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成语叫“坚如磐石”。石窟寺虽历经千年，丰韵犹存，可在遇到柔韧的水、尖利的风以及热胀冷缩、虫咬蚁蛀的交相侵凌，年深日久，也要被渐渐磨蚀掉、淘空了。这大概就是另类的“滴水穿石”、“风沙走石”吧。许多石窟寺，已如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不再有往日的强挺硬朗、雄武靓丽，大都外糙内虚、骨质疏松、蓬头垢面、百病缠身了。然而，石窟寺不是普通的石头，也不是一般的寺庙，而是我们的先人以石头为材，因地就势，用智慧创造的神圣建筑。她们将历史生活的积淀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艺术地保存，并直观地展示给公众；她们承载着中华民族敢于斗争、敢于拼搏、敢于胜利，勇往直前的创造精神，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她们凝聚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和绵绵不断的民族情感。如何让其葆有健康，有尊严地活在当下，既抚慰人们的心灵，又服务于社会发展，并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薪火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怀揣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梦，有一群“石窟人”以对石窟文化的至崇至敬，对石窟艺术的万般柔情，不辞辛苦，奔走在祖国的山山水水、四面八方，守护石窟，守护文明，守护历史，前赴后继在探索。

　　70年过去了，这群人的足迹遍及祖国天南地北的悬崖绝壁。他们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石窟之间，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保护着石窟、传承着石窟寺文化，从理念、原则到保护技术，发出了文物保护的最强音，抒写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美篇章。

　　为了赓续他们坚实而宏伟的事业，己亥初春，我们满怀对前辈的崇敬，在大足开启了一个走进石窟、拜访石窟人的文化之旅。从大足出发一路走来，辗转往来于北京、洛阳、大同、敦煌、兰州、瓜州（榆林窟）、天水等地。在我们访问的专家学者中，大多已是80岁、90岁的高龄。在没有见到之前，期待、担心，各种各样的想法不断在心里翻滚，而在访谈进行中，先生们带给我们的却是不断的惊喜、震撼。

　　大足开好头

　　万事开头难，我们在大足却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在这里，我们共访问了5位保护人。 就在3月6日下午，我们的首场视频访谈在郭相颖先生的画室里开始了。郭老先生已是83岁了。他是大足石刻博物馆的老馆长，曾经担任过大足县的副县长、政协副主席。他本就是一位优秀的演讲家，事先还准备了个提纲，说起话来不急不慢，条理十分清晰，说到激动处，两手还不时比划着，真是风度翩翩不减当年。当年，他独自一人守北山，以手绘石刻线图代照相做档案，为国家领导人做讲解，申遗……随着他的思绪，我们穿越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了。

　　马家郁老师是特别开朗、活泼的一个人，潇洒优雅就是他的形象。他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四川省文化局下的电影制片厂，去干那浪漫而富有激情的电影事业，想想都心花怒放。然而，报到时却被截留在了文物局，因为一份国家科委下达的有关文物保护的科研项目任务通知，需要成绩优秀的学生来承担。看着别的同学在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不羡慕。但羡慕归羡慕，他并不抱怨，安然接受了组织给予的使命，走进了石窟寺，走进了这个需要不同学科的专业人才来呵护的文物领域。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他成了西南石质文物保护的开拓者，满肚子的故事信手拈来。面对即将开始的视频访问，马老师依然非常认真，甚至到大足，还让大足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为他找一本档案资料来佐证他的记忆，以确定一件事的具体时间。

　　大足，那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摩崖造像石刻在“文革”期间曾被当作“牛鬼蛇神”要炸毁！怎么办？赶紧报告县委领导。可那个时候组织不能出面，却也出了金点子。在领导的点拨下，邓之金老师他们发动当地群众成立“群文小组”，日夜轮班守护，向串联的红卫兵宣传文物政策，终于使这些珍贵的文物度过了险情。特殊时期形成的这级组织大概是当下文保员制度的雏形了吧。

