，虞弘和安伽的子孙也渐渐融入中国民间。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粟特人就不停地在丝绸之路上奔波，而狮子、麝香、胡椒、樟脑、大麻等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也是最初由粟特人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特产。

这些商品进入中国，就像粟特人将中国丝绸带入西方一样，被上流社会竞相追逐。

粟特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随后在中国形成聚落并充分享受着丝路贸易带给他们的巨大利润。

大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经路过粟特地区，他看到的粟特习俗是这样的：虽富巨万，服食粗弊……父子较利。即使家缠万贯，粟特人的生活仍旧粗劣不堪。

可进入中国，北朝时期，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别有一番景致了。

即使经过兵乱，西域胡人对中国文明的依恋也没有减弱。

《资治通鉴》讲述，盛唐时期，外国驻中国使节的饮食住宿由盛唐政府全权负责。安史之乱后，大唐政府无力承受这样沉重的负担，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保持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者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大唐国民。结果，这些外籍人全部加入了中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