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4年，意大利专家与石质文物保护培训班学员对洛阳龙门石窟双窑洞进行了全面修复。（受访者供图/图）在这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切萨雷·布兰迪建立的意大利文物修复理论体系与中央文物修复院的培训模式被引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物修复理念碰撞与融合。1980年秋天，74岁的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受邀来到中国，半个月中，他去了北京、大同、西安、上海、杭州、广州。在西安的永泰公主墓，布兰迪面

▲2004年，意大利专家与石质文物保护培训班学员对洛阳龙门石窟双窑洞进行了全面修复。（受访者供图/图）

在这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切萨雷·布兰迪建立的意大利文物修复理论体系与中央文物修复院的培训模式被引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物修复理念碰撞与融合。

1980年秋天，74岁的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受邀来到中国，半个月中，他去了北京、大同、西安、上海、杭州、广州。在西安的永泰公主墓，布兰迪面对着仕女图壁画，几近入迷——“这是所有时代绘画中的高光时刻”，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日记》里，他写道：

“波提切利只画出了一次三女神，米开朗琪罗也只画过一次西斯廷教堂的穹顶。”

回过神后，布兰迪环顾四周拥挤不堪的人潮，意识到游客呼出的水蒸气对壁画保存是巨大的威胁。他向当地建议：仕女图壁画一次最多允许20人参观。“毕竟我是以修复专家的身份受邀来中国的。我希望被聆听。”

那时，布兰迪也许没有想到，他的修复理念将在中国落地生根。

早在1939年，意大利就颁布了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法，并且设立了中央文物修复院（现为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从事遗产保护研究和高级修复人才培训。在第一任院长切萨雷·布兰迪的推动下，意大利以严谨的方法发展出了这一领域的特殊技能和专业知识。布兰迪的《修复理论》至今仍然是国际社会遗产保护的最重要论着之一。

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1978年，双方在罗马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此后开展了持续多年的中意文化交流计划，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欧洲处意大利组具体负责。

1983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毕业生肖萍进入外联局工作，参与中意文化交流计划的制定。“当时是两年签一次，每一次基本是30个文化交流项目，比如中国政府在下一个年度计划中派舞蹈代表团、作家代表团到意大利，意大利则派一个室内音乐团到中国巡演。”肖萍解释。

中意两国在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方面的合作始于1980年代末。中国政府提出合作意向，意大利外交部合作发展司委托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后更名为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院）作为具体执行方，负责开展与中方的合作。

1988年意大利文物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在洛阳，意大利专家结识了当时在洛阳博物馆工作的詹长法。詹长法和当时在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工作的青铜器修复专家马里奥·米凯利（Mario Micheli）成了三十多年的朋友。后来，他们作为中意双方负责人，牵头执行了1995年在西安、2004年和2007年在北京进行的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项目。

1995年至1998年，中国按照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模式设立了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现为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对46名中国文博工作人员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培训。

随后，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帮助中国文物研究所（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建立起专业的文物保护修复培训机构。

中意两国的合作，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化专业文物保护修复人员，这些培训班的学员现已成为该领域的骨干力量。

意大利文化遗产丰富，文物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写入意大利宪法。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副教授李婧敬曾为2004年中意培训项目担任翻译。她回忆在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教学时，地下一层教室里有一段古希腊时期的路基，是建教学楼时挖出的，后来被保留在教室里，学生们就在这样的教室里听课。

“随便一所教学楼可能都是15、16世纪的，你天天生活在这样的楼里，如果要装修你的家，还要报批，（因为）哪个梁、哪个天花板是不能动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育培训学院副教务长张晓彤参与了2004年培训项目的筹备工作。“大家对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投入，如果没有情感的话，不可能延续几十年。国家层面的东西一开始不一定始于国家层面，可能就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两个老朋友，慢慢不断地推动和运作。”

米凯利被亲切地称为“老米”。张晓彤曾问他，老米你能听懂我们说话吗？老米回答：“你们说得不标准，Zhan（詹长法）说得标准。”大家哈哈大笑，因为詹长法说话带着地道的河南口音。

“人们都说意大利和中国是东西方两个不同的国家,在文化上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我跟米凯利尽量做到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可能只靠我们两个人来完成,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态度影响到了其他的专家和学生。”詹长法在接受一位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曾说。

