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具有时代性，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它与人一样，也是一种活的生命体，具体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人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在考古学的视野下，就呈现为文化的时代特征性。如考古学家在历史的长时段上观察，会发现以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生产力文化，表现为从“石器”到“铜器”到“铁器”，最后发展到“机器”乃至“计算器”的规律性。不同生产力水平，对不同时代的文化整体面貌塑造有着强大的功能，这让我们看到了不 ...

　文化具有时代性，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它与人一样，也是一种活的生命体，具体表现为因时因地因人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在考古学的视野下，就呈现为文化的时代特征性。如考古学家在历史的长时段上观察，会发现以工具为特征的人类生产力文化，表现为从“石器”到“铜器”到“铁器”，最后发展到“机器”乃至“计算器”的规律性。不同生产力水平，对不同时代的文化整体面貌塑造有着强大的功能，这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其他文化事象也因此而发生的巨大变迁。 

　　文化的时代性背后隐藏的致变动力要素可能相当复杂，这是考古学者必须探索的问题。从总体而言，文化的时代性存在着变化速度的差异性，越是在史前远古时代或国家文明的边缘地带，文化时代性的表达速度也越缓慢。如旧石器时代，某种工具类型从一种时代特征演变为另一种时代特征可能需要若干万年，而到新石器时代，则仅需要千年或百年甚至仅需几十年的时间。创造文化时代性的动力可能与人类智慧累积的数量及质量有关，也与不同族群间文化智慧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有关。这方面包括人类新思想的诞生、对自然界新资源的发现、新技术的发明、新工艺的采用、新需求的产生等动力要素。也就是说，文化的持续积累不断提升着人的创新性能力，导致文化在传承中的日益丰富和改进，从而创造出日新月异的新态文化，这种新态文化的聚合体就表现为考古学文化的时代性，即来自文化本身的积累、传承、交流、创新能力及表现出的文化的时代性，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保持的文化秉性和根本动力。 

　　当人类在5000年前左右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国家文明时代之后，文化的时代性则表现为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以中国考古发现为例，从区域性的良渚文明到夏商大国文明，从西周的第一次封建制统一时代文明，到秦王朝及此后的中央集权制时代文明，无论是两汉三国西晋南北朝，还是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在考古学上都呈现出其特定的文化时代性。为什么考古学视野下的文化会因王朝政治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性？可以认为，政治对文化时代性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举一个实例，考古学家看到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往往首先是从都城、帝王陵等上层文化的变化而开始，社会基层的文化时代性往往要到其所处王朝的中期前后才会表现成熟，这正表明处于政治中心的文化时代性之塑造速度更快也更加剧烈。有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没有王朝交替，中国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的时代性还会呈现出目前所能发现的这种因王朝更替而变迁的景观吗？        

　　文化的时代性还受到自然界的直接控制。据《环球地理志》网站《气候创造历史》一文介绍，自秦以来的2000年内有31个盛世；大治和中兴，有21个发生在温暖时段，3个发生在由冷转暖时段，2个发生在由暖变冷时段；而在15次王朝更替中，11次出现在冷期时段。至于从人科动物诞生到国家文明出现前的大约600万年时段内，气候对人类进化及文化的演变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就是说，考古学家要研究文化或文化的时代性，如果不理解特定文化的自然背景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是无法把握文化创新、文化变迁的动力体系的，这也是考古学除了研究历史、文化、文明等领域之外，也必须研究人地关系的根本原因。 

　　文化的时代性还会受到外来异域文化的制约，因此，考古学家在观察文化的时代性时，往往需要有全球性的关照。在同一个时代，不同族群或不同国家彼此间的互动，经常表现为彼此共同的需求性，这种需求性既包含着人类属于同一来源和具备同一进步律的原理，同时还会受到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当然，不同文化的交流也有人类主动性、自觉性的推动，如西汉政府主导下的“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汉文化的时代性塑造就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考古文化的时代性表现在方方面面，包括都市、建筑、服饰、日常用器、手工业产品、生活方式、艺术、宗教等，其中对文化变化作用最大的还是“思想”和“技术”。没有思想便没有需求和动力；而没有技术，思想就无法变成具有时代烙印的物质世界。为此，考古学家在研究文化时代性的时候，必须去考察这种时代性背后隐藏的思想、技术以及政治、自然背景、跨文化互动，还有种种我们也许尚未了解的动力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