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出土文献对历史研究起着重要作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出土文献大多是原始文献，没有经过后人编辑，其中包含许多已经佚失的历史信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历史，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出土文献只是传世文献的补充，特别是中古以后，很难仅依据出土文献从总体上“重建”历史。第二，这里所说的“出土”并非只指考古发掘，那些从博物馆、图书馆、藏书家手里新发现的文献，也属于广义的“出土”文献。社会生活史是唐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至 ...

出土文献对历史研究起着重要作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出土文献大多是原始文献，没有经过后人编辑，其中包含许多已经佚失的历史信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历史，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出土文献只是传世文献的补充，特别是中古以后，很难仅依据出土文献从总体上“重建”历史。第二，这里所说的“出土”并非只指考古发掘，那些从博物馆、图书馆、藏书家手里新发现的文献，也属于广义的“出土”文献。社会生活史是唐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至今仍是薄弱环节，主要原因是资料缺乏。如何扩大史料范围，调整研究视角，依然是今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文书蕴含丰富社会生活资料

敦煌文书

吐鲁番文书

　　就唐史研究而言，出土文书主要指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这两类文书中含有大量当时实际使用过的账簿、户籍、契约等，涉及面广泛，是研究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极好资料。

　　唐代自府兵制破坏后，服兵役的士兵服装由国家供给，军衣消费遂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唐代宰相陆贽就曾将“军衣”与“军食”“官员俸禄”并列为国家财政的三大支出。我们今天如果要研究军衣消费，就要知道一个士兵一年要穿多少衣服，而这一信息在传世文献上完全没有。幸而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几件点检兵士军衣的账簿，使我们知道唐玄宗时一个士兵要穿多少衣服，都是什么衣服。

　　比如我们依据《天宝九至十载（750—751）张丰儿等春冬衣装簿》，可知当时一个士兵每年发两次衣服（春衣和冬衣），春衣有外面穿的长衫长裤（袴奴），里面穿的汗衫内裤（裈），外加坎肩（半臂），以及裹头的幞头和鞋袜；冬衣有棉袄棉裤，坎肩和幞头鞋袜，每两年再发一个被袋。从生活史的角度，可知这也就是唐代一个成年男子平时穿着的一般服饰。当时无论官员还是百姓，穿的大致都是这些样式的服装，区别只在于衣服的材料以及颜色和饰物。

　　如果我们要研究唐代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就需要知道这个家庭有多少人，有多少地，然后才能知道收入多少，除去赋税后还剩多少，从而判断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庭的实际成员数量，以及他们实际拥有土地的数额。好在敦煌文书中存有许多户籍原件，上面记录了每户的家庭成员及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额，这就为我们研究唐代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例如，敦煌文书《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登记的一户 “下中户”，是要交纳租税的“课户”。这户人家只有一个男劳力即户主，家庭其他成员有母亲、妻子、1个男孩（中男）、5个女孩、3个妹妹，一共12口。实际占有土地101亩，包括依《田令》拥有的土地87亩（其中40亩是永业田），买来的土地12亩，园宅地2亩。那么，这样一家的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韩国磐先生就是充分利用敦煌文书，写出了《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

　　法典反映唐宋社会生活演变

　　唐代法典有律、令、格、式四种。唐代是律令格式体系最完备的时代。唐代社会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律令格式，特别是令式的约束。由于令式是某一朝代各项制度的具体规定，时过境迁，适用性降低，往往被后代舍弃不用，因此唐代令式在元明以后就逐渐亡佚，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以致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唐代令式比较完整的面貌。

　　20世纪末，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发现了北宋《天圣令》残存的10卷12个令，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天圣令》在结构上有个鲜明特点：它将现行令文（宋令）放在每篇令前面，然后将舍弃不用的旧令（唐令）附在后面，形成一令当中有唐、宋两个时代令的奇特现象。《天圣令》含有许多以往不知道的珍贵令文，是研究唐宋各项制度，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医药卫生等社会生活的极好材料，又因为含有唐宋两代令，又是研究由唐到宋变化的极好材料。

