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始创于1990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被誉为“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奖”，会集中展示过去一年中国考古最新成果，也会呈现中国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术。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将于4月12日在京揭晓，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私家历史”栏目借此机会邀请文博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学生对一些项目稍作介绍，以期更多读者了解考古发掘，为公共考古略尽绵薄。

今年25个候选名单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的越窑遗址、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西安的汉唐昆明池水系的发掘、贵州老牛坡等等，项目大都有着填补地区历史、复原古代人类活动的意义，能入围的这些项目，它们的发掘和保护工作本身也都非常细致。作为公众和作为考古学生，真想每个遗址都去看看。
有一个项目，我想一般读者可能一下子不是很好理解，图片上看基本只有零散的石块以及一些破碎的骨骼。这就是新疆青河三道海子遗址群，名字似乎也比较拗口。
2015年三道海子遗址群及查干郭勒河墓地发掘位置示意图，图上白色点标明的地方是组成遗址群的各个遗址点。（图片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网站）
三道海子遗址群-花海子三号遗址发掘鸟瞰图

三道海子遗址群-成拜特D23和D24发掘航拍图

三道海子遗址群-成拜特D10石围及剖面
三道海子遗址群-江布塔斯村四号墓地M1－3
考古工作者在现场（以上图片来自社科院中国考古网）
三道海子遗址群与阿尔然大墓
三道海子所在的青河县位于新疆北部的中蒙边界，遗址群在地理单元上属于阿尔泰山的分水岭。考古发现巨型石堆遗址3座、中型4座，小型百余座，鹿石约48通，还有许多岩画地点。这种大量出现的石围石堆，和分布在蒙古西部、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同类遗址非常相像，属于游牧人群的祭祀遗址。发掘者认为，三道海子的石围石堆，在建构材料、形制布局、主方向的选择上，以及鹿石类型、动物艺术主题等方面，和俄罗斯图瓦阿尔然王陵非常相似，可能是同一游牧人群的遗存，是夏季礼仪地点。
阿尔然（Arzhan）墓群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位于阿勒泰北部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境内。1970年代初，前苏联考古学家格里雅兹诺夫发现阿尔然1号墓。2001年，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阿尔然2号墓。两座大墓年代在公元前650年至前600年，首要特点是体量非常巨大，出土物品众多，其中黄金制品的数量极为庞大。1号墓石围直径达120米，高4米，坟冢下是由松木构筑的帐篷状木构架，一共分隔成70个放射状墓室。被盗较为严重，出土共计殉葬马匹160头。2号墓规模稍小，直径80米、高2米，坟冢下分布着26个土坑。为了防止被盗，木椁没有放在正中，而是放置在西北部的地下3米深、5米见方的土坑中，这个策略取得了成功。椁内发现有一男一女，男性40~45岁，女性30~35岁，均为侧身屈肢葬。身着衣物的装饰品、佩戴的首饰、武器全部都是黄金制作，多呈现栩栩如生的动物形态，数量共计5700余件，堪称考古历史之最。
阿尔然一号墓平剖面图（杨建华《阿尔然大墓在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作用——兼论中东部文化的分界》，原载于《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第2期）
（图片采自杨建华《阿尔然大墓在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的作用——兼论中东部文化的分界》，原载于《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第2期）

图瓦地区阿尔然墓地出土豹纹青铜牌饰（《世界美术大全集‧中亚卷》，图23）
图瓦地区阿尔然墓地出土金器 （《国家地理杂志》2003年6月）
对游牧文明的再认识
这里涉及几个专业性问题，可能和一般认知有出入。
阿尔然大墓和三道海子遗址群所代表的游牧人群，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欧亚草原东部及东缘。我们对游牧认识往往两极化：一种观点认为，游牧是人类经济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介于“渔猎”和“农耕”之间，比农耕粗放，游牧人群也被称为隐约低一等的“胡”；另一种是来自诗人的浪漫想象，以天为穹庐，逐水草而居，“风吹草低见牛羊”。实际上，人类学和考古学所见的游牧，是人类利用边缘的、不稳定的自然资源的一种复杂经济形态。正因为边缘环境的脆弱，游牧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形态往往非常精巧，利用包括空间、动植物、地形地貌等一切可获得的资源。比如，不同的动物组合适合在不同海拔的草场放；根据植物的季节性生长和气候变化，一年中需要在广阔的区域内数次移牧（将财物制成便于携带的小件金器也与此有关）；如何在繁重的游牧间隙实行粗放的农业和手工业，从而丰富食物和生活所需——凡此种种，要求人群对自然环境、动植物习性有高度的理解和掌握。
虽然在公元2000年之前，欧亚草原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畜牧，但此时的经济形态主要是兼有农业的畜牧或兼有动物饲养的农业。真正专业化游牧的出现，除了需要对地理环境和生物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必要条件：
1.掌握乳制品加工方法（以便真正利用牲畜）；

