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保修复工作，投入巨大，文保修复人才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但人才短缺、水平参差不齐、地域分布不平衡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近日，多位从事文物保护和研究的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如何培养文保修复专业性人才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建议。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保存在地面上和地下的文物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保修复工作，投入巨大，文保修复人才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但人才短缺、水平参差不齐、地域分布不平衡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近日，多位从事文物保护和研究的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如何培养文保修复专业性人才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和建议。

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据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科学研究院教授罗宏杰和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两位专家粗略估计，全国已有逾60所高校设立了文保专业或文保研究院（所），但多集中在研究层面，面向一线文保修复人才培养者少，对文保修复师和文保科学家未能予以明确区分。

罗宏杰说，美、欧、中文保修复人才培养模式各有不同。

美国集中在延伸教育层面，学生先行接受材料、化学、计算机、物理等不同专业本科教育，打下扎实基础。到研究生阶段，导师根据学生专业背景，选择适合学生的教学内容。

法国模式则更加注重文保修复实践，把大学教育和博物馆师徒制相结合，更具指导性和针对性。

中国一些高校的本科学制注重文物保护通识教育，但鉴于文物种类繁多，其保护和修复需要不同的科学基础，学生的基础训练相对薄弱，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罗宏杰认为，三种培养模式各具特色。针对中国的现状，他更倾向于将三者“妥当结合”。他还建议说，不同高校和文保机构应当分析自身特点和基础，进行细化、专业化定位，减少文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情况。他说，文物修复需要搞清病害机理，对症下“药”（修复材料）或研发合成新“药”，并对所用“药”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估，以达到综合施治。

苏伯民也同意他的看法，并认为应明确区分文保修复师和文保科学家的不同培养模式。

一方面以硕博阶段为主，培养一批高水平文物保护科学家，加强文保基础研究；

一方面借鉴意大利模式，针对具体文物门类，由特定高校尝试定点培养文保修复师，把他们作为工程师类的专业技术人才对待，设立相应的职称晋升机制。

文保工作不能仅靠情怀

苏伯民主张加强顶层设计，在高校设立专门的文物保护学科并授予专门学位，使其享有相应资金支持和与其他学科的同样地位，突出这一学科跨文理、多学科交叉、需要较强理工学术背景的特色。

苏伯民还强调，从政府官员到社会各界，需要更新对文保学科的认知，理解文物保护需要专业知识、专业理论和专业人才，全社会从上到下都能提升对文物保护的科学认识。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从事研究工作的马啸博士也建议，可以考虑——

从国家与行业层面予以适当的资金和政策倾斜，鼓励优秀年轻人才进入文保修复行业，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和社会认可度；

优化学科建设，在现有学科划分体制下，将文物保护基础研究独立化，获得独立的资金支持；

高校文理分科与国际理念进一步接轨，针对文保修复专业的特点制订合理的考核机制，不要求文保修复师发表学术论文；

高校与博物馆合作办学，聘请有经验的修复师参与高校教学，把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训练相结合，联合建设综合性专业团队；

文博单位设置文保修复师专门编制，逐步提高人才基础待遇，让文保工作者不靠情怀也能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

数十年来，中国文物保护和修复理论与实践，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中不断进步的。例如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捷克专家在敦煌传授和交流壁画修复经验。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博物馆合作已达数十年之久。

▲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旭东，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高级项目专家内维尔.阿根纽、玛莎.迪玛斯、林博明等一行在镇原县副县长冯毅陪同下调研镇原文物保护工作。（资料图）

中国文物不仅是国之瑰宝，也是世之稀珍，中国文保事业的未来发展，无论人文还是科技层面，都需要东西方的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