　　黎方银院长是全国劳模。他看起来就是一介文弱书生，但面对各种诱惑，内心却是那样强大，30余年初心不改守在大足。春天的夜晚，他终于放下白天的忙碌，在办公室里和我们谈起了他与他挚爱的大足石刻。人生有多种选择，生命的价值有不同的追求，可以是金钱，可以是名利。于他，则是守着大足、研究大足，让大足的光辉传播到更远。办公室里那一字排开的《大足石刻全集》足有一米长，那是他领着一个小组耗时十几年，采用近景摄影测量、考古调查等手段和方法，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篆山、门山等5座山的石刻一一现场拍摄、测量、绘制、记录、研究的成果，沉淀其中三十载不变的激情与执着扑面而来。“将工作与爱好能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幸福！”这种幸福感发自内心，也洋溢在他的脸 上。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尽管刚刚经历了长年战火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国家还是从石窟寺开始，组织专人对文物进行调查、保护，并于60年代调集专门人才成立了石窟保护组。从此，石窟保护国家队日益壮大。他们是当年的救火队、消防员，哪里有险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幸运地访问了开石窟保护先河的余鸣谦先生、极重实践的贾瑞广先生、潜心化学保护研究的陆寿麟先生，还有一辈子心系石窟、现在还依然行走在石窟保护路上的黄克忠先生，他们的身上，闪耀着国家队的风采。

　　三访世纪老人

　　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最长者是年近百岁的余鸣谦先生。以前只闻大名，了解老人家在包括石窟寺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上做出了很多成绩，他惜字如金，一生淡泊名利。

　　首次采访是3月16日，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在北京远大园区余老的居所里，我们见到了这位业界“男神”。因先前已与余老的儿子余和研约好，我们到的时候，余老已等候在客厅里，余老的女儿余和潜女士与余和研先生一起作陪。余大姐告诉我们，老人每天还坚持写一个多小时的字，思维仍清晰，但行动已不太方便了，要借助助步器才能挪动。她和保姆一起帮助余老坐到我们准备好的坐椅上。

　　按照事先电话沟通，余老准备了一个谈话提纲，尽管思维清晰，毕竟岁数大了，只能简单说点过程。因是视频访谈，面对镜头，老人多少有些紧张，于是有了后来第二次、第三次访谈。去掉了摄像机，老人明显地自在了不少，声音清脆，说起过去的事，依然简而概之。 1951年，老人第一次去敦煌做调研，就住了3个月。说起当年在莫高窟调查生活的情形，非常恬淡，住在窟区前面“一个很普通的土坯盖的房子里，这个房子也有年头了，吃是和研究所的人一样”，他手绘了一个当年居住的场所示意图。

　　1956年夏季，余老和杨烈、律鸿年等3位先生自带平板测量仪等设备又去了敦煌，完成了第249窟到第259窟支顶加固的测量与设计工作。笔者曾经在宽敞明亮的室内，扒在绘图板跟前设计图稿，深知设计画图之苦，但不知在土坯房昏暗光线下设计，该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

　　在历时3年的云冈修复工程中，余老仍负责设计。此间，除了冬季，他都住在那里。余研和先生还记得，第一次去云冈赶在了一个大雨天，“下着大雨，非要出差”。因为周总理在全世界记者面前许下了庄严承诺，三年要修好云冈石窟。为了落实总理指示，为了云冈安全，余老等保护人风雨无阻，义无反顾。

　　除了请余老讲过去的故事外，还请老人为我们的活动题字。初次拜访就提出这要求，我们觉得有点唐突，老人家却爽快地答应了。这位“世纪老人”对过往的从容、淡定，善待他人的境界，一次次地感动着我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 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是老人摘自《道德经》 的一段话，挂在书房写字台前。当时拍下这条幅并不觉得如何，此刻越发觉得应是余老的座右铭，也是老人一生的写照：“夫唯不争，故无尤。”他为我们写的留言是：“怀着崇高心情向石窟研究、保护、一切工作人员致意！”这种境界令我终身难忘。

　　　正如余和研先生所说，父亲从事的工作无论是石窟寺还是古建筑，都是在荒郊野外，清苦于他乃家常便饭，不说甘之如饴，却早就习以为常了，在他的眼里，实在不足为道。问起当年困顿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没有只字怨悔；说到工作成绩，多归于他人；而给家人大概是多多的亏欠。墙上那首余老手书的苏东坡《江城子》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字字句句，情真意切，表达的是老人家对已故爱人浓浓的爱意和深深的思念吧？念着念着，不觉得泪水模糊了视线。