据米凯利粗略统计，前后参与该合作的人中，意大利学者总共约有90位，中国总共约有350人参与，中国学员来自中国大部分省份，六七十家中国文博单位参与了培训。除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央文物修复院等中意两国重要文博单位，中国国家文物局也参与其中。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合作关系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难再有这样的合作。

在这漫长的文化交流中，切萨雷·布兰迪建立的意大利文物修复理论体系与中央文物修复院的培训模式被引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物修复理念碰撞与融合。

“来意大利学文物修复吧”

1988年秋，由青铜器修复专家马里奥·米凯利（Mario Micheli）、壁画修复专家朱塞佩·莫罗（Giuseppe Moro）、考古学家罗伯特·恰尔拉（Roberto Ciarla）三人组成的意大利文物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次为期两周的访问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肖萍当时在文化部外联局欧洲处意大利组工作，作为三位专家的翻译全程陪同。

莫罗当时56岁，是三人中年纪最大的。由于在意大利修教堂穹顶壁画需要经常爬高，他的手脚依然非常灵敏。在故宫参观时，一行人正遇上修复施工，莫罗一边问，一边已经爬上了脚手架。肖萍只能在底下扯着嗓子翻译。

在洛阳，詹长法第一次见到这些意大利专家。此前，他对意大利的印象，除了电影里的黑手党，就是国内新闻报道过意大利装巧克力酱的罐装车遭遇车祸，巧克力酱洒满了高速公路。

在龙门石窟，六层楼高的卢舍那大佛让三位专家驻足良久，忍不住讨论石雕上的裂隙和彩绘。在洛阳博物馆，意大利人对一个汉代陶罐表面的红色颜料很感兴趣，想判断其牢固程度。他们用蘸了酒精的棉签在颜料处滚一滚，按照他们的经验，棉签上如果粘有颜料颗粒，说明粘附力不强，需要进行加固。那天现场没有酒精，大家急中生智，用车上随载的白酒来代替。用棉签“问诊”后，专家们开出“处方”——用Paraloid B-72（丙烯酸树脂）做加固——“你们有没有试过？”

当时国内的传统修复技艺里并没有这些方法，詹长法无从回答。“你跟他没有站在一个平台上去对话，都是一种被动的答复，甚至没法答复。”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国际上很常见的操作。

在洛阳，意大利专家参观了古墓壁画。为避免地下的湿气侵蚀壁画，壁画表面封了一层玻璃。但专家们发现玻璃内水珠密布，判断潮湿问题并未解决。莫罗忧心忡忡反复问：“我可以带修复团队来抢救，你们需不需要？”因为无法决定，工作人员只能沉默。

参观兵马俑时，他们被特别安排走进兵马俑修复间。一位修复人员坐在小板凳上正用刷子蘸自来水洗刷一个兵马俑的头。莫罗立即蹲下试图阻止，几乎要跪倒在对方面前，甚至吓坏了那位修复人员。

肖萍慌忙翻译：

“不能这样刷，表面遗留的历史痕迹都刷没了，那是古人留下的珍贵信息，具有研究价值，应该保留。”

当地陪同人员解释，那位修复人员并非专业人士，而是雇佣来的农民。

那次行程中，莫罗多次表示想带意大利的修复团队来中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座谈会上，米凯利提出邀请中国的年轻人到意大利去学习文物保护与修复。他甚至对肖萍说：“你语言没有问题，来意大利学文物修复吧！”

意大利专家离开后，洛阳博物馆接到通知，要求派一名技术人员参加英语考试，合格后到意大利学习。詹长法搭火车到北京参加了两场考试。1989年，詹长法与公派意大利留学的人员一起在原红旗杂志社地下室里学了一个月意大利语。之后，他来到了意大利。

詹长法参加的是意大利政府针对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国际研修班，同学们来自古巴、土耳其、尼泊尔等国。由于来自龙门石窟所在地洛阳，詹长法选择了石质文物保护与修复方向。

他的毕业报告研究的是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砂岩柱廊。令他疑惑的是，美术学院的砂岩柱有残缺，却没人补全。意大利老师解释：他们的任务是保证文物现状的健康，不是让它恢复如新，如果人工干预过多，它就不是历史了。除非影响到文物结构的稳定性，否则不对残缺进行补全。

1970年代，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带来的空气污染对石质文物造成很大影响。在老师带领下，詹长法在砂岩柱的不同部位取样，带回实验室检测其中的污染颗粒物含量。

