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屹立着一座有着两千多年的城市——酒泉。它东连张掖，南临青海，北通内蒙，西达新疆，自古便是沟通中原与西域（今新疆）地区的锁钥之地。酒泉鼓楼河西四郡的第一个1战国时期，月氏与乌孙游牧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战国末年，月氏打败乌孙，占据整个河西走廊，秦汉之际，匈奴借中原动荡之际，东击东胡，西逐月氏，占据河西走廊。西汉初“白登之围”后，汉高祖深感诸侯王是更重要的威胁，汉朝无法出全力与匈奴对

甘肃河西走廊最西端，屹立着一座有着两千多年的城市——酒泉。它东连张掖，南临青海，北通内蒙，西达新疆，自古便是沟通中原与西域（今新疆）地区的锁钥之地。

酒泉鼓楼

河西四郡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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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月氏与乌孙游牧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战国末年，月氏打败乌孙，占据整个河西走廊，秦汉之际，匈奴借中原动荡之际，东击东胡，西逐月氏，占据河西走廊。

西汉初“白登之围”后，汉高祖深感诸侯王是更重要的威胁，汉朝无法出全力与匈奴对抗，故而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修好，以缓和汉匈关系，双方经济都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汉武帝时，汉朝诸侯王威胁渐去，国库也积攒和抢劫了足够的钱，为了攻打匈奴，一方面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以寻找盟友，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筹划对匈奴用兵。汉元光元年（前133）年“马邑之谋”后，汉匈关系破裂，和亲终止。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对匈奴用兵。

从元光六年（前129年）起汉武帝 先后发动“河南之战”、 “漠南之战”；夺取河套等地，元狩二年（前121年），为彻底打败匈奴右部，汉武帝遣霍去病等发动“河西之战”，进击河西走廊。

《汉书·霍去病传》记载：

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

是年，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与管理，汉武帝在河西疏勒河流域设酒泉郡。后又增设敦煌、张掖、武威，合成“河西四郡”。

酒泉“西汉胜迹”公园内的霍去病群雕

千年古泉

匈奴势力被逐出河西后，为进一步实施对西域的控制，继续打击匈奴，西汉政府派张骞等经营西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最后一个大国车师归附汉朝，汉政府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西域都护府，至此，天山南北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中原王朝的西北疆界扩展至伊犁河流域。

汉代丝绸之路与“河西四郡”

为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酒泉置都尉，设烽燧，修关隘，筑长城，其长城向北延绵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向西延伸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酒泉作为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战略地点，成为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敦煌则成为进出西域的前沿与桥头堡。

西汉后期，中原动荡，逐渐丧失对西域的控制，东汉经历了与西域的“三通三绝”之后，到东汉后期，中原势力完全退出西域。

“甘肃”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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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以降，中原地区经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分裂动荡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出现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并先后被曹魏、西晋、前秦、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

由于地理相对偏僻，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政治较为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民族融合。在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的推广下，佛教发展迅速，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石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等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兴建。

唐初，酒泉设肃州，归凉州总管府（后更名凉州都督府），武德八年（625年）置肃州都督府。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九月在西州交河（今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置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事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今新疆库车），武则天时期，又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

在此期间，唐军先后击败西突厥、吐蕃等对西域的进攻，稳定了对西域的统治，在这些军事、政治活动中，酒泉不仅是重要的军用物资转运、供给基地，也是重要的人力补给站。

处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景云元年（710年）置河西节度使，驻凉州，领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甘肃瓜州）、沙洲（今敦煌）、伊州（今哈密）、西州（今吐鲁番）七州，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保障了唐对河西、西域地区的控制，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沟通了中外交往，繁荣了地方经济。

“关西七卫”的依托

3

“安史之乱”后，酒泉地区先后为吐蕃、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及至明代，退居塞外的北元政权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常威胁明北方边境。

为了保证北方和西北边疆安全，明中期在河西地区设甘肃镇与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合称“九边”，作为修筑长城、拱卫北境的主要力量。

明代疆域图

同时，为了经营西域，“制驭境外之生夷，亦以扶绥境内之熟羌”，明在西北设“关西七卫”。

明代以嘉峪关为西北国门，嘉峪关以东为内地，嘉峪关以西称“关西”。“关西七卫”即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又称“西北七卫”、“蒙古七卫”。

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归西宁卫管辖，统辖范围包括今青海湖西部及柴达木盆地西北地区；沙州、赤斤蒙古、哈密三卫归肃州卫管辖，统辖范围包括今酒泉市所辖玉门市、敦煌市、瓜州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大部。

当时，这一地区基本上是以蒙古族为主的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明政府对他们进行防范的主要力量就是肃州及嘉峪关地区守军。

