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国权博士最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版），主旨是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指导下，研究东周青铜容器的区系历史，划分不同时期青铜容器各类、型、式的空间分布范围，格局与文化、国族属性。这一主旨决定本书与以往多着眼于从单一区域范围内对青铜器做类型学研究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不止于某一区域，用作者的话说，即是要“打破地域藩篱”，从更宽广的地域视野来考察青铜容器的谱系关系。

　　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容器因其不仅有生活上的实用功能，在造型、纹饰上反映着某种族群或区域的文化传统，更因与贵族政治生活、礼制活动与等级身份相联系，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因此，考古学意义上的同一类型青铜容器的跨地域的分布，不仅体现了青铜工艺的传布，可借以了解文化交流的状况，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这是做跨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之所在。此外，具体到研究青铜器的形制发展变化，如将视野止于某一区域，或许会将本来发生于其他区域的器类认为是本区域所创，而且如果不着眼于了解某些类型的青铜容器跨时空的存在状况，仅从单一区域范围来确定此种器类各型式的存在时间，并以此来判定其出土单位（如墓葬）的年代，也往往会出现时间认识的偏差，这也是本书做跨区域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另一重要学术意义。

　　在研究范围上本书限于东周青铜器。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一方面，各区域的青铜器地域特征开始得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伴随着列国之间的频繁的政治、军事、礼制活动往来与领土兼并、易主，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各区域间流动，也更为频繁，因而使本书研究的必要性更为凸显。

　　本书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与上述主旨相吻合的，即是将在跨区域研究的重心放在作者所谓“器物本位”上，做跨区域的以器物谱系为本位的研究。显然，对于跨区域的青铜器谱系研究，这种“器物本位”是可选择的最佳方案。在宽广的跨区域范围内，将同一器类分布在各区域的各器形做统一的、综合的型式分类，可以分得更为细致，同一型式在诸区域的分布状况与各型式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都可以得到充分而明晰的展示。

　　作为一部专门研究青铜容器谱系关系的著作，器物的型式分类自然是最基本的方法。本书在绪论中，在对所选定的器类做具体的型式分类前，对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与应用程序做了深入的讨论，这也是体现本书学术贡献的重要方面。虽然型式分类的方法会因研究者不同而有异，但是型、式如何确定，以器物的何种共有特征作为分型的标准，以同型器形的何种渐变部位作为分式的标准，则还是应该尽可能地符合器物本身形制演变的客观规律。作者通过反思与评判以往诸家做型式分类时在方法论上存在的若干问题，对于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考古学的器型学做了非常有裨益的讨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从本书研究主旨出发，强调了青铜器“型”的衍化（出现“亚型”、“次亚型”等）是“横向分支分化”的产物，其中空间范围的拓展和分歧发展“就是通过隔离分化产生的新的地域分支”，这犹如生物从一个祖种开始，通过占领不同的空间，在隔离分化、适应不同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多样物种。这也是对考古类型学理论富有新意的、有促进意义的阐述。这些认识为本书做东周青铜器跨区域的分类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书对东周青铜容器所做具体的跨区域的型式分类研究成果，是作者将上述理论方面的新认识施用于实践的体现。以类、型、式较为复杂多样的鼎为例，作者将东周时的青铜鼎分为九个亚类，每亚类下又分为若干型、亚型、式，并举出典型器为标本，依此种分类型方式，本书将东周时代分为七期的分期方法制成八张鼎的谱系图，同时在第三章又详细做了青铜鼎各类型空间分布的统计与示意图。这样就为探讨东周时期各类型鼎在各区域之间分布，特别是看清彼此有共同来源而因所处空间差异产生分化的情况提供了方便。例如：

　　“立耳折沿鼎”亚类中的B型“敞口斜腹鼎”，其中BⅠ式鼎主要分布在三块区域，一是豫西、豫西南与豫南，其三是皖南；至BⅡ式鼎除了以上三个区域外，在今湖南东北区域也有分布。BⅠ、BⅡ式鼎分别存在于本书所分一、二期，说明春秋初期至整个春秋早期，此型鼎在这几个区域均有较广泛的分布。这也启发研究者进一步探讨所以如此之原因（比如或可追溯至西周此一时段在此几个区域中已存在的共同文化因素，即源于西周时期的同型鼎）。

　　又如“附耳子母口鼎”亚类中的Ba型鼎以浅腹、近平底、平顶盖、粗大蹄足（足根与跟部尤发达）为特征，这种特异形制的鼎，过去因出土于薛国故城的春秋晚期墓以及峄城徐楼M1（即宋公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同时期宋国的亥鼎亦同型，被认为是属于鲁南及豫东南宋国区域的有特色的鼎。但从本书所做统计，可见其较早形制BaⅡ式在本书所划二期时（春秋早期）已存在于洛阳地区，且BaⅢ式还曾出土于山西闻喜，则对此型鼎的形制渊源与分布面可再做进一步思考。当然，在跨区域存在同型甚至同式器物，在出土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因为通婚致送媵器等原因造成的。

　　此外，春秋早期以后“附耳子母口鼎”中出现的平顶盖鼎，以往多知其在东周时期盛行于今山东地区列国，如Bb型Ⅲ～Ⅵ式鼎，但从本书所做统计，平顶盖的鼎在春秋时期亦曾流行于豫西的中原区域，如Aa、Ab、Ad型鼎中的平顶盖鼎。所以，平顶盖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工艺传统之渊源，亦值得进一步探讨。

