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辑录有两方西晋墓志，均有题首，一为《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北京图书馆藏拓；一为《晋贾皇后乳母徐美人徐氏之铭》，现藏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墓志的主人分别是西晋贾南风皇后的生母郭槐与乳母徐义，两人的去世时间仅隔两年，其身份的特殊使得她们的丧礼极为隆重，但她们的墓志风格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地归咎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辑录有两方西晋墓志，均有题首，一为《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北京图书馆藏拓；一为《晋贾皇后乳母徐美人徐氏之铭》，现藏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馆。（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墓志的主人分别是西晋贾南风皇后的生母郭槐与乳母徐义，两人的去世时间仅隔两年，其身份的特殊使得她们的丧礼极为隆重，但她们的墓志风格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两人身份地位之不同。关于两方墓志的具体问题论述极多，此不待言。然而对于它们的联系与差异却罕有人论及。黄明兰在《西晋散骑常侍韩寿墓墓表跋》（《文物》，1982年第1期）中将二者综合讨论，称其“形制”相同，但这只是针对墓志外貌（圭首方趺）而言，并未涉及具体内容。故不揣疏陋，讨论如下。

贾后当权与“殊礼”之加

　　据墓志，郭氏丧于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徐氏逝于元康八年（298年），此二墓志皆作于贾后当权时期。《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载：“惠帝即位，贾后擅权，加充庙备六佾之乐，母郛为宜城君。及郭氏亡，谥曰宣，特加殊礼，时人讥之，而莫敢言者。”（《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所谓“特加殊礼”盖即志中所言“附葬于皇夫之兆，礼制依于武公”。郭氏作为当朝皇后的生母，殊礼之加，人之常情。并不多见的是，乳母徐氏也被“殊礼”眷顾。

◇徐义墓志拓片

　　徐美人墓志中详细记录了皇后对这位乳母有着不同于一般的尊崇。在宫中“委以庶绩之事，托以亲尼。宰膳同于细御，宠遇殊持”。徐氏寝疾还家后，“使黄门旦夕问讯，遣殿中大医、奉车都尉关中侯程据、琁等，就家瞻视。供给御药、饮食众属，皇后所噉珍奇异物，美人悉蒙之”。据周一良先生考，程据为贾后之心腹（《周一良集》第2卷《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害愍怀太子亦此人，贾后使程据前去瞻视慰问，实是派遣她身旁最信任的人代表自己对乳母尽心。徐氏去世后，“皇后追念号啕，不自堪胜。赐秘器衣服，使宫人女监宋端临亲终殡。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供备丧事”。仅从“赐钱五百万，绢布五百匹”的数目上即可看出皇室给予的殊礼。羊祜羊太傅去世时，仅钱三十万，布百匹而已（《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张学锋在《中国墓葬史》惊叹于徐美人墓的规模：“由于贾皇后的专权，其乳母徐美人的墓葬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中国墓葬史》，广陵书社，2009年）另一位学者更为客观：“徐美人的特殊身份，使她单身葬的丧葬规格不同寻常，其墓规模也很大。”（张承宗、陈群：《中国妇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

　　徐氏进府乳养贾后在甘露三年（258年），此亦贾后出生之年份，此后一直随侍在侧，一直到元康七年（297年）患病出宫，两人相处四十年，当真是“抱勖养情若慈母，恩爱深重过其亲”，况徐氏在杨骏之乱中有护主之功，因此皇后对乳母的“殊礼”也在情理之中。

墓志行文之异

　　皇后的生母与乳母去世相隔仅仅两年，同样加以殊礼，两篇墓志形制相同——碣首圭形，碣座方形，但在墓志行文上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郭氏墓志不足二百字，除简述其出身与传统的道德溢美外，几乎未有任何余笔，连贾后在其中的痕迹也仅用“仍援妃后”一笔带过。我们很难想象贾后对生母墓志的撰写一无所知或与它毫无关联，最起码这篇墓志该得到只有两个女儿的郭氏（据《晋书·贾充传》，郭氏育有两子皆夭）的长女——贾后的首肯。如果这篇墓志单独出现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但对比徐美人墓志就会发现问题。

