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王绵厚先生寄来，列入渤海大学崔向东先生主编的《东北亚走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的《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收获颇多。作者对涉及有关东北考古、民族与文化素有争议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多有创意，可谓是研究东北考古的不可不读的好书。

 

 

　　该书是作者对2016年出版的《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相关考古、民族与文化问题的细化与深化，将《交通史》的纵向时代表述，改变为横向专题表达，涵盖了作者多年致力于东北“三古”：古地理、古民族、古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作者将《八讲》概括为“十五个字”，即“二江二河、二纵二横、三大廊道、三三论”，现逐一解读如下：

 

 

　　“二江”指辽东的鸭绿江、浑江上游，“二河”指辽东的太子河、苏子河上游。作者揆之古代文献，认为西汉前后这里是貊（貉）族的分布区，其考古学文化是以大石盖墓为代表的“前高句丽时代”和高句丽时代的文化。前者含辽东式青铜短剑的积石墓和石棺墓等，典型遗存列举了曾获2000年度全国十大新考古发现之一的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的发掘，其中第三、四期文化，反映了高句丽建国前和建国后浑江上游的土著高句丽族的起源和发展。

 

 

　　“二纵”其一指纵分辽东、辽西文化的南北走向的医巫闾山，其二指纵分“长白山北系文化的南北走向张广才岭”。“二横”其一指横亘在辽东半岛的千山山脉，其二指横分辽东腹地的龙岗山脉和吉林哈达岭。业内人士熟知，汉代辽东郡和辽西郡并不是以天然界河——大辽水（今辽河）划分，而是以坐落在辽西境内的医巫闾山为界。山的西部，有从5000年前的辽西红山文化到4000-30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即燕亳文化），而山的东部辽河平原北缘则有高台山文化、辽东山地貊系的高句丽文化；长白山脉北系纵贯吉、黑两省的张广才岭，岭西分布着黑龙江省的索离沟文化（即橐离文化），还有吉林省境内的西团山文化（即夫余先世文化），岭东的牡丹江流域则有莺歌岭文化（即肃慎系统的早期文化）。考古民族文化证明，张广才岭是长白山区系中北秽（夫余）与肃慎文化的东西分界线。“二横”之一的千山山脉以南，是辽东半岛沿海地区以大石棚和汉代花纹砖墓为代表的古文化分布区，而在千山山脉以北的辽东腹地则很少发现。推断千山山脉在辽东至少从青铜时代到汉魏时代，仍有南北不同文化的表征。“二横”中的龙岗山脉和哈达岭，既是松、辽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又是辽东青铜文化与北流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南界的分界线，或称为长白山民族区系中“南貊”与“北秽”的文化分界线。

 

 

　　分别是大凌河古道、高句丽南北二道、橐离——夫余交通道。

 

　　大凌河古道，既是辽西红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其遗址分布的密度甚至与现代村落差不多，这应是先秦时期部族交通的滥觞期。进入公元前3世纪战国燕秦开却胡开设五郡到公元4世纪东晋中叶，前燕始祖慕容廆在棘城（今辽宁北票章吉营子乡三官地遗址）建国（前燕），公元342年慕容廆之子慕容皝，由棘城迁都至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考古文化遗存证明，龙城早于战国时期直至魏晋时期以后，都是大凌河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都邑和交通节点。

 

　　高句丽南北二道，作者详述了二道的起点，中间经过的城址（包括发现的遗物）和终点后指出：“早期高句丽的南、北二道，连接的不仅是第二玄菟郡与高句丽的早期都城纥升骨城和国内丸都城，而且也是第二玄菟郡三县（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之间的交通大动脉。”诚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信立祥先生在2014年为《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序言中指出的：“他（指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南北二道均应在当时的高句丽境内……在这两条线路上，分布着多处重要的高句丽的山城和关隘遗存’，证明这两条路线确实是当时高句丽境内的通衢。”

 