　　再如“立耳折沿鼎”亚类中AaⅢ式的鼎，从腹部形制及纹饰分上下两层分布的特征，确可追溯至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AaⅠ、AaⅡ式鼎，二者间有沿袭关系，但此Ⅲ式鼎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2006ⅠM25，其三粗鼎足根部接在下腹壁上，仍具有此亚类鼎中D型鼎“秦式鼎”的特征，那么AaⅢ式鼎的形制来源即可由此得到启示，似反映了本书所分三期（春秋中期）时秦地与豫西地区存在青铜工艺的交流。

　　但本书谱系关系的研究也表明，这种关系也可能仅集中存在于一块地域内，或具有较强的国别性，如“立耳折沿鼎”亚类中D型的“浅扁腹、圜平底”鼎，其突出特征是不仅在上述腹与底，其三足粗大，略呈“罗圈”状，且足根接在下腹壁上，除了立耳折沿特征与其他A—C型鼎共有外，其形制特征均与其他四型鼎有所不同，且从本书统计结果知此型鼎集中分布于秦地，这证明将此D型鼎称为“秦式鼎”还是有道理的。但此种“秦式鼎”像春秋早中期的秦文化实脱胎于西周晚期的周文化一样，承袭了西周晚期的周式鼎形制而经过改造，正如作者指出的“源头在周文化系统”。此外“箍口鼎”（口沿下加一周凸棱以承盖的鼎）亚类中的Ab、Ac、Ba、Bb型鼎，从统计结果看，皆出于东周楚地，所以此四型鼎基本可以视为所谓“楚式鼎”。

　　综上所举诸例，作者按照青铜器谱系研究的新的理论认识所做具体器类研究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了跨区域的青铜器谱系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跨区域的大的视野范围来研究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确实可以克服单一区域研究会产生的不完整的或偏狭的认识。

　　本书做型式分类所采用的分期断代方法也有不同于以往同类著作的独到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所采用的“青铜器编年组”，即将青铜器形制特征相似的若干铜器群合为一个编年小组，小组中含有多件不同器类的标准器（或可与之相系联的铜器）以相互参校。以往诸家在做一个大的时段分期断代时，已经采用过类似方法，比如郭宝钧先生做商后期铜器分期的论著，高明先生做东周青铜容器分期断代的论文，但作者应该是出于本书是做跨区域的型式分类研究，而分期断代又应最好有同一体系的考虑，所以在选择上述这种编年组时，多有其创意，即选择了六个重点地理区域，每个区域自成一编年组，而且未用过去诸家传统的以东周列国区域文化圈来分地域，而是径直以地域分组，这样自然即比以大的区域文化圈分得更细致。其中除山西、豫西、豫中、山东集中于一块地域外，也有“豫南苏皖鄂”这样跨度较大的区块，其目的自然是突破以往传统的东周文化圈的概念束缚，以更宽阔的视野、更实事求是地来选择相互关系密切的有助于断代的典型器类。

　　其二，在上述六个“编年组”内又进一步划分若干青铜器组（所分组与本书所分东周青铜容器之七期相对应），考察做型式分类时所定诸型式器物在各个青铜器组中的分布，寻找各组在器类、型式、纹饰方面的差异，并考察各组所共出的陶器的差异，由此明确各铜器组文化特征的变化与相对的时间差别。在此基础上，又在各组内选择本身可自行判明年代的标准器或器群，并与其他铜器墓中可判明年代的器群及可判明年代有铭铜器对照，由此断代各组的绝对年代。这种判定各组年代的方法虽基本是承继了以往诸家所采用的方法，但由于找寻器组之间的差异细致，且可对照的借以判定年代的标准器更为丰富，所以对各组年代范围的判定即更为精细。同时，作者还采用了不同于以上“内证”的所谓“外证”的方法，即更与其他地域年代可判明的铜器组相参照，遂使各组年代判定的可信度提高。

　　作者在完成上述多有新意的研究程序后指出，对六个地域性编年组中各典型铜器群做分期断代研究的结果，表明各地区东周青铜器发展演变的节奏和变化速率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对东周青铜容器分期的新的模式，即分为七期，在传统的“春秋早期”阶段前面分出了“春秋初期”，将过去不好区分容器形制早晚的“战国中晚期”分成“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又在“战国晚期”时段后续接“秦代、秦汉时期”，从而形成了本书新的分期断代的体系，这种在研究方法更新基础上所做的分期断代体系上的革新，也是本书值得注目的特色。对东周青铜容器分期断代的细化，反映出本书所做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中，具有谱系关系的青铜容器各型式彼此间系联得更为密切，相互承继与变化的现象展现更为真切。

　　以上所概括的本书之新创获与学术贡献仅是笔者粗读本书后想到的几点，所言未必正确，还要请国权博士与诸位方家指正。当然，本书体例庞大，时空拉得长，加上考古学研究与任何学术研究一样，都要受到现时所能得到资料的限制，所以自然也有若干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做更深入思考的地方，比如器物分型、亚型标准的选择尚有可商榷之处，有的归入同类型（式）的器形是否妥当亦可斟酌。此外，本书研究的时间起始点定在春秋初年，但春秋初各区域青铜容器的形制特征有许多都源自于西周同类同型器，其根源在西周，不同区域之间之所以含有相同的类型，可能不是春秋后发生文化及工艺方面的联系所形成的，可能也需要从西周时期的文化类型覆盖面来解释。

　　路国权博士在本书“结语”中已谈道，本书只是他做青铜容器研究的上篇，主要是研究东周青铜容器的谱系，未来将要推出的下篇将从另外一个视角再做一番全面系统的考察，“重构东周各国青铜文化的特征形成过程和相互关系，进一步详细揭示西周至西汉之间中国青铜文化由相对统一，到裂变，到再次统一的过程和方式”。在此，谨祝愿他再接再励，在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上有更新的研究成果奉献于学界。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该篇书评曾刊发于《光明日报》（2019年12月28日），限于版面，有所删节。现全文刊发，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