　　徐美人墓志洋洋千言，把徐氏的人生经历叙述得极为详尽与清楚，故事性也很强，简直可以作为史传来读。本来由于作者不同，墓志行文自然各异。但考虑到郭、徐身份的相似，不禁对这种差异感到好奇。按照常理，郭氏作为皇后的生母，地位要比徐氏尊崇，尽管徐氏的乳母身份极为特殊，但毕竟无法与其生母相比，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人的封号上得到印证。徐氏封号为美人，据陈直转引《宋书·后妃传》序云：“晋武帝采汉魏之制……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陈直：《晋徐美人墓石考释》，《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郭氏为广城君。

　　按《世说新语》卷上《贤媛》第十九“贾充前妇”条刘注引《贾氏谱》曰：“郭氏名玉璜，即广宣君也。”李慈铭按云：“郭氏先封广城君，病笃改封宜城君。无广宣之号。”（《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今按墓志，“宣”当为郭氏之谥号。《贾氏谱》盖合“广城”与“宣”为“广宣”。又按，检《晋书》卷十三《地理志》，宜城为县，属襄阳郡下，则郭氏为县君。

　　且其“礼制依于武公”，既是三公之礼，自非美人可比。但身份尊卑不同并不能解释墓志行文的差异。除了撰者个人因素，是否存在另外的原因？

葬与独葬：贵族与凡庶

　　《晋书·贾充传》载：“及充薨后，李氏二女乃欲令其祔葬，贾后弗之许也。及后废，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为贾充之正妻，与郭槐同等地位，郭、李女分为太子妃与齐王妃，故有武帝特许置左右夫人之事。贾充去世后，李氏女想让她们的母亲祔葬，乃时人丧葬之礼俗，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确认李氏的嫡妻名分。而贾后的反对正是贯彻了母亲郭氏对于李氏一贯之态度，即不承认李氏的名分。那可以想见的是，贾后乃欲令自己的母亲祔葬。

　　《世说新语·贤媛》云：“贾充妻李氏作《女训》，行于世。李氏女，齐献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经年不决。贾后废，李氏乃祔葬，遂定。”“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说明了贾后的意愿。《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了李氏最终得以祔葬的结果，而《晋书》的“李氏乃得合葬”并未说明郭氏的情况，《世说》却似乎暗示郭氏不得祔葬。事实上，郭氏葬在贾后废之前，今据出土的墓志《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以及志文中“祔葬于皇夫之兆”，故最有可能的是，郭氏、李氏并得合葬。

◇元刊南监本《晋书》

　　徐美人的丈夫在墓志中仅言“娉处大原人徐氏为妇”，盖其夫徐氏本凡庶无名之人，故只著其姓氏，未言其名。而徐美人地位高其夫甚多，以是徐美人不祔其葬而得独葬。而郭、徐两人丧葬形式的不同是造成墓志行文差异的重要原因。

◇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拓片

　　郭氏祔葬贾充，其墓葬身份为贾充之妇而非皇后之母，所以墓志之题首为“夫人宜成宣君郭氏之柩”，这也是墓志中言及贾后甚少，而颂其事迹只有针对“嫔于武公”的妇德“虔恭粢盛，缉宁邦家。武公既薨，亲秉国政，敦风教，明褒贬，导德齐礼。十有余载，飨兹二邦”的缘由。徐美人不依其夫，故其主要身份为皇后乳母，墓志题首为“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叙其事迹以与皇后之关系为主。其中对贾后多有溢美之词（皇后天姿挺茂，英德休康），又详细地叙述了贾后对乳母的慰问与哀悼，这既衬托了墓主徐氏地位之尊崇，同时又彰显了皇后“慈仁矜愍”之美德。

　　同时，郭槐本出大族（太原郭氏），又嫁作平阳贾氏贾充之妇，其夫为元老三公，其长女为皇后，论其门第家世与实际地位，可谓兼美。其事也必为家谱所载，众人所悉。也正是由于其不证自明的贵族地位，不待大书特书而彰其光彩。但徐美人本自低微，家谱史传皆不可能著其事迹，必待此墓志而昭示，故撰者详述其经历。又皇后对乳母特加殊礼本富传奇性，亦是值得褒美之事。撰者洋洋千言，叙事完备，亦有“铭之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境”，向皇后献美之意。

　　赵君平在《洛阳出土墓志研究》说徐美人墓志“从内容上开创了墓志记事的先河”（《全国首届碑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所谓“墓志记事”，除了撰者的匠心，实是有墓葬形式、墓主身份、历史背景之具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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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寻根》 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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