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台州府城墙防洪功能的考古学观察
台州府城墙位于浙江省临海市，是中国明清时代南方府城城墙、军事防御工事、防洪抗洪设施、传统文化载体的代表作。现存的城墙，有文物属性的建筑是以宋代城墙为基础，明、清两代修葺增筑的。台州府处地雨季绵长、雨量充沛，夏秋之际常受台风影响；由于处在灵江下游，上游永安溪、始丰溪汇聚于距城西门仅6.7公里处，流经城市附近的江水水量丰富；在自然地理形势相互作用下，此地易暴发洪水灾害。除了军事防御，台州府城墙自建造之始就肩负着防御自然灾害的历史重任，墙体、捍堤和城门的建造充分体现了防洪的功能。从考古材料可清晰看到城墙对防洪御水进行的精心设计。
2011年对台州府城墙南墙东段断面进行的考古发掘，揭露了该位置城墙建造修筑的历史过程，从考古剖面可观察到修筑时墙基经过青膏泥层处理，墙体夯筑密实，内外及顶面使用砖石包砌。
墙体解剖面第⑫层叠压于生土上，根据出土的汉、西晋、唐、北宋时期遗物判断，至迟在北宋中期墙体基础就建于该处。第 层外侧覆压了一层青膏泥（第⑫层），土质紧密，防渗水性极好，是北宋庆历五年（1045）左右大规模修筑城墙时对墙基做的防水处理层。
其上的第⑩层中间是纯净密实的夯土，内、外均包典型宋砖，可确定为宋代遗构。墙体中心夯土方法据文献记载，嘉祐六年（1061），洪水再一次冲毁南城墙，郡守徐亿率领军民修缮城墙时，“用牛践土而筑之。每日穴所筑地受水一盂，黎明开视，水不耗乃止”。即白天使用驱牛踩踏夯实的方法筑城墙，每天再从当天完成的夯土工程选取一点，下挖一个小浅坑，注满水，第二天做渗水检验，如水位没有下降，则夯土密实度高，视为工程合格。第⑩层应为此方法修筑的城墙遗构。夯土墙体内外及顶面用砖石包砌起来，能有效防止降水因素导致的墙体夯土流失，和洪水因素带来的强力冲刷。
城墙墙基使用青膏泥层严密防水处理，城墙主体中心夯筑密实，内外包砖防止降水和洪水冲刷，减轻墙体损毁，都是应对水害的设计。由此可以看出北宋后期修筑的城墙沿江段防洪是最重要的目的，修筑的城墙牢固度和抵御水患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古时灵江直接濒临城墙，在城墙的外侧墙脚加筑长堤，内侧墙脚加筑高台也是实践性创造。
加筑设置起初没有特定称谓，南宋王象祖在《重修子城记》中记述修筑这一构造时的表述为“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舂撞无时，倾圮有自，不远其防，曷善其后，于是为长堤一千四百丈以捍城足，……长堤复虑其難侍，乃撒樁于江，深逾二丈，累石于樁，结成三叠……”，即为了防洪在城墙外侧建造一条长堤保护墙基，又使用在江中布设木桩，木桩之间垒石的方法，保护这条长提；又在《浙东提举叶侯生祠记》中提到“外为长提，以护城足”“内为高台，以筑城力”，即城墙两侧构筑的名称外侧是“长提”，内侧是“高台”。元时周润祖在《重修捍城江岸记》中描述“城下为堤，又捍城也”，似已约定俗成称为捍城，但又记“城堤捍江”。综合文献记载分析，笔者认为“堤”作为名称是被普遍认可的，其作用为捍卫城墙的牢固性，抵御江水暴涨袭击，该设置的名称称为“捍堤”是比较妥当的，捍堤对城墙墙体，尤其是濒江侧起到“捍”和“护”的作用。
据南宋王象祖《重修子城记》记载，绍定二年（1229）城墙大修时筑造的捍堤长一千四百丈（2400余米），加筑范围包括西、南面沿江段的全部城墙。修建时先在江水中布桩加固，再在各桩之间累砌块石，用以保护城足。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第⑨层外包长34厘米、宽18厘米、厚6厘米左右的宋代城砖，推测为南宋大修时所筑捍堤的遗存。
元代至正年间对西南城墙的捍堤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修筑，同样是以大木为桩，之上垒巨石。考古发掘断面第⑧层在第⑨层宋代捍堤的基础之上增高加筑而成，应是此次大修时的构筑遗存。而第⑧层之上再无新的捍堤遗物，城墙只有从内侧增厚补筑、从墙体顶部加高修缮的迹象。
由于气候湿润、雨量充沛，频繁受台风影响，带来短时强降雨等因素，灵江水位暴涨是城市的巨大威胁，捍堤的修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御洪水冲击，洪水来袭时，城墙就发挥防洪堤坝的作用。
灵江在临海市西南方流向由自北向南转向由西向东，由于城墙濒临江水，遇极端天气和强降水时水势凶猛极易危及城墙。建构筑物的角度越尖锐，在受到洪水冲击时应力释放，越容易导致城墙开裂或直接损毁。根据多份历史资料记载，台州府城墙西城墙与南城墙相交之处转角角度远大于直角，南宋以来均为流线形。为了洪水侵袭时化解冲击力度，将西南城墙修筑为顺应灵江流向的流线形，也是顺应自然、防灾减灾、维护墙体的做法。
