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成公主作为汉藏人民友好的使者,又是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的妃子，由吐蕃赞普选派大将禄东赞为专使迎亲，太宗皇帝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的护送, 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从长安出发,途经青海至康区、最终抵达拉萨，在藏地生活近40年之久。这门亲事对唐蕃历史文化交流开启了最为重要的友谊大门。公主在藏期间带给吐蕃的种种功绩，广泛流传在整个高原民间，也记入了后期的诸教法史中。但教法史的生平故事不仅带有宗教和 ...

文成公主作为汉藏人民友好的使者,又是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的妃子，由吐蕃赞普选派大将禄东赞为专使迎亲，太宗皇帝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的护送, 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从长安出发,途经青海至康区、最终抵达拉萨，在藏地生活近40年之久。这门亲事对唐蕃历史文化交流开启了最为重要的友谊大门。公主在藏期间带给吐蕃的种种功绩，广泛流传在整个高原民间，也记入了后期的诸教法史中。但教法史的生平故事不仅带有宗教和神话色彩，唐朝两位公主事迹互为混淆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故其故事的真伪性需要进一步加以甄别。

早在1948年，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先生曾造访青瓦达孜山，在其《藏王陵》一书中提到青瓦达孜山山脊神殿(据说为关帝庙）下叠压有一墓葬。但其并未对这一墓葬展开详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期间,我国文物工作者首次对青瓦达孜封土堆做了实地测绘调查，并根据封土堆的结构和残存情况，认为封土堆具备了吐蕃时期藏王墓的特点，推断为吐蕃时期古墓。2012—2013年期间，由霍巍教授领衔的四川大学藏王陵考古队多次抵达青瓦达孜山进行现场调查与测绘，在综合考虑封土堆整体外形、四面层层夯筑、夯层间排列松木椽的构筑形制等因素后，再度确定其为一处吐蕃时期的大墓。

作为一座吐蕃时期大墓，能够在此修建陵墓者其墓主身份非一般贵族将相所能企及：第一，该墓修筑在距离地面垂直高度约200米的险峻山顶，工程量浩大，远远超出一般人物能所承受的经济范围；第二，作为吐蕃先王（松赞干布以前）的旧宫青瓦达孜，除非改朝换代，否则一般是不允许在此地修筑墓葬的。

青瓦达孜

封土堆的概况

青瓦达孜封土堆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青瓦达孜山脊半腰上，依山而建，背面（西面）依托一自然山丘，南北两面山势险峻。封土堆基本呈长方形，地理坐标为北纬29°1′42.24″，东经91°40′51.86″，方向北偏西50°，海拔3870米。封土堆顶部长23米、宽9米；底长25.5米、宽长16.4米，现存封土高度约14米。封土顶部搭建有一前圆后方的石砌建筑，对封土造成了部分破坏，该石墙残高约1～6米、宽0.8米，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其中央位置有一近现代方形土坯建筑（据说为关公庙），建筑面积南北宽6.3米、东西长5米，土坯墙的残高0.04～2米，厚0.05米。

松赞拉康中供奉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像（摄影/邱衍庆）

封土堆东面因水土流失，有多处冲沟和坍塌的痕迹。在东面北段大面积坍塌处，封土堆修筑时的夯土层已暴露在外。通过观察，夯土层由版筑法夯筑而成，每夯层间夹杂有散落的石块和连续平行排列的木棍，版筑的夯土层高1.2米，木棍直径为0.1～0.2米。东面南段有一延伸至封土堆顶部的石砌墙。

封土堆南面基本呈垂直状，外表可见上下共11层版筑，每层版筑以连续平行排列的木棍作为间隔，夯土中夹杂大量的碎石。在南面西段有一带围墙的石砌台阶，通过台阶，可以从基部绕封土西面通封土顶部。封土西面基本与石砌建筑和岩石山体相连。封土北面因雨水冲蚀多处有冲沟，封土基部有上下两层排列较整齐的夹石层，上部筑法与其他各面基本相同。

从整体看，这座封土墓直接建在岩石山体之上，不宜挖地基，而是在粗略平整岩面之后，在其上直接筑夯土墙。从外部观察可知，该墓不见有里而外、依次外扩的封土墙。其整体筑法是围绕着墓室，各面采取分节分段同时向上夯筑的。为了防止墙体滑坡，每个版层间纵横排列长圆木作为“木筋”，以增加封土的坚固性。直到今天，除了雨水侵蚀导致的小范围的水土流失外，不见大范围的墙体滑坡。连续纵横排列木棍的技法成了此墓的一大特色。封土堆土质纯净，呈黄红色，与穆日山1号松赞干布陵十分相似。在青瓦达孜山上，封土堆的颜色非常显眼，与周围山体不一致，基本可以排除封土堆土源地取材的可能性。