尤其是明嘉靖后期，漠西蒙古不剌部占据青海，西北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肃州、甘州境内，这些部族之间矛盾重重，彼此争战不休，影响着河西地区的社会稳定，而“外防大寇，内防诸番”成为明代中后期西北防御的重点，肃州卫则是这一防御重点中的中心城镇，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与内地诸卫不同，关西七卫以当地少数民族为主体，其官员则由蒙古贵族担任，一般以世袭方式延续，朝廷以册封的形式维系统治，本质上是一种“羁縻”关系。

明政府给关外部族酋长一定的官爵封号，提供一些生产生活资料，使他们与明朝保持正常关系，既保护往来西域、西藏的使臣、商旅安全，又使“西戎、北虏两不相通，则边疆可永无虞，而国家之固如磐石矣。”

同时，关西七卫力量犬牙交错，互相争斗，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这些部族对明政府的威胁，维系明在西北的统治。

收复新疆的基地

4

清入主中原后，酒泉西部仍被新疆吐鲁番地方政权控制。康熙年间派兵平定准噶尔部，关西成为供给前方的重要通道。为保证前方大军粮食、物资供应，清朝调取粮车三千两，招募车夫九千人，“自嘉峪关至哈密，安设十二台，每台各分车二百五十辆，令其陆续转运”。

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五年（1718——1727年），清政府先后在关西建成赤斤、靖逆、柳沟、安西、沙州五卫，完全恢复了对嘉峪关以西至哈密地区的统治。

清代疆域图

清同治初年，乌兹别克地方长官阿古柏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新疆，沙俄也趁火打劫，派兵侵占伊犁地区。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着手收复新疆，此时，日本侵犯台湾，东南防务吃紧，清廷内部出现海防与塞防之争。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极力主张下，清廷同意左宗棠率兵收复新疆。

左宗棠像（摄于1875年）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粮食匮乏，加之连年战乱，户口凋敝。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次”。

鉴于这种情况，左宗棠采取“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军粮采运工作。

粮源和粮运分南北两路，北路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为起点，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粮食；南路以肃州为起点，在此设一粮局，采购甘州、凉州、肃州等地粮食，采用节节转运的方式，用车辆运至安西，再以驼运至新疆巴里坤。

为了保障前线粮食的供给，左宗棠在在酒泉大力推行屯田，安置流民，疏通渠道，推动酒泉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为保证后方物资及时运抵，左宗棠抽调大批军民，修筑了从兰州经河西走廊到新疆的主干通道，即后世之甘新公路，路面宽1~3丈，可供两台大车并行。

这一系列活动，有效保障了新疆的军事行动和后勤供给。

除此之外，左宗棠在酒泉禁种鸦片，提倡种棉，修复书院，兴办义学，植树造林，对于酒泉地区的发展功不可没。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设大本营，挥军西进。十月，收复北疆，至光绪四年（1878年）十一月，收复南疆大部，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出肃州坐镇哈密，指挥三路大军彻底击溃阿古柏势力。

光绪七年（1881年）初，中俄签订《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霍尔果斯以西地区和北面斋桑湖以东地区却被沙俄强占。）左宗棠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利益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清军进军新疆与收复伊犁示意图

几千年民族融合的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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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酒泉郡设立以后，酒泉就处在河西走廊的咽喉之地，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是中原王朝联系西域的锁钥之地，也是屏障关中、隔绝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联系的重镇。

正是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酒泉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及唐末五代时期，河西地区先后被鲜卑、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酒泉地区的文化就融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基因，敦煌莫高窟自不必言说，酒泉地区的许多文化都具备这样的色彩。

比如，酒泉市瓜州县下辖布隆吉乡，原名布隆吉尔，实为突厥语的汉译，意思是露头泉水多、水草丰茂的地方 。玉门市下辖赤金乡，实为蒙古语“赤斤”即“卫”之音译。

又如，酒泉市宗教信仰中，既有汉传佛教一支，同时还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内容。酒泉市西南三十余公里的文殊山石窟，从公元四世纪开始营建，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明嘉靖年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游历讲法途经此处，自此成为藏传佛教兴盛之地。

长时期的文化融合，以及长期作为军事重镇的存在，使得酒泉文化具有了浓厚的豪迈、粗狂风格。酒泉人好酒善饮，尤其是融入了蒙古族食肥羊、饮烈酒的风气，逢年过节，朋友欢聚、婚丧嫁娶，必备高度烈酒待客，吃手把肉、饮高度酒为酒泉民风一也。

时过境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今日之酒泉，已不再具备昔日之繁荣，然而千年的文化积淀与民族融合，以及作为进出新疆的门户之地，它在国防方面仍有重要地位。

来源：文史宴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