　　不知疲倦的行者

　　黄克忠先生还未走出学校，就开始与石窟寺打交道了。他亲历了石窟保护的各个发展阶段，现在依然行走于天南地北的石窟寺之间。整整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思索、实践，再思索、再实践，他与石窟保护路上老中青三代都有交集，名副其实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行者。云冈、麦积山、大足、莫高窟、龙门……石窟保护从无到有起步了，和着前进的脚步，经验、教训都有。保护理念就是在这些保护项目的实践中反复思索、一点一滴总结出来的。黄工是一位极忠厚的长者，非常随和，而在事业上原则性却是极强的。就在我们的漫谈中，黄工不仅为我们讲述了当年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厘清了一些张冠李戴、有争议的问题，系统梳理了石窟保护的发展阶段，成功的经验与今后应汲取的教训。中国文物保护的国际合作是从石窟保护开始的。国际合作不仅拓宽了保护人的视野，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经验，也学会了怎样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表达中国的愿望、诉求，推介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几十年的石窟保护国际合作，也成就了《中国文物保护准则》这份几十年保护实践的理论成果。黄工亲历了石窟保护合作的全过程，也是保护准则制定、修订两个阶段的唯一参与者。说起这个过程，其中的蹉跎、跌宕，仍然感慨再三。他恳切地说，准则“为我们工程的实践立下了非常好的规矩，它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我感觉到在我整个工作生涯中，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也很遗憾，修订版出来后推广不是很理想。合作是双方的相向而行，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共同发展、共享成果是合作成功与否的基础。从接受援助到输出技术，黄工为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站在大足狭小的136窟里，就像说书先生，纸扇一摇，手指顶板上依稀可见的从前到后贯通的大裂隙，当年这里是什么样，水是怎样流下来的，风化有多严重，他们怎样查找病因、研制材料、怎样灌浆……黄工和马家郁老师两位前辈把我们带进了当年修复的现场。20多年过去了，这里一切安好。浮现在二老脸上的是满意的笑容，当年所有的艰辛都不值一提了。

　　可以说，黄克忠先生和马家郁先生是我们活动的总策划师。黄工尤其是我们活动的总顾问。活动启动前，我们就去登门拜访他，听取他的建议，包括应该从哪里开始、找些什么人、怎样设计路径等。遇到问题，我们就去求助黄工。老人家总是有求必应，为我们找线索，疏通堵点。因各种原因一些访问对象一开始婉拒了我们，他都替我们出面进行了沟通。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可亲的“志愿者”，就是黄工的夫人杨阿姨。每次上他家，阿姨都会热情招待我们，不时为我们添茶倒水上果子，安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们说话，记下我们提出的要求，督促黄工“完成”。

　　龙门比儿女亲

　　在龙门，我们拜访了一踏进龙门就再无“二心”的刘景龙先生。在访谈的诸位先生中，他的年岁不算太高，或者说稍偏年轻，可惜身体不好，已经坐轮椅很多年了，且说话有障碍，基本开不了口。拜访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他的身体状况，原来没想与他交流，只是希望能拍下几个镜头留作纪念。进到他的居所，他坐在靠窗的摇椅上，他的老伴和女儿已经为他收拾妥当。他不仅欢迎我们，且有话要说。我们喜出望外，于是就“聊”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他的记忆力、说话能力都有限，实际上，我们并不能与他正常交流，只能从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从他的表情上揣摩、感知他的态度。问起过去的事，他爱憎分明。谁、谁、谁，来过龙门，对龙门做过保护，他点头赞许，和颜悦色；又是谁在龙门的保护上起过不好的作用，他激烈地摇头，发出的声音也激烈了许多，我们担心老人血压，只有赶紧将话岔开。龙门，是他一生所爱、一生所系。因而，他极其坚强地用那颤颤巍巍的手，握住签字笔，在我们的留言本上写下了一行蝌蚪似的文字，细细辨认方知是：“龙门石窟的保护是从 1966 年开始的，从刘景龙到云冈学习石窟保护技术开始的。”

　　他的女儿告诉我们，龙门比他儿女要亲得多。平日里几乎不开口，听说我们要采访他，激动得流泪。再翻阅一大箱子各式各样的荣誉证书、奖状，以及老相册，他于龙门的心心念念，我们感同身受。

