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石刻材料为何不被视为“第五大发现”　　一般而言，学界习惯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古代文献的四大发现，这些新发现的文献不但大大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同时催生出了研究方法的改变和新学科的成立，成为新史料引出新问题，进而推动学术进步的典型案例。但笔者常常联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何与此四大发现几乎 ...

石刻材料为何不被视为“第五大发现”

　　

一般而言，学界习惯将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书、内阁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古代文献的四大发现，这些新发现的文献不但大大推动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同时催生出了研究方法的改变和新学科的成立，成为新史料引出新问题，进而推动学术进步的典型案例。但笔者常常联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何与此四大发现几乎同时，在数量上亦不逊色的新出北朝隋唐的墓志未能被学者视为第五大发现，引起同样的轰动与瞩目。

其实从最初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而言，翻检罗振玉的年谱《永丰乡人行年录》（甘孺辑述）便不难留意，其对于新出北朝隋唐碑志的董理与其他四大发现几乎是交错进行的，从罗振玉本人的立场而言似亦未视之有高下之别。以笔者私见推测，其中的关节在于，新出碑志虽亦是宝贵的新史料，但仍被笼罩在传统金石学这门旧学问的樊篱之中，故新史料数量虽众，却构不成对原有学术体系的冲击。不像四大发现，不但提供了国人之前所未尝措意的史料门类，更重要的是得到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显学”，这极大地刺激了生长于衰世，本就意欲仿照西方建立现代学术体系，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移至中国那代学人的争竞之心。

事实上，若仔细检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虽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但仅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一端而言，并不难在传统的金石学中找到类似的潜流，王氏的杰出恐怕不在于方法上的高妙，而在于创获的重大，即通过科学缜密的考辨，验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史，进而提振民族信心所起到的作用自无可估量。反观民国时代最引起关注的两方石刻，《晋辟雍碑》是经学研究传统的附丽，而《王之涣墓志》是对诗人生平的填补，其问题意识的新旧与解决问题的小大，不言而喻。

因而，近一百年来新出碑志的发现虽然上数量上极为惊人，但总体而言，更多地是量的累积，而无质的突破，往往被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庸与补充，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写时代的图景。另一方面，石刻研究也谈不上是一门国际化的学问，大多数汉学家囿于种种原因，对此类材料关注无多，故亦不会生发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刺激。

晋辟雍碑

中古石刻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由于中古史研究的根本挑战之一便是传世文献数量的不足，所以对于新史料的敏感早已内化成了这门学科的自觉，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基本建设的推展及盗墓等活动的猖獗，新出墓志的数量至少以每年数百方的数量增长。截止2000年以前，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两书共收入墓志5164方，但据笔者统计目前已刊布的唐代墓志达万方以上，即意味着最近十余年来，新见唐代墓志数量约有5000方左右，其发现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了20世纪初。需要指出的是，新出墓志中的多数系盗掘，出土后往往去向不明。

喷涌而出的新史料自然不会缺乏学者的关注，因而石刻研究虽未必称得上是显学，但至少也可以跻身“不咸不淡”学问的行列，能不能运用新出石刻资料渐渐成为研究是否预流的标志之一。但自20世纪初困扰着这门学问的根本问题依然存在，即如何超越传统的金石学，使石刻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补史、证史的层面，真正使得新史料能引出新问题，而非仅仅是借助新史料生产“新论文”这种粗放式的学科增长。

若以此要求揆之，则不得不承认，中古石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面临的挑战至少有三。其一是过度“趋新”带来的研究水平的停滞不前。由于学界对于新史料的普遍看重，对于刊布新出石刻类论文的同行评审相对不那么严格，使得不少相关论文仅仅停留在刊布公私收藏的一两方新出墓志，并结合传世文献作简单比勘的水准。所以新出论文数量虽多，但真正深入而有发明者少，往往沦为抢发新材料的赛跑。另一方面，亦由于这种“趋新”的风气，使得很多新出石刻的学术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便已成为少人关注的旧史料，学者的目光又转移到最新刊布的部分。不但传世文集中存录的碑志乏人问津（其实这部分保存了唐代最重要的一批名臣将相的碑铭），二十世纪初发现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千唐志斋藏志》等亦早已是明日黄花。

