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安城中的道路 　　唐代长安城内有南北纵向街道11条、东西横向街道14条。道路都是直线，方向也基本为正东西或正南北，且均对应城门，无论去哪都很好找。长安城的路有多宽呢？宽度好几十米到上百米，最宽的是丹凤门外大街，宽度达176米！其次是位于城中央的纵向中轴线大街——朱雀大街，竟达150米！比今天120米的北京长安街还要宽。长安街上下10车道，想不通当年只走马车的朱雀大街为什么要那么宽？为了尽显大

　　长安城中的道路

　　唐代长安城内有南北纵向街道11条、东西横向街道14条。道路都是直线，方向也基本为正东西或正南北，且均对应城门，无论去哪都很好找。长安城的路有多宽呢？宽度好几十米到上百米，最宽的是丹凤门外大街，宽度达176米！其次是位于城中央的纵向中轴线大街——朱雀大街，竟达150米！比今天120米的北京长安街还要宽。长安街上下10车道，想不通当年只走马车的朱雀大街为什么要那么宽？为了尽显大唐帝国大国气象？或许也可认为是为满足皇帝四海一统、好大喜功的心理需求。说法不同，各有千秋。

　　唐长安城这11纵14横的大街，笔直贯通，宽敞平坦，如果视力好，站得高，相信能够从南一直看到北，从东一直看到西，一个人一匹马也别想从眼皮子底下逃出去。古人修路时追求笔直通达的视觉效果，也可以为今天的我们提供借鉴和反思。

　　据考古探测，长安城的街道中，居中的朱雀大街是长安城的南北向主干大道，宽150—155米；朱雀大街东侧第一街宽67米，第二、三、四、五纵街分别宽134.68、68、25米；朱雀大街西侧第一、二、三、四、五纵街，分别宽63、108、63、42、20米。皇城以南的第一横街（金光门和春明门间）宽120米，第二、三、四横街分别宽44. 40、45米，第五、六、七、八、九横街分别宽55、55、45、59、39米。

　　这是什么概念？以现在公路一个车道宽3米来计算，朱雀大街就有双向50车道。你没看错，正反双向50车道。就是现在的西安城，也没有这么宽的街道，唐朱雀大街完全是可以飙车的节奏，堪称“城市里的高速路”。人行横道的红绿灯要是没有3至5分钟时间，你根本走不过去。

　　朱雀大街发掘现场的唐车辙印

　　那么长安城的路况如何呢？长安城内所有的道路几乎全是土路。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和行道树，树以国槐为主，现在的西安城还有许多唐朝时期的大树。当然，长安城内也有一些铺沙的土路，称为“沙堤”。唐诗云：“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这就是说，唐长安城一些道路为了防尘，在土路基上再铺细沙，雨天不积水，无内涝，漫步雨中鞋不沾泥，晴天无尘土，PM2.5天天达标，洒水车都省了。

　　二、长安城也有交通法

　　《唐律》中有明确的法律条例来杜绝交通乱象。所以说，在唐代长安城也是有交通法的。唐朝正规的交通道路管理法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颁发的《唐律·仪制令》，其中对交通仪制等做了严格规定，可谓“中国第一交通法”。《仪制令》始于唐盛行于宋，刻有“仪制令”的交通石碑在我国多地都有发现，陕西汉中灵崖寺就保存有一块宋代的“仪制令”石碑。

　　“仪制令”石碑

　　（一）右侧通行，避让行人在唐代已经实行

　　在唐太宗贞观年间，著名政治家马周制定了“右侧通行”的规定，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交通规则。《新唐书·马周传》中记述的“入由左，出由右”，其实就是“右侧通行”的规则。看来我们今天靠右行的交规不是舶来品而是唐代就已有的规则。有关唐代人交通出行情况，在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中有形象的描绘。

　　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宋国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

　　唐代交通在避让行人等方面，也有明确法律规定。唐《仪制令》中规定：“诸行路巷街，……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安全礼让的结果，自然是道路通畅，关系融洽。这些完全符合当今交通科学的管理宗旨，先贤的远见以及伟大，由此可见一斑。

　　（二）严禁在城内和闹市区“超速行驶”

　　《唐律》规定，无故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者，会被处以笞刑（唐代“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中最轻的）。如果致人性命或者斗杀则会面临最高刑罚（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佩戴枷锁劳教。如今，在交通事故中致人死亡的，按交通肇事罪仅仅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而在古代最少也要被流放三千里去劳动改造。若以现在西安为圆心，三千里应该就是到湖南长沙、辽宁沈阳、云南昆明的距离。当时这些地方，不比今天繁华，可都是穷山恶水的不毛之地。

　　陕西有句古话：“人狂没好事，狗狂挨砖头。”现在纨绔子弟们爱干的事，可以说都是遗传老祖先的。比如现在有飙车，当时应该叫“飙马”，唐代有没有“长安疾速十二少”“朱雀拼命十三郎”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在长安城超速或飙马，确定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按照现在的意思，在长安城内“飙马”，给予警告，施以笞刑，即在闹市区拿竹板或藤条抽50多下。

　　（三）唐代“高昌城牛车交通肇事案”

　　公元762年，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男一女两个8岁的孩童，被一辆牛车撞成重伤，引出了一场刑事附加民事的官司。这个案件的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的。该卷宗提供的审判程序和处罚原则比较完整，揭开了1200多年前那次车祸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

　　6月份的高吕城，骄阳似火，市民史拂8岁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8岁的女儿想子，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时，被一辆拉土坯的牛车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肇事者是来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靳嗔奴的长工康失芬（30岁）。事情发生后，史拂和曹没冒把雇主靳嗔奴告上了法庭。案件是一个叫“舒”的法官处理的。在案件调查中，舒先是询问肇事者康失芬，康失芬说牛车是借来的，自己驾驶技术不过关，在牛奔跑的时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酿成大祸。法官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言下之意，就是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处罚，也就是流放三千里。用今天的话来说，康失芬就是敢做敢当、勇于担责的真汉子！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交通肇事的处理是非常认真严格的，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对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视程度。唐朝的牛车肇事与我们现在的飙车肇事、醉驾肇事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来源：节选自《唐长安城考古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