　　终于见到解廷凡先生

　　在云冈，有一位老先生从一开始就经历了石窟保护，他就是解廷凡先生。然而，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已有很多年不与外界联系了。托黄工的福，7月间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我们终于见到了解老，且由黄工带队，我们十几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将解老家的客厅都挤满了，阿姨为我们准备了清凉的瓜果。黄工和解老是60年代的舍友，后来在保护中更是结下了浓浓的情谊，老哥俩也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们聊的依然是当年的保护。我国石窟寺的科技保护，是60年代从云冈第一窟、第二窟的实验开始的，那时起，解先生就是其中的主力参与者，从与他的聊天中，看不出有半点的镜头打开，我们的访谈开始，从60年代的实验、70年代的“三年大会战”，再至八五工程，当时云冈石窟的病害有些什么，怎么从不知到知之、怎样捋出头绪，现在云冈20窟大佛为什么成了露天大佛？……回忆起当年奋斗的青葱岁月，老人家思绪清晰，侃侃而谈。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最早的实验方案和报告，还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状。说起过去的荣光，解先生依然充满自豪，言语却是那样的谦逊。“我在云冈干了几件大事、实事，但是我觉得国家花钱把我培养出来，我不能对不起国家。另外，还得对得起老佛爷（石窟中的佛祖）。”这就是我们眼前的老人用他的付出诠释出来的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敬重。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说。

　　在莫高窟的日子里，每天清晨，独自步入窟区前，伫立在九层楼的栏杆外，静静地等候，等候那微风拂动中响起的清澈铃声。这里是一方净土，播撒着真的意念，飞舞着善的丽质，洋溢着美的力量。尽管这真、这善、这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眼里，抑或在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段里，有着不同的诠释，然而，自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到一带一路的倡议，无不是与人为善，睦邻友好，互相包容、共同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不舍的目光

　　经过夜晚的安抚，清晨的莫高窟褪去了白天的喧嚣，是那样的澄静、肃默。阳光从三危山上穿过林梢，柔柔地洒在这从南到北一字排开的窟壁上。居于中位的九层楼的砖红色重檐斗栱，像那窟中的宝相莲花，庄重而华美。微风掠过，风铃轻轻响 起。

　　王旭东院长来了，就在这样一个清晨，和我们分享对莫高窟价值的认识。28年前，他在这里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石头、泥巴和各种颜料，渐渐地，这些客观的物质和化学成分有了文化的内涵，有了生命。她们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她们的价值在不断地更新、丰富，佛教的、艺术的、文化的、历史的、科技的、建筑的……从单一到多维，再将视野放到整个丝绸之路，放到不同文明交融、互鉴背景下的世界范围，便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见证。对其价值的挖掘是没有止境的， 是不断螺旋式上升的，需要多学科的融合，需要从不同学科背景去解读它。这样的石窟寺，价值就更丰满，生命力越发的鲜活。

　　就在前一天，即将离任敦煌研究院的王旭东院长，在与研究院、与地方紧张的交接间，居然抽出了半天的时间给我们。在85窟，面对镜头，他为我们讲述在敦煌所经历的 28 年峥嵘岁月中的艰苦奋斗，所收获的丰硕成果，从偶然的结缘，到在参与各个保护项目中对石窟寺价值认知的不断的递进、升华，反复的研究总结出的一套系统的理论和工艺程序；从改革开放到国际合作，时代赋予莫高窟、莫高人的机遇、注入的精神动力；从单一保护到领导大家开展以质量为核心，保护、研究、弘扬平衡发展的综合体系的建设……他传递给我们的始终是自豪与欣慰。这其中凝结的汗水和情感，用文字来形容实在是太苍白。

　　“敦煌的美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与我们的生活阅历、知识结构、成长背景有关的。莫高窟整个环境是非常美的，洞窟里面彩塑的美，壁画的美，不同时期表现的美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美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对于美的认识，对于美的向往。这个美可以成就我们每一个 人。”

　　面对就要离去的敦煌，他内心多有不舍。在85窟访谈结束时，他默默凝视着南壁那铺壁画……与窟外盎然的春意相比，壁画里的绿肥红瘦不仅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国际邦交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包括他在内的新时代莫高人构筑合作平台、与世界共进共荣的美丽故事。

