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去六十年，隋唐长安城发掘、保护了一些遗址，最为人熟知的是大明宫遗址。图为新修复的大明宫遗址公园。 （CFP/图）安化门20世纪末情况还不错。几年后，企业盖起来了，配套的商业机构盖起来了……遗址所在的地方，成了某个学校操场的讲台。大名鼎鼎的玄武门，如今也被压在一座学校的教学楼下。按照规定，建设工程在开工前，要先经过考古勘探。而很多施工 ...

过去六十年，隋唐长安城发掘、保护了一些遗址，最为人熟知的是大明宫遗址。图为新修复的大明宫遗址公园。 （CFP/图）

安化门20世纪末情况还不错。几年后，企业盖起来了，配套的商业机构盖起来了……遗址所在的地方，成了某个学校操场的讲台。大名鼎鼎的玄武门，如今也被压在一座学校的教学楼下。

按照规定，建设工程在开工前，要先经过考古勘探。而很多施工单位，会擅自绕过这一步。最后挖出文物来，执法部门也只能依法罚款了事。

一位考古学者说：“还可以从中抢救的就这些：传统的绿地和广场、城中村改造、地铁站修建。开发商能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发掘就行，成本并不大。”但现实是，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开发商当然更愿意赶工。

一个被重型机械凿开的大坑，正静静躺在西安市南二环与桃园南路的交界处。这是“大唐西市三期佳郡”住宅地产项目的施工工地。

2015年3月，有大学生路过，看到有人正在坑边捡拾陶器、瓷片、“开元通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前副院长张建林和同事田有前闻讯赶到，发现除了大量文物，坑里还暴露着五个唐代的水井遗迹。紧急上报文物部门后，这块工地目前已停工。

如果把唐代地图覆盖上去，这块地方正处在唐代西市九宫格式布局的西南格。现在，西市西南隅，成了隋唐长安城诸多被破坏遗址中的一处。

西安人常引这座城市曾有过的“汉唐盛世”为豪。但当被问起“唐城墙在哪儿”，多半人会条件反射地把手指向那段周长13.74公里、“中国现存最完整”的明城墙。

少有人知道，埋藏在他们脚下0.7m-1m，承载着他们心中荣耀的隋唐长安城，在过去十几年疾风骤雨的城市建设中，已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仅存的一些遗址，也岌岌可危。

隋唐长安城的确切称呼，其实是“隋大兴唐长安城”。由隋文帝杨坚下令兴建，占地83.1平方公里，是今日西安明城墙内范围的七倍。与其同一时期兴建的，还有隋唐洛阳城。

2014年11月，《隋唐洛阳城——1959-2001考古发掘报告》出版，很多西安的考古工作人员为此唏嘘不已：到2001年，隋唐洛阳城已有212处发掘点，而隋唐长安城，直至现在挖掘点还不到30处。

作为省会城市，西安比洛阳在保护发掘上有着更多不便。而最不便的是，不同于洛阳市毗邻隋唐洛阳城而建，西安市方方正正地落在隋唐长安城的原址上。

“现在只能寄望于未来城中村拆迁，或者地铁站修建时，能让我们这些考古的去做一做发掘。”张建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把这称作“隋唐长安城最后的机会”。

1

“模范人物”的大坑

“西市三期的大坑里，遗址肯定破坏完了，但是井比较深，还能留点儿做抢救。”张建林向南方周末记者不无惋惜地说道。

西市历来被认为是隋唐长安城中，宫殿遗址之外最重要的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一千多年前，胡商们在这里着胡服、吃胡食，买卖珠宝、银器，很多人死后就葬在长安城。唐长安城之所以被称为“国际都市”，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有这块“国际交流中心”。

在2006年“大唐西市”一期工程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队曾对涉及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和部分保护。发掘部位在唐代西市九宫格的正北格，发掘面积约为唐代西市的1/8。挖掘的最大成果，是西市的十字街、石板桥和涵洞等。

像这样能在城市繁华地带进行的考古发掘很少。环绕着现今的“大唐西市”商业区，许多重要的政府部门高高耸立，比如西安市规划局、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这些在21世纪后兴建于唐代西市遗址上的建筑，从没听说过有任何配合基建的考古发掘工作介入。

在参与了“大唐西市”一期工程考古发掘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岁利看来，西市能挖那1/8，已是侥幸。原因之一是，开发商吕建中是个收藏爱好者。

