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写道：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辩证地提出了中原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可能不仅仅是中原辐射周边，也有可能是周边辐辏中原。在此前提下，他将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

　　

　　

　　1981年，苏秉琦先生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写道：

　　

　　“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辩证地提出了中原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可能不仅仅是中原辐射周边，也有可能是周边辐辏中原。在此前提下，他将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时至今日，苏公这六个文化区的判断仍然高屋建瓴，难以撼动。

　　

　　

　　1982年8月，苏秉琦先生在河北蔚县召开的“蔚县三关考古工地长城地带座谈会”上观摩了三关出土的仰韶、红山文化彩陶和筛子绫罗出土的龙山文化袋足器标本后说:

　　

　　“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这段发言首次提出张家口这个“三岔口”正是辽西、中原与河套三个地区三种不同渊源古文化的交汇点，这种文化碰撞与交汇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源动力。

　　1983年7月，苏秉琦先生在辽宁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指出：

　　

　　“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按:文化在朝阳、昭盟、京津和张家口四个地区之间来回摆动的问题)能够给予理论的说明，那将意味着我们这门学科前进了一大步，表明我们掌握了解了长城地带古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并且找到了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我国北方地区在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或作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至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取得突破性成果，而是去搬史书，查''四裔传''，恐怕永远也解答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这个谈话， 从考古学科发展的角度，将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视线从一贯被视为中华民族摇篮的中原腹地拉到了一直被忽略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次理论突破。

　　1984年8月，苏秉琦先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提出:

　　

　　“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的发展类似''人''字形，有共同的渊源，又一分为二；或者说分为东西两个'' 支系''。西支以河套为中心；东支以河曲一带流入黄河的支流为中心。”

　　

　　这篇讲话清晰地勾勒出内蒙古中南部乃至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在这次会议上他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对文化遗迹纵剖、横剖以及对考古学文化诸特征因素的分析，进一步阐释了区系类型理论。

　　1985年11月，苏秉琦先生在山西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谈到：

　　

　　“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三项内容:第一，做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二做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三， 做为中原、北方两大古文化区间的枢纽部分。”

　　

　　这篇讲话肯定了山西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当中的重要地位，又为山西的史前考古学研究提出了明确的技术路线。仔细思量，山西之所以在先秦时代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晋南地区作为中原古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晋中北与西面的河套地区、东面的冀北、燕山南北乃至辽西古文化相连，起到一个文化走廊作用。苏公在这次会上还赋诗一首：

　　

“华山玫瑰燕山龙，

大青山下斝与瓮。

汾河湾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首诗描绘的是庙底沟文化经山西中部通道在张家口与南下的红山文化相遇，再折而向西与河套地区的内蒙古中南部文化汇合，再南下到达晋南陶寺的文化移动路线，从而形成了一个“Y”形文化带，可以视为“三岔口 ”概念的延伸和发展，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描绘了清晰的蓝图。

　　

　　纵观苏公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关于北方古文化带的若干论述，其实是先生对重构中国史前史及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建立的理论框架。

　　首先，区系类型学说建立了平行起源理论，“满天星斗”是对中华文明起源模式的高度概括。他甚至提出北方地区的某些地域(如西辽河流域)在文明起源阶段先走一步的观点，颠覆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传统史观。

　　其次，找到了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突破口。他强调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我国北方地区在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或作用。根据我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北方地区在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王朝变换都与北方民族有关。苏先生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科学分析，得出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北方民族就与中原民族进行了充分的文化交流，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认同。他认为关中地区的小口尖底瓶与北方的蛋形瓮结合产生的以空三足器——鬲文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正是中原夏商周三代的基础。直到 2012 年陕西石茆古城的发现，印证了苏先生在 30 多年前提出的北方古文化与中原文化具有同等发展水平及重要历史地位的观点。

　　第三，“三岔口”与“Y”形文化带学说建立了从文化传播视角探讨文明起源的方法谂论。既然中华文明是多头起源，那流传至今的中华核心文化是如何渐次形成?苏先生通过大的时空范围中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类比分析得出，中华文明正是在史前六大文化版块不断传播交流中产生。这个理论极大地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视野。

　　第四，提出了文化碰撞与交汇是文明起源源动力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有两种诗人，一类是“凭技艺规矩”写诗，另一类是“依诗神的驱遣写诗”，这就是著名的“灵感说”，柏拉图从诗歌创作的视角探讨了世间事物起源的源动力问题。那么，文明起源的源动力是否如柏拉图及一切宗教所认为的是“依神的驱遣”?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生产力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源动力，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是否会产生文明起源这样的社会巨变?苏先生通过观察各地的出土器物后给出了答案，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 才导致各地结出了文明的硕果。

　　第五，活化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考古类型学及分析文化因素传播的方法引入古史研究，提高了地下出土考古资料在古史研究中的地位。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初衷是为了向当时顾颉刚等疑古派证明，传世文献有些能与出土的甲骨、金文等材料相对照，不能一概的否定传世文献，这其实是从微观的考证引申出宏观的问题，其实质是关于历史观的探讨，在王国维看来，只要有地下的材料佐证，传世文献的相应内容就不能被否定。囿于当时考古学科尚处于启蒙阶段，王国维所谓的“地下之新材料”仅仅是带文字的甲骨文、金文等，这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带来一定困难。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先生认为“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他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为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这与其说是“二重证据法”的补充，不如说是“二重证据法”的反动，扩大了内涵的“地下资料”，可能因考古学和古史学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难以理解。苏公将考古类型学引入，根据文化因素分析，推测出文化的交流线路，从而与古史相印证， 似乎更能将不能说话的非文字考古资料让严谨的历史学家接受。

　　(本文是2017年国庆期间学习郭大顺先生 2006 年发表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的《从“三岔口”到“Y” 形文化带——重温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的一段论述》的心得，谨以此文向苏秉琦先生和弘扬苏公理论的郭大顺先生致敬。)

　　

　　作者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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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丨《中国文物报》201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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