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对唐人生活的影响-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外来文化对唐人生活的影响

摘要: 唐太宗曾以「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矜夸其比肩秦汉帝王的天子威权。唐朝参与世界文明的重要行迹,迄今仍历历可见;而「远夷」们对唐代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更是远逾皇帝的预料。其实,对于「异族」和边患带来的现实问题、历史鉴戒,唐人都有很具体的经验,但他们依然拿出了丰沛的好奇心,允许各种「不同」融进日常生活领域,更新、重组旧有的思想和审美资源。唐人的国民心态,也在这种新环境中得以滋养,呈现出今

唐太宗曾以「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矜夸其比肩秦汉帝王的天子威权。唐朝参与世界文明的重要行迹,迄今仍历历可见;而「远夷」们对唐代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更是远逾皇帝的预料。其实,对于「异族」和边患带来的现实问题、历史鉴戒,唐人都有很具体的经验,但他们依然拿出了丰沛的好奇心,允许各种「不同」融进日常生活领域,更新、重组旧有的思想和审美资源。唐人的国民心态,也在这种新环境中得以滋养,呈现出今人所见的开放与包容。正如作者所说,璀璨的唐代文化中包含的丰富外来因素,是唐人自信心的体现,拿来主义的精神,也是唐代魅力之所在。

唐代的文化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包容,从不盲目抗拒外来事物,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自信。唐朝对外交往十分频繁,不仅影响了政治和经济,也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了唐代对外交通的七条干道:「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其中所说的第五条路线,指的是由今天新疆地区前往中亚的路线,基本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丝绸之路。《隋书·裴矩传》:「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盘佗,度葱岭……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丝绸之路的得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功劳,一八七七年,他在《中国》一书中率先使用了这个词。随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将其概念进一步明确化。丝绸之路存在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想象(《人文杂志》的要久得多。臧振《「玉石之路」初探》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一文根据对原始社会时期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玉器的分析,认为这些玉器原材料极可能是新疆和田玉,所以在所谓「丝绸之路」之前,这条商路就已存在,他将其称之为「玉石之路」。当时玉器是祭神的重要器物,所以对于那时的人们来说这条商路十分重要。张骞通西域被视为丝绸之路建立的象征,其实只是因为张骞之后丝绸之路被赋予了除商贸之外的政治、文化重大意义,并不是说在张骞之前没人走过这条路。丝绸之路的实际状况远不如它名字那般浪漫唯美,而是充满了艰辛,而且时常被盗匪和地方政权截断。夏日炎热,冬日酷寒,缺少水源,按照玄奘的描述:「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大唐西域记》卷一)《北史·西域传》记载说:「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致命的沙漠风暴只有老骆驼可以预知其来临,它们立即低头,把口鼻埋入沙中,人们也随之赶紧用毡遮掩口鼻,否则必死。历朝历代的人们就是这样前仆后继,奔走在这条充满危险但同时又有着巨大诱惑的商道上。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中国政权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时段的「重农抑商」国策并非偶然。可以注意到,丝绸之路上输入中国的商品基本都是轻而贵重之物,例如金银器(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技术不如西亚、中亚)香药、皮毛等,这些奢侈品对中国经济来说绝谈不上雪中送炭。当然,丝绸之路输入的新物种大大丰富了中国农作物种类,改善了人民生活。可问题在于这种外来物种只要输入即被广泛种植,用不着在商路上反复输入。在这种背景下,丝绸之路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其实中国古代一直有「天朝上国」的心态,在中原王朝眼睛里,外贸的意义不在于互通有无、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在于它是朝贡体系的象征。很多正常的商贸活动被认为是异域国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而且越是远道而来意义就愈大,这也就是为何王莽、杨广们都对所谓「重译而来」(道远,找不到汉语翻译,只好通过中途国家或地区的人再度翻译)的外来使者十分感兴趣。这些「外来使者」中,也有一些是商贾冒充的,「天朝上国」通过朝贡体制维系天下秩序,并获得自尊心的极大满足。但是反对的声音不是没有,《北史·西域传》史臣论曰:

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徇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虽通于魏氏,于时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来,得羁縻勿绝之道。及隋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镇,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输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殣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苦。这段话大意是古来通绝域之事都是好大喜功的君主和好事之臣所为,比如张骞、班超等。隋炀帝时期更加热衷此事,违背了先贤「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的教导,导致四处远巡、征讨,民不聊生,最终国家大乱。《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毕竟是儒家士大夫,他们历来强调珍惜民力,休养生息,对劳师远征、开通绝域的事情持保守态度,魏征、姚崇、狄仁杰、张九龄等都是如此。而且,李延寿是唐初人,唐初特别强调汲取隋朝教训,对隋炀帝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否定。再加上隋、唐在南北朝基础上建立,五胡乱华的教训历历在目,因此这样的评价在那时算得上是士大夫的主流思想。但是,人类交往和贸易的本能毕竟无法阻碍,更何况经历了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已更趋多元,人们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度还是很高的。唐朝是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往来的外国人以三种人为主:使臣、商人、僧侣。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他们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时广州最多时聚集了二十万的外国人,扬州也有成千上万的外国商贾,他们聚族而居,从事外贸,也协助唐朝地方官管理本族人,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得到尊重,例如广州就有中国最早的清真寺。南方城市里的外国人主要是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天竺(印度)以及东南亚的林邑、爪哇、僧伽罗人,北方城市里主要是大食、波斯、天竺、回纥、突厥、粟特、吐火罗人。从北朝开始,中国政府为了管理这些语言不通、聚族而居的外国人,特地设置「萨宝」一职,由这些外国人中的首领人物来担任,负责管理本族人,并与政府合作。来自外国的女孩子经常从事服务业,以在酒肆进行歌舞表演最常见。她们的异国情调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李白有诗描写胡姬舞姿:「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杂曲歌辞·前有一尊酒行二首》) 由于对外战争频繁,大量的俘虏被带入内地,成为唐人奴隶。白居易的《缚戎人》描绘了一个场面:一群蕃人俘虏被发配到吴越,其中一人本是祖籍河西走廊的汉人,在安史之乱后被迫成为吐蕃的编户齐民。他在吐蕃管辖下生活了四十年,外表已然吐蕃人模样,内心却始终思念汉家威仪,「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一路艰险到了唐朝辖境,奈何游骑不顾他懂汉语,仍将其作为蕃人捆绑起来。此外,唐朝还存在严重的人口贩卖问题,例如被辗转贩卖的「昆仑奴」。另外,从东南亚和朝鲜半岛贩卖人口的现象也非常严重。这些外来人口有的充当官奴婢,也有的充当私人家奴。一般来说,游牧民族俘虏多从事与车马有关的工作,西域俘虏若擅长歌舞,也会从事舞乐之业。总之,唐朝歌舞艺术的兴盛与外来人口密切相关,他们当然不见得都是掳来的,其中不乏自愿来到唐朝表演,因为会获得丰厚报酬。这些人主要是中亚人,也有东南亚、南亚人士,甚至还有朝鲜半岛的音乐家。商贾也是外来人口的一大宗,他们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也从中获得了很多油水。唐人甚至有波斯人皆豪富的错觉。而其实唐人嘴里的「波斯人」有时也泛指中亚、西亚一带人士,比如从今叙利亚地区来到唐朝的阿罗本带来的景教,有时就被唐人叫做波斯景教。商人中,粟特人占据了很大比例,他们是中亚一代昭武九姓人,最热衷于中间贸易,世代经商,也是最常见的外国人,所以他们的商品、音舞、服饰、习俗都对唐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隋唐时期普通民众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外来物品,其中包括各种农作物、动物。限于篇幅,不可备述,下面选择几个重要的看一看。马匹马在古代是具备战略意义的动物,如《新唐书·五行志》所说:「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而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民间对马车、马匹的渴望也是毋须多言的。隋朝灭亡使养马业受到了极大打击,唐朝政府接管到手的只有三千匹马,经长时期整顿,养马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唐代有八个国家牧场,位于今陕西关中到青、甘地区,鼎盛时期马匹多达七十余万匹。私人手中也有大量的马匹。安史之乱爆发后,陇右、河西地区丧于吐蕃,有人居然建议到今福建境内养马,结果马匹死了大半,最后靠外贸勉强解决了马匹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