吕建中本来想做的是高层住宅，十字街挖掘出后，项目泡汤了。陕西省文物局和吕建中沟通后，项目改为在十字街原址上建博物馆，周围再进行文化地产开发。

也只能允许他们开发，把挖出来的遗址全部保护起来不太可能。何岁利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一方面，遗址其他部分的保护情况不是很好，信息不是很完整；另一方面，全面保护的话，就没有今天的‘大唐西市’了。”

“今天的大唐西市”，是吕建中后来建的包括古玩城、风情街在内的文化地产项目。这些项目依托的正是他投资3.2亿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馆。

“西安房价不高，当初吕建中如果建住宅的话，根本比不上现在的收益。”陕西省文物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更重要的是，除了商业上的收益，吕建中也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

“大唐西市博物馆”后来一直被作为利用民间资本保护文物遗址的典型，而吕建中则是保护文物的“模范人物”。他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中华文化人物”“2011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连任三届西安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但如今，破坏了西市东南隅遗址、处于停工状态的“大唐西市三期佳郡”，也是这位布满光环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名下的工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建设工程在开工前，都要先经过考古勘探。

勘探是考古发掘中基础性的一步，目的是初步了解地下情况，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地面情况复杂、勘探技术限制，误勘、漏勘时有发生。而很多施工单位，为了不耽误工期，总会擅自绕过这一步，最后挖出文物来，执法部门也只能依法罚款了事。

至于西市三期工程，究竟是没有进行勘探工作，还是勘探了却没有任何发现，西安市文物稽查队至今还在调查中。

2

那叫什么考古？

过去六十年里，新中国对隋唐长安城的保护和发掘也有重视。

最早的工作始自1957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为此专门成立了一支考古队派到西安，就叫“唐城考古队”。考古队当时对整个隋唐长安城的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一些早期发掘。

2000年后，陕西省和西安市的文物保护部门，在一些重要的遗址上进行了修缮和展示。比如含光门遗址、西城墙南段、兴庆宫部分遗址等。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被当作遗址保护典范、在古遗址保护经验上被广为传颂的大明宫遗址。

“同样是唐长安城的三大宫殿之一，兴庆宫，我们至今连一份完整的遗址平面图都画不出来。隋唐长安城110坊，我们连一处完整的遗址都没揭露过。”张建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甚至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隋唐长安城考古就只等于大明宫考古。”

这么多年，关于隋唐长安城的考古报告也只有两份：《醴泉坊遗址》、《醴泉坊三彩窑址》，就这也都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出版的。

张建林参与了在醴泉坊的那次发掘。1999年，一个收藏家在西安市西郊的一个建设工地发现了一批唐三彩残片和窑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介入发掘时，工地里的两座楼已经开建，考古队只能在两楼之间进行发掘。

“那叫什么考古？我们在人家挖的基槽里，清理了半个残窑，捡了点碎片。”张建林说道。

另一次“虎口夺食”式的发掘在2009年。当时，西北大学附近的边家村、黄雁村进行城中村改造。施工过程中，有人发现了唐代遗迹。张建林上报文物部门，最终争取到200平米的发掘面积。在这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通义坊的东西街、南侧排水沟遗迹，以及部分骨器、钱币、经幢。

“通义坊是皇城南的第二排坊，是个小坊。如果建设能往后推半年，那我们就能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发掘。”张建林很遗憾。

这也是法律允许的遗憾——法律规定，在建设中发现文物的，要由文物部门根据保护文物的要求，与建设单位共同商定处理办法。尽管大多数时候，解决方案都是文物部门说了算，但也有一些时候，文物部门拗不过强势的商业力量。

张建林发掘的那一小块通义坊唐代遗址，最后解决方式是：施工单位在其它地方重新划定一块地方做发掘。但土层挖开，下面却全是现代的地下水管道，考古工作只能放弃。

中国第一座城门遗址博物馆——西安含光门遗址博物馆。这种对遗址进行的博物馆式保存，为人称道。 （CFP/图）

　　

3

两年挖了十几年的

被当作范本的大明宫遗址保护，也并非毫无争议。

大明宫遗址建成前，陕西省文物局没少到西安道北做群众工作——道北，亦即西安火车站和铁道以北。1938年花园口决堤事件后，大量河南省难民沿火车道走到西安，定居道北。道北人一直居住在用简易砖瓦搭建的房子里，没有排水设施，厕所也总是臭气熏天。