　　过去我们从传世文献上完全不知道唐代存在“女医”（专业妇科医生护士），更不知道女医担当者的资格和培养途径。《天圣令·医疾令》所附唐令中有一条令文则对此有专门规定。根据这条令文我们知道女医的担当者是20—30岁没有丈夫或有丈夫但没有孩子、聪明的官奴婢，她们在封闭的场所学习，由医博士授课，以实践为主，每季度内部考试，每年官员考试，5年学成。至于为何要求没有生育经验者担任女医，就引发了从社会学、性别学、医学等各种角度的不同议论和解释。

　　唐《狱官令》规定被判流放罪的犯人，“皆不得弃放妻妾”，即不得与妻妾离婚，但宋《狱官令》在“皆不得弃放妻妾”后面加了一句话“如两情愿离者，听之”。也就是说到宋代，犯人被判流放罪后，夫妇双方只要愿意，是可以离婚的。

　　《天圣令·狱官令》所附唐令规定囚犯死后若无家属收敛，要埋入官地，官地“去京七里外”即在长安城的七里之外。《天圣令·丧葬令》所附唐令又规定“诸去京城七里内，不得葬埋”。这就是说在唐代长安，距城墙七里之内是不能埋葬死人的。但是这两条唐令都被宋令舍弃不用。

　　凡此种种，新发现的《天圣令》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社会生活及其变化的重要资料。

　　墓志透漏社会生活细节

　　唐代墓志已经出土一万余方，是唐史研究的重要新出史料群。上万方墓志就是上万人的传记。中国古代的正史正是出于关注人的活动的视角，才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唐代正史《旧唐书》，只有近2000位历史人物传记，而出土墓志却涉及1万余人，远远超过正史。可想而知，这些出土墓志一定会大大丰富唐朝人物群像，是研究历史人物进而研究历史进程的重要史料渊薮。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说，如果墓志的撰写者是墓主家人、朋友、门生故吏，往往对墓主生平比较了解，就会摆脱完成任务式的套话，写出墓主生活细节，而这些细节则是我们了解当时人生活的最好资料。例如出土的刘应道墓志，墓主不见于正史。墓志长达2500字，详细描述了他的仕途，也透露出一些生活细节。从墓志中我们知道墓主由母亲抚养大，从小爱读百家子史。做县令时除公务外，将官俸都用来抄写经书，任期内抄写六七千卷。因公事除名，“端居静室，不出户庭”十年。近60岁时还到雍州当司功参军。此后任尚书省户部员外郎，22年前做过此官，22年不进一阶，原因是为人清直，不为流俗所悦。墓志还说他性格极其勤悫，遇到要早朝，夜里就起来，穿好朝服，坐等天亮。说他不问家人产业，到晚年生活更为简朴，吃饭只要充饥、穿衣只要蔽体。夫妇感情深厚，“携手之游，无睽寸影”。夫人去世，避夫人住过的正室不居，在正室东窗外盖“广袤八九尺”的小屋，内放一床一榻，在其间住了20余年。平时爱好绘画音乐，水平很高；善下围棋，在二品以上；书法善草隶，为时人所贵；“尽天下之能事”。随皇帝到东都，住在敬业坊私第，死后官造灵车，递送回京城居德坊。他在长安和洛阳拥有两处私宅。

　　这方墓志包含的衣食住行、为官做人细节甚多。像此方墓志那样，如果我们把众多墓志的内容汇集起来，就构成了唐代历史人物生活的丰富画卷。社会生活史研究，归根结底是要研究个人、集团、阶层的日常生活。受史料限制，我们很难研究唐代农民、手工业者的日常生活，那么，唐代日常生活史将研究些什么人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研究，主要研究的是教士、骑士等阶层，这也是受资料限制的结果。社会结构不同，中国古代人物中资料最丰富的是各级官员，因此研究官员的日常生活就是唐代社会生活研究的很好选项，而出土墓志正是官员生活研究的最佳史料群。

　　以上所述出土文书、法典、墓志都扩大了我们掌握的史料范围，是推进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资料宝库，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利用。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