　　大国工匠的襟怀

　　在敦煌的采访过程中，有两次前往榆林窟，拜访大国工匠李云鹤先生。第一次是到达敦煌的次日，即4月16日。我们将会以怎样的形式见到这位传说中的老爷子呢？当天清早，就这么想着，期待与好奇充盈于胸。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汪万福副部长的陪同下，面包车在一路戈壁中穿行了两个多小时，11点到了榆林窟。一下车，万福就与李先生取得了电话联系，然后领我们进了榆林窟保护所宋所长的办公室。不一会儿，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出现了，一身的蓝色工作服，带顶阔沿帽，架着一副方形眼镜。没有任何人陪伴，也没有居高临下，我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老成学者的质朴与慈祥。他就是87岁仍坚持在修复一线的李云鹤先生。如果不是事先做功课，很难想到眼前这一位竟是几近米寿的长者。

　　在洞窟壁画修复现场，老人和我们不紧不慢地侃着他成长的经历。青年时代的李先生是立志要去边疆大展宏图的，却因为一次顺道探亲访问，被渴望人才的常书鸿先生以大漠需要有志青年中途“拦截”了，与莫高窟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既然选择了莫高窟，就定下心来，将根扎下，第二年就将家属接到了敦煌，当时那个除了沙漠还是沙漠的所在。老人家是一个特别爱琢磨的人，从简单的清理、守护、陪伴，琢磨着应如何修复那破损的五颜六色的壁画。从一窍不通，到不断尝试、摸索、创新，再到技艺炉火纯青，多次开壁画修复先河，最终成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界的“一代宗师”。他也是国内石窟整体异地搬迁复原成功的第一人，是2018年全国十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之一。他的技艺已传给了儿子、孙子，传给了各地的学生。他的儿孙也已成为壁画修复的佼佼者，忙碌在敦煌各个壁画修复现场，忙碌在全国有壁画的各处文保场所。先生已是功成名就，可他依然活跃在修复第一线，每天仍要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来来回回六七次。他说，干一项事情就要干好。他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项目，除了项目单位的验收外，另有自己的一个十年质量跟踪，每年他都要对它们进行检查、评估，分析得失，看哪些还需要完善。这样的要求，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敦煌研究院质量平衡管理体系的建设。这就是一个大国工匠的匠心。要预估所有的风险，文物保护任务太重，我们的队伍还跟不上，质量还跟不上，做得不到家，拔了萝卜没洗泥……本应在家安享晚年的李先生，心心念念的是还有好些事没有解决。“保护的任务太多了，就拿莫高窟来说，不同时代的层层壁画怎么分的，我也做过实验，怎么才能把它分开，预防性的问题怎么解决，变色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一些病害，不管你的工艺也好，材料也好，还值得改进。做得再好，我感觉还是不满意。因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它们保存下来了，如果通过咱们这一代毁掉，对得起祖先和子孙吗？壁画、塑像，它们也是有生命的，它们只是不会说话，它们要是会说话，就要告你去，你这样虐待它。”遇到不太认真的学生，他也发脾气。“我跟着您学的已经够吃一辈子的了。”一位学生很高兴地说出这感恩的话，他却不爱听。“我现在还在积极想办法，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呢。年纪轻轻，你就可以了？”他埋怨学生不思进取，他希望他们干活认认真真的。他说，搞壁画没有细心、决心和耐心，绝对搞不好。

　　九旬青春“葆”

　　我们带着鲜花拜访94岁的孙儒僩先生，由孙老主说。老人耳朵不太好使，但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从他到敦煌开始，分阶段为我们讲述他的经历、他的苦闷、他的彷徨，他的爱情、他的委屈、他的工作，点点滴滴，滔滔不绝，两个多小时的讲述，中间只停顿了一次，他吃了颗巧克力，说是“加点油”。真是好可爱！再看他为我们的留言：“当年万里苦追求，相伴赴沙州。岩泉坎坷寻梦，危崖千窟游。事未就，鬓已秋，伴要游，此生将了，祝愿莫高，万载千秋。”

　　这哪是一位90岁老人，分明是一位90后青年。其实，青春没有年龄的界限，只要心底有朝气、有阳光，就会有熠熠生辉的青春。孙老就是青春“葆”，那些坎坷人生，经他娓娓道来，给我们的是一份别致的美丽。

