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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乐舞戏剧关系研究》序言
我和黎羌先生初识于1986年，那年我刚考取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跟随著名西域史专家苏北海（1915—1999）先生就学，专业是维吾尔族历史。应苏先生之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新疆艺术》编辑部协助处理稿件事宜，得与时任该刊副编审的黎羌先生相识。黎先生长我15岁，研究成果丰硕，是我崇敬的对象，而黎先生也不因本人年少无知而见弃，于是，联系日多，交情日深，由“忘年交”逐步发展成为学术上的挚友和诤友。受其影响，我也偶尔会涉及一些古代回鹘戏剧（如回鹘文剧本《弥勒会见记》）、说唱文学、佛教文学方面的内容。屈指算来，历时已三十余年矣。
焉耆文《弥勒会见记》
三十多年间，黎羌先生数易工作岗位，先由新疆调至山西师范大学工作，再调至陕西师范大学，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校学科学术带头人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戏剧戏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来，黎羌先生一直致力于他所钟爱的新疆艺术研究工作，孜孜矻矻，耕耘不辍，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天道酬勤”，此之谓也。李强教授先后出版的学术专著甚众，独著或合著，荦荦大端者有《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民族戏剧学》《中外剧诗比较通论》《西域音乐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新证》《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民族文学与戏剧文化研究》《长安文化与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戏剧学研究与田野考察》等，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其中，《民族戏剧学》是他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何琳教授合著，在文化人类学大视野中对中外民族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戏曲等表演艺术理论进行的初步研究，时隔16年后联袂出版的《东亚乐舞戏剧关系研究》是他们又一次高层次的学术合作成果。
近期，应本人之邀黎羌教授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策划的《丝绸之路丛书》编纂委员会，承担其中《戏剧卷》和《文学卷》的撰写，我们一同沿着丝绸之路沿线诸国进行学术考察，相处甚欢，收获颇丰。
20世纪末，我在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杂志社担任编辑期间，编发过一些黎羌教授关于敦煌、吐鲁番、西域、丝绸之路方面的稿件。数年前，我受聘为新疆《石河子大学学报》栏目主持人，组织关于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稿件，他发来《中国古代旅行家与丝路乐舞戏剧文化传播》一文，刊登后受到学术界的欢迎，主要观点被多家报刊转载介绍。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在中西的交往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不但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仍然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旋舞、胡腾舞等西方文化元素。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也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也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巴比伦叙利亚祭祀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乌孙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助使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公元前4世纪左右，马和双峰骆驼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的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着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联通大陆上各国的道路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伊朗亚兹德天葬台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不同的来源地域的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差异的影响。“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此前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国与亚洲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西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在此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
吐鲁番高昌故城α遗址出土四梵天王像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蕴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剌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敦煌祆教白描画
西安古称长安，有着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汇之地，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大量吸收外域文化加以整合利用之后，遂形成的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古代中国推向发展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不断探求的理念下，在人文包容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
西安广仁寺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着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由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建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偕，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着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由此可见。
撒马尔罕列基斯坦神学院
撒马尔罕兀鲁伯天文台遗址
撒马尔罕兀鲁伯塑像
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相交流、相渗透，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
贯穿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亚大陆桥
伊斯坦布尔索菲亚大教堂
综上可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所传播的各种文化思想之间的交流也是交互的，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又包含着各民族根据各自的传统对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中西文化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从而融会贯通、异彩纷呈。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多元经济文化的传播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融之路。何琳教授编写的《傩文化刍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概要》《中国音乐文化大观》《音乐宇宙——中国乐器》《中国少数民族曲艺研究》《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西方音乐史简明教程》《民族声乐理论教程》等著作，黎羌教授编写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丝绸之路文化面面观》《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研究》《丝绸之路音乐研究》《丝绸之路小说》等著作，以及他与何琳教授一起合作编写的《民族戏剧学》《海上丝绸之路乐舞戏剧史论》《东亚乐舞戏剧关系研究》等学术著作，立意于纵向至横向，多层次、多侧面、多维、多极、多元、全方位地介绍“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黄金大通道上戏剧音乐文化的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对当前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势必会起到积极作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大作将刊，乐见其成，故聊赘数语以示祝贺之意。
编按：本文见载何琳、黎羌著《东亚乐舞戏剧关系研究》，九州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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