2.掌握骑马技术（以适应季节性迁徙移牧的需要）；

3.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为畜力车的制造和普及提供了技术前提）；

4.此外，促成专业化游牧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元前2000年之后气候干旱，欧亚大陆的许多古气候和古环境证据都揭示了这一现象。这个不可预知的因素，导致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气候和水资源进一步恶化，畜牧成分不断增加。
对欧亚草原而言，各区域进入专业化游牧的时间有差异，但这个时间界限大致正是公元前1000年。能建造阿尔然大墓和三道海子遗址的人群，已经是专业化的游牧人群。他们以乳和肉作为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人口随着生计规模不断增加。金属工具、轻便的战车和帐篷等都已被广泛使用。畜牧的种类和配比因地制宜，大量利用山羊和绵羊进行移牧，马的数量较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青铜时代至少增加了一倍。人们不但是牧民，也是熟练的骑手和战士。由于自然条件和人群之间的资源竞争，社会变得更为复杂和阶序化。
白鸟库吉认为，欧亚大陆上古代民族的活动和交往规律是：南北对抗、东西交通。在欧亚大陆内部，占据北方的游牧人群在历史上多次武力入侵中原地区，也曾因内乱或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不断向西迁移。迄今的考古发现认为，活跃在俄罗斯图瓦、蒙古西北和中国以青河（三道海子所在县）、富蕴为中心的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人群，是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以前，萨彦—阿尔泰地区势力最强大的人群。他们与斯基泰人及其后的匈奴人之间的关系目前还无法确证，但是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必然对欧亚草原东部之后的游牧社会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三道海子的发掘：有助于了解游牧人群的信仰体系
同一个人群可能留下许多个遗址，不同的遗址往往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社会行为。比如制陶作坊表现了手工业活动，房屋遗址表明了一定程度的定居。对单个遗址的研究，就像拿到了一部分拼图，拥有的部分越多，才能越清楚原先拼起来的对不对，猜测完整的图景是什么样。游牧人群本身有相当的移动性，短期居住遗址往往很难找到，从考古发现来看，相当一部分人群至今只发现了墓葬，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墓葬就是探寻游牧形态、社会构成等信息的唯一材料。他们的信仰体系往往只能通过人类学家对近现代游牧人群的记录和有限的材料进行研究后做有限的类比和推测。阿尔然1号和2号墓一般被认为是该人群的王陵，而三道海子遗址群与阿尔然墓群的文化内涵高度相似，发掘者判断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三道海子的考古工作，为了解公元前6世纪前后萨彦—阿尔泰地区游牧人群的礼仪和祭祀活动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材料，可以一窥游牧社会的信仰体系。
从三道海子所代表的人群再向后，当我们回顾历史上已经消亡或不见的游牧族群的生活、迁徙、信仰的历史的时候，讨论的并不只是“他者”的来龙去脉。“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与定居的农耕文明相邻，在春秋战国之际就与中原几经和战的游牧人群，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和中原王朝的互动从未停止，深刻地影响了长城南北的两个社会。从游牧考古遗存所反映出的行政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其人群聚散的历史，则可以一窥这种互动，从而越过“我者”意识的藩篱，站在不同的观察和研究立场上再看古代中国的历史。从这一点看，对早期游牧社会考古的关注，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以上这些，就是我期待新疆青河三道海子遗址群能够最终入围2016年度十大考古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物，《2015年新疆青河县查干郭勒乡考古新收获》，《西域研究》2016年01期
2.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3.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
4. 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
5. 葛兆光，《宅兹中国》

【作者简介】
任晓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考古学方向硕士，研究兴趣包括考古学理论、社会复杂化、游牧考古，热心于考古学的科普活动。译有《姜寨:中国一座新石器中期村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宾福德与柴尔德：什么造就了考古学家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