　　燕园里的真性情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非常有幸，在北大燕园，我们见到了“改革先锋”“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说起怎么就去了那个西北，就是这样的一句简单的话。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说，这不过是豪言壮语，是虚幻的口号；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却是真实的存在。这位60年代从燕园走出的天之骄子，就是以这样的信念从首都奔赴西北大漠，把根牢牢地扎在了大漠中的莫高窟。这一去便是一辈子。中间，也有想到条件好一点的大城市去，为了她的爱人，为了她的孩子。可是，最终的权衡，莫高窟的文化“绊住”了她，她的心已经交给了莫高窟，交给了国家的文物保护事业，因为“祖国的需要”。尽管头上的桂冠是那样的闪亮，她却依然还是那样质朴，对待荣誉是 那样淡然，而让她惦念的还是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在接受我们访谈时，不仅自己准备了提纲，还为我们准备了《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及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等文件，听到有些地方本末倒置，滥用文物，只顾眼前短利，或者是个人政绩，将文物放到影视部门管理，她十分生气，痛斥“这是违法、违规的行为，是与中央背道而驰的决策”。她的率真、她的刚直，让我们肃然起敬。

　　妈妈的味道

　　“四大石窟，风景这边独好，不愧秦地林泉冠；六朝艺术，佳作此地最多，堪称东方雕塑馆。”在张锦秀先生的家里，他从一副自制的对联打开了话匣子。张锦秀，因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从兰州来到了天水，这一来，也就将家带来了。也因为这个工程，成就了他与麦积山剪不断的浓浓情缘。他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提纲，用这副对联开始，将麦积山艺术与保护工程概括下来。老人本就擅长文字工作，他用心细致，分石窟艺术、加固工程、石窟志撰写等方面详述了当年的故事。他是办公室文秘，但不仅仅是文字工作，从工程的各项文字资料的整理、材料采购，会议张罗，都有他的身影，而后，麦积山石窟的艺术研究、保护志的撰写、麦积山石窟文化的弘扬，都与他密切相关。

　　就在我们现场访谈那天，他还沿着一层一层陡陗的栈道，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一个一个窟龛地察看，因为有好多年没有来了，他要好好地看一遍。麦积山是他的骄傲。

　　张先生的夫人杜秀英阿姨一直在厨房里忙碌，要亲自做拉面招待我们。真情难拒，客随主便，访谈结束，几个别致的小菜、一碗精致的拉面就上桌了。然后加上醋和辣椒，又是另一番风味，既有品相又有味道。果然是妈妈的味道，为我们的工作平添了家的温暖。

　　此心安处是吾乡

　　受敦煌艺术的感染，赵声良院长大学还未毕业就选择了敦煌。毕业一出校门，未及探望日思夜想的爹娘，就背起行囊直接踏上了去敦煌的火车，唯恐意志不够坚定，一旦先回家经不起家人的劝说而改了主意。喝着大泉河里的碱水，咽着南方人不太喜欢的面食。这算得了什么？天天能够享受世界顶级的艺术，与它们对话，了解它们、研究它们、守护它们、传播它们，能不安心、能不快乐吗？！温文尔雅的赵院长说起他与敦煌，尽管身在此处，依然一往情深。谈起未来的愿景，虽然执掌院长的时间还不长，已然成竹在胸。因为改革开放，才有了敦煌学的振兴和发展，才有了敦煌影响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敦煌研究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保护、研究、弘扬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我们要把敦煌艺术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全人类的价值发扬光大”。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要坚持这样的方针走下去，继续改革创新，引领敦煌的未来；坚持开放包容，成就世界的敦煌。

　　悲之恸之，最雄老师

　　6月27日上午9点，我们在大雨中走进了李最雄老师家，首先见到的是他的夫人鲁芸老师。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她是《中国文物报》的作者，我们早在文字上就相识了，也就没有陌生感。在小伙伴们准备灯光时，我和李老师进行了交流，他正在写回忆录，我从他的电脑里拷了一点相关的资料。李老师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曾在很多场合见过面，而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并不多。听他再讲述PS的研发，以及他在敦煌段文杰先生的支持下开展的各项工作。他是莫高窟的一面旗帜，他的努力、他的学术追求，为后来的年轻人树立了好榜样。而这面旗帜的竖立与具有远见卓识的段文杰先生戚戚相关，是段先生将日本的教授请到了敦煌莫高窟，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博士学位颁发典礼。这样的场面有多振奋！这不仅是李老师的荣誉，更激励了研究院的年轻人，当场就有人表示也要攻读博士，要多做保护研究。事实的确如此。在李老师的带动效应下，敦煌一批博士成长起来了，一支强有力的保护队伍逐步建设起来了……相对于李老师丰富多彩的人生，两个多小时的访谈，实在太短，除了工作与研究，家庭、生活一点都不曾涉及。我们与他合影，留下了愉快的瞬间。