1980年代初，国家文物法推行，道北地区作为唐大明宫遗址所在地，被要求不能进行各种大型建设。眼见其他地方不断起高楼、建工厂，道北人心急火燎，却动弹不得。很多次，执法人员到遗址区进行兴建违章建筑执法，都被村民堵在村子里。

2005年，有记者曾去道北采访，看到一座无比巨大的垃圾山，就矗立在大明宫麟德殿遗址旁。“因为遗址上不能盖房子，只好用来倒垃圾。”当地居民当时这样告诉记者。后来大明宫遗址公园修建时，仅仅移去这座垃圾山，就花了500万元。

大明宫遗址公园的修建，确实让这些濒危的遗址得到了保护，很大程度也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被拆迁的棚户区居民都住上了附近新盖的安置楼，并获得了补偿款。在如今的大明宫博物馆里，还有一座当年的棚户房被保留展示，用以表明大明宫拆迁改造工程的利民功绩。

从拆迁到建设，大明宫遗址公园耗资120亿元。作为大明宫项目的实际操盘手，曲江集团用自己惯常的“文化地产”模式解决了这笔资金。时任曲江集团董事长段先念，曾前后游说各路地产商人为大明宫投资，帮助大明宫拆迁、建设安置房，政府再回报以周边地皮，最终，靠大明宫旅游拉动周边消费与房价的双重上涨，投资者们由此收回成本。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岁利从1990年代末开始，就参与了大明宫考古，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遗址公园的建设这件事，是要“留待后代检验的”。

“2008年大明宫建设开始前，我们对大明宫的发掘也有半个多世纪了，都是循序渐进的，总共发掘面积也就那么一点点。考古也需要沉淀、研究，需要花时间。但2008年开始建设，2010年就要开园，两年时间，要发掘的面积是过去同样时间里发掘面积的好几倍。”何岁利无奈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文物部门对于考古挖掘的需要并非没有考虑，他们要求施工方将所有建设都避开遗址，并本着节约资源的原则，尽量减少建筑。比如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地下文物博物馆，就是直接依托于一个多前村民们私自挖凿的垃圾坑而建。

“整个大明宫遗址的保护模式，对遗址利用而言自然是好的，对城市发展也是好的。对文物保护的宣传也很好。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对遗址造成了某些破坏。”何岁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至少对于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而言，他们再也不必担心，隔三差五要去面对村民们增加收入的诉求，也不用担心一觉醒来，遗址周边又被乱搭乱建。最重要的是：大明宫遗址至少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4

他们连探测到的位置都是错的

更多遗址在凋零中。和西市遥遥相望的东市，这些年也起了不少建筑，却没听说有遗址发现。

距离西市遗址往东不远处，就是今天的西北大学所在处，也就是张建林所发掘的“通义坊”区域。82岁的西北大学历史教授李健超住在这里。“前些年，从我们这里，还能看见小雁塔。”坐在自家阳台上，李健超向东南处指去。如今眼前却只有林立的高楼——高层建筑意味着更深的地基，也意味着，如果地下有遗址未经挖掘，必遭灭绝性破坏。

李健超研究隋唐长安城几十年，“闭着眼睛都对隋唐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一清二楚”。可近十几年，他只能睁着眼睛看着这座“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历史上最大都城”不断被破坏。

早年他写过《隋唐长安城清明渠》，探讨清明渠作为隋唐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对长安城供水的作用。“清明渠当年是从安化门一路下来流到现在的西北大学。”李健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今，西北大学整修暖气管道，已经把清明渠全部挖掉，只剩下两米多残址。

李健超提到的安化门，20世纪末保存情况还很好，稳坐在西安南郊一处城中村的空旷地带。那时何岁利常去调查，“遗址的门墩都在”，几年后，城中村的企业盖起来了，配套的商业机构盖起来了，安化门消失了。何岁利再去拜访，只能判断以往遗址所在的地方，成了某个学校操场的讲台。

大名鼎鼎的玄武门曾是隋唐长安城宫城的北门，如今它被压在一座教学楼下。不远处，一所驾校里，有一处北城墙保存了下来。文物部门把它用土石圈护起来，立了块遗址保护碑。何岁利最近去考察时，碑已倒地。