这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科学的文物保护要有实验数据的支撑。“光这一个，那学问深了去了。”詹长法感叹，“对我们学自然科学的人来说，这些道理都不难理解，但自然科学跟古老的东西结合到一块，就感觉太神圣了。”

研修班为期一年，除去三个月的语言培训，专业学习只有七个月。詹长法白天记笔记，晚上查字典，时间过得飞快。结业前，米凯利和恰尔拉到佛罗伦萨看望詹长法，问他接下来的打算。詹长法深感自己刚学了个开头，希望进入米凯利所在的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继续学习。

意大利中央文物修复院于2008年更名为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是世界最着名的文物保护与修复机构之一，其内设的修复学校成立于1944年，每年仅招收18名学生，而报名者往往多达四五百人，入学者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在米凯利等人的努力下，詹长法破例进入该院学习了三年。

与此同时，米凯利和恰尔拉也在积极促成中意两国在文物保护与修复领域的合作。他们希望以中央文物修复院的模式为范本，在西安援建文保机构。1989年，陕西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后更名为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此后数年，由于诸多原因，项目进展磕磕绊绊，濒临搁浅。前意大利驻华大使兼意中友协主席方济曦（Marco Francisci di Baschi）全力推动项目重启。

1995年春，中意合作建设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项目开始实施。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文物保护中外合作项目。

▲1995-1998年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培训班学员在修复室进行文物修复实习。（资料图/图）

这好比“给患者用药，却不知道药的副作用是什么”

意大利政府赠款48亿里拉(当时约合三百多万美元)建设了分析检测实验室、文物修复室，提供了包括19台大型仪器、一批小型设备到配套的桌椅、台灯等在内的全套设施，使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成为我国第一所现代化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中心。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周萍回忆安装调试设备期间，意大利专家常常忙得顾不上午休。

更重要的内容则是对中国文保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培训。意大利先后派出50位专家到西安，培训和指导考古、修复和分析检测三个班的学员。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彭善国是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考古班学员。1995年夏天，他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接到通知去陕西参加中意合作培训。宝鸡戴家湾遗址中的一个探方被选为考古班的教学实习工地。9月底到11月初，彭善国等1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人员与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的专家对探方进行了联合发掘。

戴家湾遗址在宝鸡东郊，包含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迄今上万年的人类活动遗迹，也是成语“暗度陈仓”中的陈仓城所在地。1930年代，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在此进行考古发掘，撰写考古学报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建立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彭善国与同学们因此自称“斗鸡一期”。

对彭善国来说，意大利专家所用的卫星图片、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在当时还都是非常新鲜的东西。用于测绘的全站仪代替了失误率较高的传统罗盘和皮尺，即便是当时挖的10米×10米这样的大探方，也可以达到零误差。

比起新技术，理念上的启发和碰撞更加深刻。意大利人在考古时贯彻干筛法和浮选法，以期在田野发掘中尽可能多方位、全面地提取信息，了解古代的生活环境。对当时国内的考古工作者来说，这两种方法并不新，但没有被普遍应用。彭善国认为，除了费时费力，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发掘，对人工制品之外的遗存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也因此，意大利专家们所在的探方挖掘进度远远落后于旁边一个完全由中国考古工作者负责的探方。

并非所有的新方法都毫无保留地被中国学员接受。考古班的学员虽然年轻，但都有多次田野实践经历。有一次，彭善国等学员和恰尔拉在遗迹的边界线辨识上产生了分歧。中国古代流行土木结构，被埋藏后形成所谓“软”遗址，挖掘时得在“土里找土”，而欧洲以石质建筑形成的“硬”遗址为主，挖掘时是“土里找石头”。由于中西方遗址性质不同，彭善国认为恰尔拉“不太认识中国的土”。最后，恰尔拉服气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期考古班学员如今多已年至五旬，他们都成长为国内考古界的领导和骨干。彭善国回忆起为期短短一个月的考古班感叹：

“那时候我24岁，现在都快50岁了。到一个工地去认识新的朋友，大开眼界，觉得世界很精彩、考古很好玩。”

最近彭善国在电子地图上重返宝鸡，戴家湾遗址还在，当年住过的招待所等地已无迹可寻，村落变成了小区。

考古班结业一年后的1996年，为期两年的文物修复班开学了。24位学员来自陕西等西北五省以及河南、山西等地的文博单位，年纪跨度较大，从十六七岁到三四十岁。杨文宗是文物修复班的学员。因为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已有十年工作经历，杨文宗被选为班长。