　　中午，雨还很大，李老师夫妇依然坚持请我们午餐，原本要婉拒的，知道他腿脚不是太好，又下雨，不忍心，却也无法拂了老师的美意，还是共进了午餐。就在小区边上的一家餐馆，吃手抓羊肉，喝他女儿从法国带回的红酒，真的好开心。我们惬意地享受着，借老师的酒，敬老师和鲁芸阿姨健康长寿。饭桌上，鲁芸阿姨翻阅我们的纪念册。看到孙儒僩老师写的诗，李老师让鲁芸老师也赋诗一首。那兰州特色小吃油香，轻轻咬一口，酥酥的，从嘴里一直香到心里，我们都很喜欢，却吃不动了，最后申请打包。真是吃了还要兜。没承想，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聚餐，分手那一握竟成了永别。

　　大概那天李老师说话太多，有点累，没有按惯例在现场给我们题字。6月28日，李老师便将他题的字通过微信发我了，说要扫描后发到我邮箱里。因一心想着要原件，我便先回说了“不急”，也就没及时将邮箱告诉老师。

　　7月2日10点许，接到王金华教授打来的电话，上来就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呼吸停了一下。怎么个不好法，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受到阻碍，有变故？已然不是容易激动的年龄了，想着不管怎样，来了问题坦然接受就是，便平静地对他讲，你说吧。而下来的话却如晴空霹雳：“李最雄老师走了！”电话里，半天无话。说什么呢？！就在6月26日，仅仅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我们还在他温馨的家里，和他聊着敦煌保护的发展、保护队伍的建设、数字化的建设。他虽然退休了，还在带着敦煌年轻人做研究，还在计划着新的课题。因为知道我也退休了，还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团队。惊悉噩耗，夫复何言！

　　再读他提供的材料，一位孜孜不倦、沉溺于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学者，一位不满足于现有成果，不断从问题出发，提出新课题、新目标，不断挑战学术高地、挑战保护高地的智者，一位提携后辈、关爱人才的长者，跃然纸上。

　　翻看手机里几天前拍的照片，怎么也不能相信，好好的李老师，前几天还和我们谈笑风生，怎么就这样急急地走啦，不和我们打个招呼，哪怕有一个暗示也好。我们的稿件还没成型，还没有请您审核呢，您怎么就这般撒手了 呢？

　　再往前数大概是2010年，也是7月仲夏时节，在新疆交河故城，我和科技日报社游雪晴女士到了李老师的修复工地。在吐鲁番烤得鸡蛋熟的烈日下，李老师头戴一顶草帽带我们缓缓穿行在交河故城的残垣断壁间，告诉我们哪里加固过，加固过程要注意什么，并将手里的矿泉水倒在上面，让我们看效果。前几天，我们聊天时，老师再一次强调，再好的保护材料也不是万能的，一定要有前期适用性研究，他的PS材料只适用于半干旱、干旱地区土遗址的加固，且工艺也会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这些情景，历历在目，怎能相信如此匆匆阴阳两隔呢？然而，事实就是这样的残酷！悲恸、难过之后，只有捋清思路，抓紧时间工作，将遗憾降到最低，早日完成好任务，以告慰逝者英灵。

　　想起段文杰先生赠给李老师的话：人海阔，无日不风波。痛定思痛，拟就一副挽联：“穷究一生致力保护，提携后学精炼队伍，树立敦煌旗帜功不可没；从此脱离纷纭人海，抛却功名除去利禄，驾鹤西去天国尽享安宁。”谨以此沉痛悼念李最雄老师，并对李老师的风范致以崇高敬意！

　　最后，愿以此文，向过去70年以及现在仍然致力于中国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人们致敬并表示感谢！本书能够如期出版，要特别感谢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等单位及专家、学者们的大力支持，以及参与协助视频访谈的各位家属、亲人，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奉献。

　　因为时间紧迫，加上能力有限，虽然成书，定有很多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竭诚祈望广大读者，特别是文物保护工作者，予以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