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以佛为神——简评何志国《汉晋佛像综合研究》
摘要: 华东师范大学何志国教授《汉晋佛像综合研究》是同类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专著，其特色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认为本书相对他以前出版的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专著”，这应该是志国教授的谦虚之词。其实此前他出版的《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论》《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和《早期佛像研究》等专著，已经引起佛教考古与佛教史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其中不少新观点、新方法，为业内人士所称道。不过志国教授的新作《 ...
华东师范大学何志国教授《汉晋佛像综合研究》是同类研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专著，其特色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认为本书相对他以前出版的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专著”，这应该是志国教授的谦虚之词。其实此前他出版的《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论》《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和《早期佛像研究》等专著，已经引起佛教考古与佛教史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其中不少新观点、新方法，为业内人士所称道。不过志国教授的新作《汉晋佛像综合研究》确实与以前著作有所不同，这就使本书在佛教考古与佛教史研究上更为系统、全面、深刻，可以称得上当今汉晋佛像考古与综合研究方面的力作。我想作者之所以能够撰写出这样的著作，与他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他为撰写此书，历时二十七年！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要有“干坐冷板凳”与“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志国教授用了两个半“十年”还多的时间，踏遍各地、翻遍典籍，殚精竭力完成了这样一部专著实属不易！这在当今急躁、短平快的学术环境中，是不多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治学精神、态度也是我们学界特别需要提倡的。正是作者这样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使之能够准确、科学指出当今汉晋佛像研究学术领域的关键问题，诸如：未识别的汉晋佛像问题客观评估问题，大量存在的对出土佛像考古资料辨识的错误问题，在汉晋佛像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缺失导致结论的科学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汉晋佛像研究中缺少新思路、新方法的痼疾等等。正是由于志国教授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他对汉晋佛像学术研究历史与现状有了准确把握，从而提出准确、科学的论断。
其次，本书在汉晋佛像研究方面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是以往同类著作中很少见到的。佛教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界是个热门话题，佛教起源、形成于古代印度，但是从其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融合之后，形成所谓“汉式佛教”，对中国并通过中国对东北亚、东南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使之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的中心也由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转移至东亚的中国，然后再东传至东北亚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半岛北部。“汉式佛教”连同中华文明中的“汉字”“儒学”“律令制社会”“重农抑商”等，共同构成世界史上的东亚“汉文化圈”。从这样的历史视阈角度考察、研究汉晋佛像，就不只是限于“宗教史”“艺术史”的问题了。我觉得作者正是基于汉晋佛像研究这样的宽阔而深厚的学术背景，采取多学科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社会史的前提之下，探究汉晋佛像发展历史，因此本书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就成为其很有特色的地方。
再次，基于作者学术上的考古学“出身”背景，本书十分突出学术研究资料的“科学性”。所谓学术资料的科学性，就是资料“时空”的科学，即“时间”与“空间”的准确“量化”。时空的科学与时空“量化”的“精确”程度密切相关。现代学术发展史说明，在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考古学在学科研究科学化方面的领先地位已成共识。《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中，作者将考古发现出土资料置于第一位，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表现得尤为突出。志国教授为此亲临国内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辽宁、甘肃、新疆等地与汉晋佛像有关的遗址、石窟及博物馆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科学考察。考虑到佛教及其研究的国际性，他又两次赴佛教起源地印度实地考察，其足迹遍及西印度十余处早期石窟。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古代印度文明，与地中海古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说，研究印度早期佛教深入了解希腊、罗马古文明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他多次赴欧洲，考察希腊、罗马古代文化遗产，参观与早期佛教相关的西方各大博物馆藏品。这些国内外的考察，成为他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汉晋佛像的科学支撑，从而也极大提高了《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一书的科学性。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一些创新论断与方法。志国在本书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创新性论断，使学界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汉晋佛像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学术问题。如：在汉晋佛像的本质性“认识”上，他提出的汉晋佛像的“佛神模式”中，汉地民众基于“敬神传统”，而“以佛为神”；胡人则用佛像传播佛教。因此，志国教授明确提出：“汉晋佛像实质是一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民间信仰。”他这一论断是颇有见地的。这也说明，有容乃大的中华文明如何把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中国化”，以至于中古时代以后，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三教合流，从社会学（儒学）、哲学（道家）、宗教学（佛教）不同角度，参与到中国社会史的构建中。再如，作者对美术史界在研究汉晋佛像艺术中的所谓“佛教艺术存在的‘原始→成熟’传统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学术观点。他认为建立早期佛像编年学，是研究佛像艺术史的前提，而早期佛像编年学必须以历史考古学为基础，这就是“首先应以确切纪年墓葬出土佛像作为年代标尺，确定其时代特点，然后分期，在此基础上，使用图像志分析方法探讨汉晋佛像风格的流变，而不是相反。这是研究汉晋佛像的基础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方法论问题，因此志国教授将其提炼为“逆推”方法。从科学史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就是“从已知探索未知”的方法论。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20日第6版）