《鸳鸯七志斋藏石》和《千唐志斋藏志》

其二是尚有待优秀研究论著的累积确立学科的范式。目前而言最受学者关注的石刻有两批，一是突厥、粟特、高丽新罗等外族人物墓志，由于涉及中外交通史上一系列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际汉学领域中的热门话题，日本、欧美学者亦多有关注，因此这批外族人物墓志反倒成为中古墓志中研究最为透彻、水准最高的一部分，但其问题意识主要是受成熟而国际化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所主导。二是正史有传人物的碑志，毫无疑问这是唐人墓志中最紧要的部分，但目前的着眼点仍多在比勘与传世文献异同的层次上，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墓志作为一种格式化的文体，其在史料价值上会有一悖论，即越是著名的人物，往往因传统文献的记载已相当丰富，新出墓志价值反而有限，典型的例子是新出的武承嗣墓志，尽管篇幅和规格是唐前期墓志之最，但几乎没有溢出史传之外的新史料。如何系统地利用这一数量庞大的史料展开综合性的研究，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做进一步的思考。

其三是工具索引的编纂不尽完备。由于新出石刻层出不穷，加上发表渠道多样且不尽规范，因而即使专门的研究者亦很难通盘掌握。尽管有气贺泽保规《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志总合目录》行于世，但仍有不尽完备之处。更遑论碑志涉及的大量人名、地名更无索引可供通检，工具书的编纂虽然是用力多程功少的劳作，在当下学术考评的机制下也往往受到忽视，却是奠定一个学科的基石所在。假设基本资料长期不便通检，学者连有多少家底都不知道，研究难免变成挖宝，看到什么做什么，陷入盲人摸象的状态。依笔者私见，若能纂成《唐代碑志人名索引》《全唐文人名索引》将会极大地推动唐代文史研究的进步。

　　

　　

20世纪出土了大量墓志。这个领域“不咸不淡”，而能否运用新出资料成为研究是否预流的标志之一。

碑志：通往古人世界的一条秘径

如果说传统金石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考据式的，强调的是决疑问、定是非，即利用新出文献，考订人名、地名、种族、爵里、官制等，而现代史学更强调在考证基础上更进一步，力图还原或趋近历史的现场，进而对历史演进提供更精确的诠释。因而当下中古石刻研究在承续传统金石学优点的同时，亦需有“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勇气与视野，依笔者之见，可不仅将碑志作为一种文献，也可尝试将其作为通往古人世界的一条秘径。

“当地人对建筑多半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的石碑”，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费慰梅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撰写的传记《中国建筑之魂》中的这段文字时，便曾有莫名的触动。如果将1930年代梁思成夫妇在华北大地进行古建筑调查时所接触到的中国乡村视为一个仍然停留在“古代”的社会的话，那么这段梁思成的自述便透露出一个颇具深意的讯息，即在普通的庶民心中，何者才是日常生活最重要而神圣的景观，值得向外人展示。

毫无疑问，将长城、故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无疑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项发明，尽管历代都城中都不乏宏大的礼制建筑，但考虑到古代的交通与信息传播的现实条件，分散在帝国境内的庶民恐怕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甚至知晓这些巨型景观的存在，那么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感受到国家权威的存在，树立在全国各地，承载有旌表、告谕、规约等各种不同功能的石刻似乎就成了连接官方与民间，传递政治权威，展开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渠道。

碑志的政治景观效应值得关注

于是衍生出的第二个问题是，碑是仅仅用来读的吗？中国有着漫长的金石学传统，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以来，便注重收集金石拓本，其研究的基点在于相信“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强调利用出土石刻纠订、补充传世文献记载的讹误与不足，这一传统经过清儒的发扬，成为乾嘉考据学中的重要分支，无疑是现代学人需要宝重与承续的珍贵学术遗产。但这样强大的一个学术传统在不断地提示我们注意新出石刻资料重要性的同时，是否又遮蔽了一些什么呢？