南宋嘉定年间《赤城志》卷首的《罗城图》上城墙的转角可以看出明显是大于直角的，虽然与该处城外的灵江相比角度仍然比较尖锐，但观察该处城内街坊区形状，是一个西南为圆角其余三角为直角的轮廓线，可以推定灵江转弯处附近城墙的走向应是流线型；再与城墙东南非常明确的直角转弯相比，也可做同样判断。故至迟在南宋时期，城墙西南角已建成了流线型。
临海市博物馆藏清抄本明代谢铎纂《赤城新志》卷一《明台州府图》转角处没有绘制内容，但朝天门以南的城墙略呈弧线形，可推测城墙有可能不是直线形，而是流线形的。民国《临海县志》卷首《临海县志附郭图》绘制的《清台州府城图》与前代舆图不同，虽不属于使用比例尺科学绘制的现代地图，但城市和水系都能按实际形状示意，该图显示当时城墙的转角，即西墙南门丰泰门以南至南墙西门镇宁门之间，修筑为走向沿灵江江岸的流线形。
城墙流线型的墙体设计顺应自然地理特征，能够有效地回避洪水的正面冲击，减轻洪水对城墙的损毁、降低洪水带来的损失。与此类似，台州府城墙沿江的西、南段的马面也将迎水面设计为流线型，但马面的建筑年代及历史并没有留下历史资料。
根据《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嘉靖四十年倭寇进犯时台州面临危机情况，不但因连续下雨城墙多处坍塌，“又因议建敌台，拆毁二十余处未修”，而现存舆图和史料中没有体现出这二十余处建筑建成的资料，同样也没有任何关于马面建筑的资料。从二层空心敌台刚刚创置的历史背景、比之普通墙体修筑的人力物力成本增加、二层建筑的技术难度等方面来看，笔者推测该二十余处不无可能被简化修建成马面。由于现代修缮工程资料的缺失，只能待新的科研成果考证其真实性，佐证其历史价值。
瓮城墙体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应对洪水的功能。南宋嘉定年间《赤城志》卷首的《罗城图》上台州城东门崇和门外设瓮城，瓮城内设送客亭一座。瓮城流线形，外濒东湖，仅瓮城南侧设一门通行。如此设计应出于应对北固山山洪和东护城河水泛滥的考虑。由于城市地势北高南低，东护城河水势必向南汇流，如遇洪水尤其是来自北侧的山洪，东护城河水冲击瓮城的情况下，同城墙西南转角，流线型的墙体设计可以化解冲击力，减轻对瓮城墙体的损害。瓮城只有南侧不会受到侵袭，设置一门用于通行，科学合理。
各个城门的设计也充分重视了防洪需要。现存的靖越门、镇宁门、兴善门、朝天门四座城门中，靖越门、兴善门瓮城平面约略呈半圆形，镇宁门、朝天门瓮城平面约略呈圆角方形，都是特色鲜明的流线形设计。四城门的结构基本相同，城门洞顶是券顶结构，券顶下设启闭的木门，木门外侧设一道闸门，城门外修筑瓮城，瓮城启闭的门外也均设置一道闸门，所有门都形成了双重防护。
另外，台州府城墙历史上门的布局、重要变更也几乎全部与水患有直接关系。如，因受灾严重，南宋绍定二年（1229）堵塞了丰泰门、括苍门；康熙年间认为城门顺水而开不利于接收山川进气，将城门由背水向开改为迎水向开，想借以改变风水，并重开了丰泰门；到了道光年间，又重新堵塞丰泰门，虽是以“丰泰门当寂寞之地”为由，实际是洪水侵袭风险和风水改变之间的博弈结果。
由于城市处地降水丰沛，台州府城内外径流四通八达，与城墙的交点处是水道的关键节点。
宋以前城市的水门设置情况的记载尚不明确，宋代台州郡守元绛在《台州杂记》中记述，北宋庆历六年（1046）台州城开挖了十个斗门，但无位置说明。南宋嘉定年间《赤城志》卷首的《罗城图》绘制时显示台州城设朝天门、括苍门、丰泰门、镇宁门、兴善门、靖越门、崇和门等七个城门；括苍门与丰泰门之间设一个斗门、镇宁门与兴善门之间设两个斗门、兴善门与靖越门之间设一个斗门、崇和门以南的东城墙设两个斗门，共六个斗门。
水门的设置与城内外水系的布局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连接城内径流与城外的护城水系，是排内涝的关键。利用水门的启闭调节城城内径流的水位，以保证日常生产生活用水为主要目的。旱季可引护城河水补充，雨季防止护城河水倒灌。如遇台风、洪水灾害，水门便成了防洪设施。
总之，台州府城墙世代发挥防洪作用的段落完整保存了下来，具有很高的文物和历史价值。台州府城墙是城墙具有防洪功能这一突出普遍价值的典型代表。
关于台州府城墙的防洪功能，有观点认为城门“天窗”也是防洪的设置。但据笔者观察认为首先该名称并不成立。近代以来，台州府城墙各城门上的城楼陆续被毁，墙顶露天，城门启闭的空间顶部失去了封闭，从地面看形成了“天窗”的感觉。但在各城门上建有城楼的时代，启闭的大门顶部不可能是通透的，应是将其覆盖成为城楼的第一层活动面。姑且称之为“天窗”，但是这应与防洪并没有联系。
（作者单位：临海市文物保护所）
编辑：韩旭川
审核：王龙霄
《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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