“唐长安城最重要的两个门，是通化门和开远门。”李健超介绍。

西市是丝绸之路贸易的起点，西门则是胡商离开长安城西去的起点。开远门遗址所在地，是现在西郊的大土门村，门址已被现代建筑覆盖。“其实花不了几十万，买一百平方米地，就能把西城门保住。”就在不久前，李健超还向文物部门建议。

至于东门，195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探测报告称，已遭损坏。但李健超研究发现：“他们连探测到的位置都是错的，错了一百多米。”

宫城城门中，承天门保存较好，遗址现在坐落在莲湖公园内。隋唐皇帝祭天前，要先在承天门上举行盛大的仪式，再移步如今西安南郊的唐天坛。

唐代的天坛叫做圜丘。1999年，何岁利所在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唐城考古队曾在此处做过考古发掘。结果让所有人兴奋：北京天坛只有三层，分东南西北四面台阶；而唐代圜丘有四层，一圈分布着十二面台阶。

“按照《大唐郊祀录》的记录，它都是有讲究的。”何岁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四层，哪一级官员在哪一层级祭祀，都有严格的限制。十二面台阶是按十二星宿排布的，皇帝要从正南面的台阶登到最上面一层祭祀，因此正南的台阶要比其他十一面都宽。”

1999年做完圜丘发掘，文保部门用围墙将圜丘围了起来，对遗址本体进行了夯护，在遗址旁边修建了木栈道，人可以从栈道走上去观看。

但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地方，圜丘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圜丘现在欠缺维护。“可能再过一两年草又长上了，又荒了。”何岁利担忧地说。

对于保护难度，何岁利也能理解：“文物部门作出保护规划，还要上报上级部门审批，有时候涉及规划部门，各部门又要协调。现在亟待解决的遗址这么多，都得一个一个来。”

5

假遗址起来了，真遗址怎么办？

也有一些遗址保护案例被人称道。比如唐皇城含光门遗址的博物馆式保存，以及高新区西城墙南段遗址绿化带。

2005年左右，高新区要进一步在西安市西南郊做开发，考虑到规划开发的地区，恰好埋着唐长安城外郭城西城墙南段，也就是延平门一段，陕西省文物局拉高新区管委会坐下来谈。

谈的结果是，高新区管委会把已发掘的一段唐城墙，建设成遗址公园；把延平门遗址建设成延平门广场，再把尚未发掘的唐城墙一带做成了绿化带。“绿化带可以预留，也不会对遗址形成大规模的破坏。可以把遗址留下来，可以给后人去挖。”何岁利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后来曲江集团在南郊建设时，也发现了一段城墙，于是仿效西城墙绿化带，做了一个南城墙遗址公园。在这个条状公园里，开了几个地面上的小视窗，低头便可见墙址。

也有考古工作者对曲江集团不认同。“借一丁儿遗址保护作秀，再建破坏更大范围的遗址。”有考古学者痛心疾首，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这个文化产业集团，以“遗址公园”的名义，在唐曲江池原址上修建了新的曲江池，并在周边建以大量仿古建筑，但所谓的“曲江遗址”，只进行了部分钻探，并未进行任何考古发掘。

真正的古遗址却留存不多。

“还可以从中抢救的就这么几类：传统的绿地和广场，城中村改造，地铁站修建。”张建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施工时，开发商能留一点儿时间给我们发掘就行，成本并不大。”

但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开发商当然更愿意赶工而不是拖延工期。

张建林关心的里坊发掘，就更困难——不同于西安明清城墙内的全面保护，隋唐长安城一直是被点状保护的：大明宫、兴庆宫、青龙寺等遗址区域，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带。但大片的里坊区域，并没有这样的优待，按规定，建设单位只需在开工前进行考古勘探即可。而勘探这件事，又时常被躲避。文物部门也力有不逮：以往，文物安全执法主要靠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后来成立了专门的文物稽查队，人手依然捉襟见肘。

张建林希望政府能出面建立一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需要打通文物局、城建局、规划局、国土资源局，及时在系统上共享最新的城市建设动态，考古部门也把一些已知的文物发掘点、文物密集区域在今天城市中的位置标示上去。

政府部门是否能接受他的建议还未可知。已知的是，他“完整挖掘一处里坊”的愿望，在拔地而起的高楼中越来越不可能；而他心心念念的兴庆宫遗址完整平面图，在现时复杂的地表情况下，恐怕也难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