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之前我在拙稿《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8。下面简称“也说朝臣”）中，主要从日本史的角度，在王瑞来教授《“朝臣”解》（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2）的基础上，对“朝臣”做了若干补正，重点阐述了在古代日本的氏姓制度之下，日本人姓名中的“氏”、“姓”、“名”三要素及其关系，指出日本“氏”、“姓”一体，“姓 ...

之前我在拙稿《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8。下面简称“也说朝臣”）中，主要从日本史的角度，在王瑞来教授《“朝臣”解》（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2）的基础上，对“朝臣”做了若干补正，重点阐述了在古代日本的氏姓制度之下，日本人姓名中的“氏”、“姓”、“名”三要素及其关系，指出日本“氏”、“姓”一体，“姓”须置于“氏”之后，可以省略“姓”，但不会省略“氏”的情况。以为“朝臣”既然是古代日本的“姓”之一，如果由当时的日本人在正式的文书等上署名的话，自然应该是遵循日本的规范。
拙稿“也说朝臣”乃一匆匆写就的札记，回头来看有不少未尽之言。当时由于考虑到在媒体的历史栏目刊文，篇幅宜短不宜长，因而与所述主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两唐书等中国史籍中出现的诸如“朝臣真人”、“朝臣仲满”等记载问题，仅在前稿最后一段指出此问题当与唐人以及其后的历代中国人对于日本情况的认知程度以及误解有关，同时提示了涉及此问题的前出拙著以及我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表示以后有机会再加以申说，而未及深入展开。尔后被指“最核心的日本人入华后姓名变化问题，石文留下了一整组问号，却并未做任何解释”（阎焰《就〈李巡墓志〉中的“朝臣备”之名的思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13）。有鉴于此，我感到似仍有进一步申说之必要，遂续草本稿，祈请方家不吝赐正。
关于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及其随行人员的姓名在中日两国史籍中的表记问题，历来已有不少研究，仅就二十世纪以降来看，至少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育芳社1940年）、东野治之《遣唐使船》（朝日新闻社1999年）、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第1章第2节（讲谈社1998年）、铃木靖民《遣唐留学生井真成とその出自》（《遣唐使の見た中国と日本》60-79页，朝日新闻社2005年）、河内春人《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第5章（汲古书院2013年）、以及最近森公章《阿倍仲麻吕》（吉川弘文馆2019年）等论著都不同程度地讨论或涉及过这一问题。这篇小稿即在先行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对此问题的考察与思考，略说隋唐史籍中日本人名的表记问题，同时兼涉对《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之称的一些看法。
（一）
先看隋代的情况。由于篇幅关系，下面仅举出与日本遣隋使有关的例子（引文内的重点线由笔者所加，以下同此）。
《隋书》卷81《倭国传》云：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中略）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