公主陵墓的去向

藏文后期史料所载

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史料中，约成书于11世纪的《柱间史》作为成书时间最早，文成公主生平故事最详细的史书。书中神话般记述：如松赞干布、赤尊公主和文成公主初入观音像，而诸大臣对此议论纷争；其间赞普与二妃从佛像中重现来到人间，消除众人疑心；最后诸大臣考虑到朝政的利益，向百姓隐瞒了事实真相，先告知病危后宣布逝世，同时为他们三位依次修建衣冠冢。

稍后的史料如，12世纪的《娘氏宗教源流》和13世纪的《第吴宗教源流》，14世纪的《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籍》《红史》等史书在记述这段历史时，都基本承袭了《柱间史》中公主最后入观音的故事。但在《汉藏史籍》一书中公主最终入观音外，还多了一条公主染痘症后去世的矛盾记述。

约14世纪的《西藏王统记》，16世纪的《贤者喜宴》，17世纪的《西藏王臣记》虽在公主入观音一事上口径一致，但在记述陵墓修建一事却有出入：《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二书只记载了赞普和两位妃子三人陵建于雅砻琼波（琼结），而在《贤者喜宴》一书中却记载了两位妃子与赞普一同合葬在松赞干布陵。此外，《西藏王臣记》一书中亦存在赞普、二妃染疾病而亡的自相矛盾的记述。

从上述可知，诸多历史文献在记述文成公主一事时，多沿用了“公主入观音”这一说法，而未能正视公主的真实死因或其陵墓的去向。如《汉藏史籍》和《西藏王臣记》两书在记述公主时，出现了前面“入观音消失”与后面“染疾病逝世”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关于公主陵墓的位置，少数史书记载也并不一致：据《柱间史》记载，赞普和两位公主陵分开建在琼结穆日山、青瓦达孜山、后藏某地；而在《贤者喜宴》一书中，却明确记载赞普与两位公主是合陵而葬；像《西藏王统记》和《西藏王臣记》两书中，只记载了三位陵墓修建在琼结，至于是具体分别筑陵还是合陵而葬，并未有详细的说明。

综上，在后期诸多史料中虽不乏一些较为独特的历史线索，但那些线索尚不足以明确文成公主的真实死因乃至死后陵墓的位置。必须将眼光伸向时代更为遥远的吐蕃早期文献，以期解开这段历史背后真实的面纱。

吐蕃文书与考古

所得公主陵墓去向

据吐蕃出土文献《吐蕃大事年表》载，松赞干布逝世于公元650年，下葬于公元651年。而文成公主下葬于于公元683年；而《旧唐书》亦记载，松赞干布于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去世，文成公主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去世，两人去世时间相隔30年之久。据上可知，我们基本可以排除后期文献所记载的说法，即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一同入观音或去世乃至合葬的可信度。如此一来，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两人逝世原因与死后所葬陵位自然也有差异。

关于文成公主的死因，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王尧先生在敦煌藏文献P.T.960中发现了文成公主死于痘症（天花）这一重要线索，这与吐蕃文献《拔协》一书记载相互吻合。同时，参考吐蕃后期文献《汉藏史籍》和《西藏王臣记》中公主“染疾病逝世”的说法，公主“染疾病逝世”的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关于文成公主的陵位问题，《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柱间史》三部史书均略有记述。但《贤者喜宴》所记文成公主和赞普合葬的可能性，通过上述文献基本排除；《西藏王臣记》中记述公主（文成公主）墓建于琼结一说也对寻找陵墓的具体位置贡献不大；相比之下，唯有《柱间史》一书的记述最为详细：汉妃（文成公主）墓是建在青瓦达孜山上，用红土掺红奶牛之奶水修筑而成。此条文献记载不仅指明了陵墓的位置，也指出了陵墓的修筑方式与特点。

由上可知：第一，不论是《西藏王臣记》中笼统的记述还是《柱间史》中的详细记述，两者指向了同一区域琼结。第二，《柱间史》中提到的“青瓦达孜山上”的地理位置与现存山头保存唯一封土堆位置是完全对应的，且史书中记述的采用“红土”修筑一词与青瓦达孜山封土堆的红色是基本吻合。这种“红土”在青瓦达孜山上非常显眼，并非就地取材，而是专从某处搬运而来的。与这封土堆颜色相像的松赞干布陵，其封土来源为离琼结县城不远处昌山。第三，走访调查证实，青瓦达孜山脚下的琼结雪村至今流传着山顶封土堆为公主墓的说法。这一说法在《琼结县文物志》中误记为金城公主衣冠冢。产生这一误解原因在于，藏人对唐朝的两位和亲公主，不论是文成或金城，均称为“公主”，甚少加其他名号，以致产生张冠李戴的情形比较普遍。

由此看来，笔者认为《柱间史》一书所记文成公主陵位是比较可信的。我们有理由推定青瓦达孜山顶的这座封土堆就是文成公主陵墓。至于文成公主死后为何安葬于此，也是由其特殊身份所决定的。安葬在青瓦达孜山，既能体现对大唐王朝礼遇，也不触犯吐蕃本土的丧葬礼制。

青瓦达孜山上的历史遗迹（摄影/范久辉）

来源：《西藏人文地理》 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