传统的金石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被视为一门“扶手椅”上的学问，反映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旨趣，因而其所关注的重点是石刻上的记载是否能与传统文献相比勘，热衷于讨论碑志书法、文字等方面的优劣，研究的介质其实主要是拓本而非石刻本身。这种研究经典的呈现方式是邀集二三同好赏玩珍罕的拓本，并依次题跋，或记录其事，或发覆史实，是为传统文人雅集的一种，可以说传统士大夫对于文学、史事及书法的重视刺激了金石学的产生与发达。循此脉络，呈现于拓本上的文字无疑最受学者重视，因而甚少有人关注碑志这一物质形态本身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

碑拓展览

但若我们稍稍偏离这一传统的束缚，便不难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我们如何估计传统中国社会的识字率，能够阅读特别是阅读刻于碑石之上典雅文字的人在任何朝代恐怕都只占了人口中极少的部分，我想引梁思成去看碑的当地人多半也未必能读懂刻石上的文字。而根据笔者自己访碑的经验，若是三、五米高的大碑，即使你站在碑下仰着脖子，努力辨识文字，往往也会因阳光等因素的干扰，无法真正看清。因而，回到历史的现场，对于一般的庶民而言，他们更多地是石刻的“观众”，而非“读者”，因此碑志所具有的政治景观效应值得研究者作进一步的关注。

尽管传统中国没有出现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凯旋门这样规模宏大的纪念碑式建筑，但在中国的土地上并不缺少纪念碑。自秦汉以降直至近世，各种以石质为媒介，以述德、铭功、纪事、纂言等为目的的公共纪念碑，以及神道墓碑、造像经幢、摩崖题名等较具私人性的纪念物，数目巨大，早已被天然地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景观，其中历经千年而留存于世者，亦不稀见。这些纪念碑的撰述、兴造、存废无疑构成了古人特别是士人精英生活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若我们索隐碑铭兴造、磨灭、重刻背后的政治角逐，探究石刻安置场域中展现出的权力关系，发掘碑文撰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张力，以此作为介入往昔的新入口，或许能发现不一样的历史。

正由于碑志所具有的景观效应，公共性的纪念碑安放的位置在最初往往便有精心的考量，立于通衢之中，方便往来民众观览，起到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效应。甚至在重要石碑落成的时候还要举行盛大的迎碑仪式，著名的玄奘法师曾请唐高宗亲撰书慈恩寺碑，碑成之日，“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花，共至芳林门迎”，并从芳林门运至慈恩寺，沿途三十里，“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其场面之热烈不亚于一场盛大的游行。

碑铭背后的政治变化

尽管中国人素来相信“勒石刻铭、以志不朽”，似乎默认碑志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恒定景观，但事实上碑志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移易而发生更替，韩愈著名的平淮西碑，特别选择磨去吴少诚德政碑上的文字，利用其原来的旧石来摹勒新碑，正是要藉助对于碑铭这一永久性景观的重新定义，向已有三十年未沾王化的淮西军民宣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进而重建唐廷在淮西的政治权威。

另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是魏征神道碑的几次兴废，最初唐太宗不但亲自为其撰书神道碑，且碑成之后，“停于将作北门，公卿士庶竞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即通过拓本的形式，使不能移动的石碑化身万千，将魏征良臣的形象广为传布，亦成功塑造了贞观之治、君臣相得的政治形象。但不久之后便对魏征心生嫌隙，遂有著名的停婚仆碑之举，魏家恩宠转衰。直至太宗远征辽东无功而返，念及魏征旧日谏诤之劳，复以少牢祠其墓，重新立碑。魏征神道碑的立与仆，与吴少诚德政碑的磨灭与重刻一样，都无声地向观看者传递着政治变化的讯号。

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构成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于是，景观更易成为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古人重视碑铭，无疑看重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迭，这些不朽的象征，往往首先会被重塑或废弃。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学问素来重视文字的记载，因而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新出的甲骨、青铜器、简帛、碑志、文书，不过视之为文字的不同载体，因而不免对于承载文字之物的制作、生产过程及其在古人世界中的意义有所忽略，而关注这些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更有意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