杨文宗1985年进入陕西省博物馆工作，被分配到复制部。当时博物馆的主要职能是陈列、保管、宣传教育，复制部被视为次要部门，除了文物修复，就是做文物复制品，作为文创商品交给外宾服务部销售。

在复制部，杨文宗跟着修青铜器的老师傅柴忠言和修唐三彩的师傅董文喜学习，接受的是传统修复理念，追求把文物修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杨文宗最得意的时刻就是把修好的文物交给师傅，连师傅都分辨不出哪里是原貌、哪里是修过的，甚至还把原貌部分误认为修复过的。

在用手术刀剔除青铜器表面结垢物时，意大利专家指出杨文宗手法不对。杨文宗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剔得又快又干净。意大利专家解释：青铜器的钙质结垢物很坚硬，应该采用慢慢旋转的方式剔除，避免产生刮痕或损伤结垢物下面的纹饰。这些是连杨文宗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工作习惯。

意大利专家们教授的布兰迪修复理论认为，文物修复要遵循可逆性原则，即修复采用的任何材料和手段应该是可逆的。比如在粘接文物时，应该选择可逆的粘接剂，以便将来出现更好的粘接方法或材料时，能够进行替换。中国传统文物修复则更关注修复结果，而忽略了修复的过程。杨文宗意识到，这就好比“给患者用药，却不知道药的副作用是什么”。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文物修复师沈依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国内在修复器物时，主流还是倾向于修复至“浑然一体、补处莫分”的程度。沈依嘉是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五年制修复师课程的第一位中国毕业生，也是米凯利的学生。

据她介绍，意大利可识别修复理念在中意合作早期被引介至中国后，对文物修复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一些有传统背景的修复师也开始尝试可识别实践，尽管不可识别的模仿性修复仍被作为技术实力的一个体现。

“中意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和文物大国，文物保护修复的需求也尤其多。在很长的历史中，两国的实践都以追求视觉完整、基于经验层面的手工艺修复为主，并无很大差别。我认为无论在什么文化背景下，人的本能中就有对视觉完整性的追求，希望把器物恢复到完整状态。”沈依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95年秋，陕西扶风县一位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残片，随后考古人员陆续清理出残片11块，确认属于同一件西周大鼎，鼎壁铸有“戈父己”三字铭文。戈父己鼎的修复工作委托给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进行，在制定修复方案时，中意双方产生了分歧。

戈父己鼎的双耳和三分之二的腹部缺失。中方技术人员提出要对残缺部分进行翻铸，对于缺失的双耳，以同时期的大鼎鼎耳为模型，用计算机计算出大小，进行补全，把残片和新翻铸的部分焊接在一起。

但意大利专家坚持按照布兰迪修复理论，认为不能凭借想象或假定性推理补全缺失的鼎耳和残缺的纹饰。

经过讨论，双方各让一步，最后采用中国传统的浇铸技术和材料，按照戈父己鼎的尺寸和形状制作出鼎形支撑体，用卡子把11块残片嵌入支撑体，缺失的鼎耳没有补全，支撑体没有做纹饰。

1998年夏天修复班结业时，戈父己鼎也修复完毕，被送回原馆藏单位。原单位对这样的修复结果并不满意，他们原本对有外国专家参与的修复项目抱有很高的期待，认为一定能修得完美无缺。但在詹长法看来，中意合作修复戈父己鼎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国际合作的典范。

▲1990年代，当时的意大利总统卡尔法罗与陕西省省长贾治邦视察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资料图/图）

会想到给看起来是普通人类的男子补一条尾巴吗？

西安项目结束后，米凯利和詹长法希望继续培训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人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通过中国商务部向意大利提出协助建立专业修复培训机构的要求，负责执行此项目的依然是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院。

2004年，米凯利在意大利驻华使馆办事，遇见了在那里工作的肖萍。距离1988年两人第一次见面，十六年过去了，曾经的年轻人都已步入中年，米凯利请肖萍继续担任翻译，他开玩笑地说：“我这辈子就砸在中国啦！”

中国文物研究所“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中心”高级培训班先后于2004年、2007年举行了两期，分为陶瓷金属、石质文物、纸张、纺织品、壁画、古代建筑以及考古挖掘等8个专业方向，培训了共127名中国学员，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专业实验室。