首先，作者认为本书相对他以前出版的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专著”，这应该是志国教授的谦虚之词。其实此前他出版的《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论》《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和《早期佛像研究》等专著，已经引起佛教考古与佛教史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其中不少新观点、新方法，为业内人士所称道。不过志国教授的新作《汉晋佛像综合研究》确实与以前著作有所不同，这就使本书在佛教考古与佛教史研究上更为系统、全面、深刻，可以称得上当今汉晋佛像考古与综合研究方面的力作。我想作者之所以能够撰写出这样的著作，与他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他为撰写此书，历时二十七年！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要有“干坐冷板凳”与“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志国教授用了两个半“十年”还多的时间，踏遍各地、翻遍典籍，殚精竭力完成了这样一部专著实属不易！这在当今急躁、短平快的学术环境中，是不多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治学精神、态度也是我们学界特别需要提倡的。正是作者这样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使之能够准确、科学指出当今汉晋佛像研究学术领域的关键问题，诸如：未识别的汉晋佛像问题客观评估问题，大量存在的对出土佛像考古资料辨识的错误问题，在汉晋佛像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缺失导致结论的科学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汉晋佛像研究中缺少新思路、新方法的痼疾等等。正是由于志国教授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他对汉晋佛像学术研究历史与现状有了准确把握，从而提出准确、科学的论断。
其次，本书在汉晋佛像研究方面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是以往同类著作中很少见到的。佛教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界是个热门话题，佛教起源、形成于古代印度，但是从其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融合之后，形成所谓“汉式佛教”，对中国并通过中国对东北亚、东南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使之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的中心也由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转移至东亚的中国，然后再东传至东北亚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半岛北部。“汉式佛教”连同中华文明中的“汉字”“儒学”“律令制社会”“重农抑商”等，共同构成世界史上的东亚“汉文化圈”。从这样的历史视阈角度考察、研究汉晋佛像，就不只是限于“宗教史”“艺术史”的问题了。我觉得作者正是基于汉晋佛像研究这样的宽阔而深厚的学术背景，采取多学科结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在社会史的前提之下，探究汉晋佛像发展历史，因此本书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就成为其很有特色的地方。
再次，基于作者学术上的考古学“出身”背景，本书十分突出学术研究资料的“科学性”。所谓学术资料的科学性，就是资料“时空”的科学，即“时间”与“空间”的准确“量化”。时空的科学与时空“量化”的“精确”程度密切相关。现代学术发展史说明，在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考古学在学科研究科学化方面的领先地位已成共识。《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中，作者将考古发现出土资料置于第一位，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表现得尤为突出。志国教授为此亲临国内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辽宁、甘肃、新疆等地与汉晋佛像有关的遗址、石窟及博物馆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科学考察。考虑到佛教及其研究的国际性，他又两次赴佛教起源地印度实地考察，其足迹遍及西印度十余处早期石窟。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古代印度文明，与地中海古代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说，研究印度早期佛教深入了解希腊、罗马古文明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他多次赴欧洲，考察希腊、罗马古代文化遗产，参观与早期佛教相关的西方各大博物馆藏品。这些国内外的考察，成为他以考古学为基础，研究汉晋佛像的科学支撑，从而也极大提高了《汉晋佛像综合研究》一书的科学性。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一些创新论断与方法。志国在本书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创新性论断，使学界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汉晋佛像研究中的若干重要学术问题。如：在汉晋佛像的本质性“认识”上，他提出的汉晋佛像的“佛神模式”中，汉地民众基于“敬神传统”，而“以佛为神”；胡人则用佛像传播佛教。因此，志国教授明确提出：“汉晋佛像实质是一种充满功利色彩的民间信仰。”他这一论断是颇有见地的。这也说明，有容乃大的中华文明如何把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中国化”，以至于中古时代以后，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三教合流，从社会学（儒学）、哲学（道家）、宗教学（佛教）不同角度，参与到中国社会史的构建中。再如，作者对美术史界在研究汉晋佛像艺术中的所谓“佛教艺术存在的‘原始→成熟’传统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不同学术观点。他认为建立早期佛像编年学，是研究佛像艺术史的前提，而早期佛像编年学必须以历史考古学为基础，这就是“首先应以确切纪年墓葬出土佛像作为年代标尺，确定其时代特点，然后分期，在此基础上，使用图像志分析方法探讨汉晋佛像风格的流变，而不是相反。这是研究汉晋佛像的基础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方法论问题，因此志国教授将其提炼为“逆推”方法。从科学史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就是“从已知探索未知”的方法论。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3月2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