　　橐离——夫余道。东汉王充在《论衡·吉验篇》中写道：“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王以疑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  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结合黑龙江宾县庆华古城、索离沟遗址和吉林省吉林市东团山“南城子”、帽儿山墓地的考古发现，作者敏锐地考定，庆华古城是战国末及西汉初橐离国王城，王子东明南渡之掩  水即今拉林河，所到达的地点就是位于松花江中上游的西团山文化的中心地鹿山（今东团山）的濊城（今“南城子”），并在此地创建夫余王国。作者在《八讲》中还指出橐离人也是北濊人的一支，并将他们的文化命名为索离沟文化。依据考古学界的惯例，笔者将该文化称为庆华文化。从橐离国王城到濊城（即后来的夫余国前期王城），应是古代松花江中游的自然陆路交通道之一，或者说是自青铜时代至汉代橐离王国——夫余王国之间的民族廊道。

 

 

　　其一，针对“泛流域文明论”和笼统的无区分论，作者根据东北三省（含内蒙古东部）的自然地理、经济形态、人文历史的不同，提出“东北三大地域文化”说，即辽河文明、长白山文化、草原文化，并逐一解说了“三大地域文化”的成因及其基本文化特征，令人信服。

 

　　其二，辽西三大考古问题：

 

　　关于红山文化玉料产地问题，作者根据2014年和相关友人赴辽西凌源等地实地考古调查，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玉料的产地应在凌源当地，即辽西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而不会是来自辽东岫岩或贝加尔湖等地。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时代问题。作者在全面考察了辽西以大凌河和老哈河为中心的燕山以北和医巫闾山以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区别之后，印证文献记载、民族地理和铜器铭文，认定夏家店下层文化为燕亳文化，而非先商文化。

 

　　大凌河古道青铜器埋藏的原因问题。在今辽宁省喀左县境内大凌河古道，1955、1973、1974、1978年，先后发现了四批青铜器窖藏，其中有鼎、鬲、盂、尊、簋、甗、卣、罍、壶、鸭型尊、盘、瓿、玲首匕等，共60件，品级之高可与中原先秦列国青铜器媲美，其中有十多件有“匽侯”（燕侯）等铭文。作者依据这批窖藏器物时代跨度从商代延至战国，几座窖藏附近并无山川，窖藏器物比较散乱，且分布在大凌河廊道上，否定了“先商说”和“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埋藏的青铜礼器”说，认为这几批青铜器窖藏的史因是：“战国末燕王喜败逃辽东经大凌河古道途中埋藏”的。具有充足理由。

 

　　其三，如何看待“长白山区系考古与民族”。这一问题，作者在2015年5月1日《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中国长白山文化>“考古编”书后》一文已经做了回答，本书第五讲、第八讲对长白山文化又做了进一步阐述，指出长白山文化，是“长白山地区（或区系）、东夷（东北夷）文化先导、华夏（汉）文化圈主体、多元民族内涵的地域文化。”长白山文化可按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四系，四系的考古文化不同，民族各异，概括地讲自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长白山区系土著民族主要分为三系，即秽貊系、肃慎系、沃沮（东秽）系。长白山东系考古学文化，多涉及图们江以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古朝鲜和北部沃沮，可统称东秽；长白山西系考古学文化，主要是西团山文化（夫余先世文化）和后来的夫余，属北秽族；长白山南系考古学文化，为辽东半岛的本土“双坨子文化”和受山东半岛岳石文化影响的“青丘文化”，在辽东腹地则是南貊土著文化区，汉代以后则是高句丽文化起源和早期“五部”的核心区；长白山北系文化，一是属于北秽族一支的橐离文化，另一支属于肃慎文化。兹不赘述。

 

　　《八讲》中还讲到了唐代渤海王国的四至交通（长岭营州道、鸭绿朝贡道、南海新罗道、龙原日本道、夫余契丹道（指从渤海夫余府府址推测在今柳河县罗通山城）即原夫余后期王城至契丹境（牙帐）。）还有古幽州北出塞外的“四条廊道”，即卢龙塞道、喜峰口路、古北口路、居庸关路。史迹从略。

 

　　总的印象是，王绵厚先生这部《八讲》虽然只有250多页，但却是研究东北考古、民族与文化的精品之作，它不仅记述了东北考古学文化与民族的分布（侧重从青铜时代到魏晋，兼及南北朝至唐），而且对民族间的交通及相关遗迹做了科学的考证，进而为研究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值得认真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