与西安项目不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中意合作培训项目是中国专家和意大利专家共同为学员们培训，每位意大利老师都有一位中方老师进行配合。学员们来自更多的省份。

地质学本科背景的张晓彤原本在水利部门工作，2002年一调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就参与到项目的前期准备中。中方前期筹备工作组只有詹长法、张晓彤等5人，包办了跑文件、海关等大小琐事。

2004年第一期培训开始后，张晓彤进入培训班学习。她本来想选陶瓷和金属文物保护方向，这更符合她对文物修复的想象。但米凯利对她说：你学地质的，应该去做石质文物保护。

杨文宗则带领9名西安中意文物修复培训班的老学员，以助教的身份加入到项目中。老班长杨文宗这次选择了自己不太熟悉的石质文物保护方向，成为张晓彤的同学。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周双林是2004年培训班的老师，在他的记忆中，2004年的培训班氛围非常热烈，学员们住在一处，晚上整层楼的房间都敞着门，大家串来串去，熬夜写作业、讨论问题。“我们老因为一些东西吵架，这是当时培训最有意义的所在。”张晓彤说。

当老师讲到文物修复的真实性原则时，有美术学院背景的同学抬杠：古希腊、罗马的雕塑是有比例的，缺失的部分可以根据比例补全。

“布兰迪提出了修复的历史需求和审美需求，如果一定要对两者的重要性判断，可能布兰迪更将审美需求置于第一，因为这是艺术品成为艺术品的根本；但必须是在不伤害历史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的。文物补缺可能是文物修复中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在意大利，补缺的做法经过了漫长的变化和发展。古代以不可识别的模仿性补缺为主，现代修复开始对补缺部分进行可识别的处理，也经历了探讨的过程。”沈依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张晓彤想起在梵蒂冈博物馆看到的一个雕像，从正面看就是一个普通成年男人和一个小孩，从背面看，男人身后还有一条尾巴。她思考：假如这条尾巴缺失了，修复时会想到给一个看起来是普通人类的男子补一条尾巴吗？

她还在日本正仓院看过一个唐代的墨斗，左右两侧的装饰缺失了一侧，通常认为两侧应该是对称的，所以正仓院对称地补全了缺失的一侧。后来丢失的原件被找到，原来另一侧装饰的大小不一样，并不是对称的。

“解读一个文物需要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多了，丢一个信息，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真实的是什么样。有尾巴，他可能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尾巴，他可能就是一个凡人。”张晓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对于真实本身的意识或者了解其实是非常少的。”

“这样的修复结果是最理想的吗？”

2004年8月底至11月底，培训项目进入实习阶段。在意大利专家尼古拉斯·瓦卡利斯（NikolasVakalis）的带领下，石质文物保护培训班对洛阳龙门石窟的521号、522号洞窟进行了清洗、加固和预防保护。

1980、1990年代龙门石窟已经过多次修复，但技术水平比较低。石质班的修复非常全面，在龙门石窟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专家和学员们去掉了洞窟表面覆盖的一层钙质结壳，这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张晓彤手持震动刻蚀机，以毫米为单位慢慢清洗，经常同一个姿势要站一整天。因为穿着连体防护服，上厕所不便，她几乎不喝水。

521、522号洞窟是相邻且连通的姊妹窟，被称为“双窑洞”。17位石质班学员分为两组，在白玉龙、闫宏彬的带领下分别负责两个洞窟，他们也被昵称为“白窟头”“闫窟头”。瓦卡利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老鼠洞太小了，而老鼠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双窑窟位于河边，秋冬的早晨有时雾气弥漫。石窟班早上9点开始工作，中午没有地方休息，有人就躺在脚手架上打盹。天气越来越冷，洞窟内没有取暖，但瓦卡利斯仍保持着意大利的习惯，不喝热水。

清洗洞窟结壳时，学员们陆续发现底下有非常漂亮的蓝色、红色、绿色颜料残存，还有贴金。这是一个新发现。“原来的洞窟比我们想象的斑斓太多倍了。”张晓彤说。去掉结壳后，新鲜的绿色很快变淡，张晓彤用化学溶液小心地对这块颜料进行加固。那些残存的颜料和贴金是两个洞窟绚烂历史最有力的物证——“我们做这个工作不就是为了保存历史吗，是吧？”

2004年的培训结束后，67位学员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这些单位遍布全国各地，地域范围相当于整个欧洲。他们开创了一个独特的俱乐部，拉开一张真正的‘网’，这是亚洲第一个专家网络，让陌生人成为朋友，互助互利。”米凯利后来总结道。

作为文物保护和修复领域的初学者，张晓彤在培训期间主要关注的是方法和材料。实践课上，她要清洗一块北魏造像碑表面的污垢。意大利老师建议，我们用棉签蘸去离子水试试，一周过去了，几乎没有效果。老师又让她试试1∶1的水兑酒精溶液，又一周过去，效果不明显。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用到碳酸氨溶液时，黑乎乎的污垢才终于被洗掉。

张晓彤当时只觉得每天都做无用功，非常烦躁。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育培训学院副教务长后，张晓彤主持策划过许多文物保护修复培训项目。轮到自己教清洗技术时，她才明白当年意大利老师的用意。

“他们告诉你的除了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态度，所有的修复一定要慢。慢不是磨洋工，而是让你知道责任重大，怎么做是最安全的。因为清洗操作是不可逆的。即使这个方法你已经用了一万次，再重新做的时候，也一定要去做实验。因为‘万’里总有个‘一’。”

意大利老师讲授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但那时这些对她来说只是印在书上的一段僵硬的文字。“当时效果是显现不出来的，我可能并没有内化于心。”

直到多年以后，张晓彤才理解技术只是文物修复的一个方面。“以前中国的文物保护，至少在培训上面是没有这样一个架构的。现在所有的中国所有的文物保护培训的用的都是我们那时候的多学科的课程体系。”

2013年，她主持了新疆库木吐喇石窟已揭取壁画的修复工程。这批壁画于1991年被抢救性揭取下来，张晓彤面对的是一百多块脱离原石窟的壁画，画面内容支离破碎，只有屋顶的局部、衣裙的一角。尽管她用了非常完备的技术手段进行了修复，但心里也怀疑修复的意义何在。

项目完成后，她在撰写研究报告时意识到，自己并不清楚每块壁画画的是什么，原来是在哪个石窟的哪个位置。在梳理、研究有关资料以及请教艺术史专家，尤其是比对了早期资料里的照片之后，张晓彤才发现，那些壁画分别来自八个洞窟，不同洞窟的年代与风格不同，某些残片原来属于同一幅画，可以拼出更完整的画面内容。

摸清来龙去脉后，她认为原本应该把同一个洞窟的壁画放在一起进行修复。因为处于相同环境下的壁画一般具有共同的病害特征，可以整体处理，甚至还可考虑把属于同一幅画面的残块拼接成整体。

“单独看任何一块的修复都经得起推敲。从技术的逻辑上说，我做得是无可挑剔的。但这样的修复结果是最理想的吗？能给观众呈现什么？”张晓彤感到遗憾，“当初修复的时候就应该把艺术史专家请过来一起讨论。”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采取数字化技术等方式展示壁画曾经的绚丽美好？”张晓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工作的核心就是，把文物本体修好之外，去阐释文物的价值，真正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

如今张晓彤接触的学员大多跟她当年一样，想学技术，想知道溶液的配比。但她觉得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文物修复是阐释文物的价值，修复方案中的价值评估部分常常流于形式。“你去找大家的字眼，说到艺术价值就是什么‘造型精美’‘线条流畅’‘色彩丰富’，然后科技价值就是‘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就这么几句话。”

沈依嘉记得，初入意大利文物保护与修复高级研究院时，第一堂修复技术课上，一位意大利老师对他们说：对待文物要像对待不会说话的孩子那样，去理解它无法言说的需要。此后几年中，她的脑海一直回响这这句话，每次接手文物，都要细细地揣摩它想说什么。渐渐地，她觉得越来越能听懂那些无声的语言了。毕业时，那位老师又对学生说：“修复师就是文物的嘴、手和心”。

对比早期资料图片后，张晓彤了解到，库木吐喇石窟那块残缺到只剩一个屋顶局部的壁画，画的其实是飞天场景，被一些学者认为“恐怕是龟兹石窟艺术中的最美形象”。残破的屋顶成了飞天存在过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片似乎没有修复必要的碎片，现在忽然变得有意义了。

授权转载自：南方周末&文艺是个局（ID：nfzmwh）

作者：程涵

原题《中意文物修复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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