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编者按：2019年12月26日下午，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铜官窑基地接受郭伟民研究员的采访，访谈内容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为主线，涉及田野考古发掘需要注意的事项、考古学文化的结构与谱系、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赵辉教授针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 ...

编者按：2019年12月26日下午，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铜官窑基地接受郭伟民研究员的采访，访谈内容以关于中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为主线，涉及田野考古发掘需要注意的事项、考古学文化的结构与谱系、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赵辉教授针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回答。本稿文字内容依据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现经赵辉教授审核同意予以刊发（将分三篇推送）。

“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做个案研究，要进行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郭伟民：第三个问题，现在都认识到，到实证中华文明是从距今5000年开始。从距今5000年到夏商，毕竟还是有1000年，这1000年为何中国各地从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的那种文明化的浪潮，突然又停息了，只有中原一枝独秀，走到了最后？在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中，各个区域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周边那些地方没了？当然，很多人都研究过，我觉得都还只是在描述一种现象，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所以我就提出怎么去正确认识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的区域差异问题，请谈谈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赵辉：你这第三问里有好几个问号，这几问是联系着的，层层递进。公元前3000年以来貌似繁荣的各地方文明却在1000年的时间里先后陨落，中原地区却一枝独秀，走到最后。我想，这正是中国文明进程存在区域性差异的表现。但怎么解释导致了这些差异表现的原因，怎么认识其之所以如此？正如你所说，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对差异现象的描述，而且描述得是不是很完整、准确，也还不无需要检讨之处。这样的研究积累还没有到了可以系统的理论上回答为什么的地步，我个人更是不行。但既然聊到这儿，就借这个机会试着讲些不成熟的看法。

我们前面说到过从中国考古学关于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它是多元文化，而且是个多元一体的过程。文化是表面现象，它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多元文化背后的各地方社会也极可能是多元的社会，它们的发展、运作等有各自的特点，不完全一样。要说原因的话，我想，导致了物质文化表面现象差异的各种层次的、各种不同的原因，也同样适用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说明上面。当然，它们作用于社会和作用于文化，不会完全一样。

对人类文化、社会影响最大的莫如环境。我说的环境，包括气候、地理、地貌、水文、资源物产、交通条件等等，是个大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个自然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说到底要受它的制约，你要适应它、利用它，有限度地改造它为的是与它形成更好的互动，但你拗不过它，“人定胜天”是一句需要辩证地看的口号，到头来你还是胜不过它。流浪地球，一走了之，跑了。你硬把这叫“人定胜天”，也行。

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关性，从最宏观的视野上看，莫过于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方文明。当然，这之外还有非洲、美洲，印度次大陆等，但我知识、阅历都有限，不懂，不能说了。

东亚地区，按照严文明先生总结的，它的北边是草原，再北是高寒地带，西有戈壁沙漠，青藏高原堵在西南，与中南半岛的通道被热带雨林挡在那，这就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久而久之，这里边的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就形成自己的一套，自己的特点。

我前不久去了一趟埃及，以前还去过土耳等地，转了一圈下来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们那边的地理环境比东亚开放。环地中海不用说了，它向东到西亚乃至印度河流域，北向中、北欧广袤地区，以及南沿红海到索马里、东非地区的交通上没有特别大的地理障碍，比东亚和中亚、南亚之间的障碍小多了。但是，尽管陆路海路的大的交通条件方便，孕育了几个著名的人类早期文明的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爱琴海地区和北非迦太基地区等却呈松散的分布状态，地理上彼此间有相当的间隔。与东亚内部大家挤成一团很不一样。

再一个印象是，它的区域经济特点特别明显，分工强，互补的需求就强。比如说，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自古就是地中海最重要的产粮区。但除了农业，其他资源匮乏，要从努比亚地区获取花岗岩等优质建材以及香料、黄金、象牙等奢侈品，也要从叙利亚一带砍伐雪松建造上下埃及以及海路运输的船舶，青铜全赖进口。亚平宁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土壤贫瘠，主要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北非迦太基的情况类似，这些地方在历史上，粮食一直依赖埃及，与后者交换的大宗产品则为橄榄油、葡萄酒。另外，安纳托利亚的优质建材、玻璃原料以及塞浦路斯的铜等也都是地中海世界各地之间流通的大宗货物。而宝石一类的贵重品的流通距离就更远，甚至来自数千公里之外的阿富汗。如此，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了经济门类上的互补关系，而实现互补的手段，要么是大规模贸易，要么是战争，打上门来掠夺，乃至干脆霸占对方的国土。所以文明断裂、更迭情况频频发生。再往下数落的话，殖民主义可以说是这一古代历史性格的延续。

东方的情况不同，东亚虽然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内部却几乎没有什么地理障碍，是连成一片的农业区。其地域之辽阔，通过比较即可直观感受得到。埃及文明所在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面积不足5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半个浙江的大小，和良渚文化的分布大小相比尚有所不足。东亚如此宽广的地域里，各地方文明边界衔接，鸡犬相闻。这是东西方格局的不同。

东亚内部幅员广阔，东南西北环境不同，但和西方比较起来，彼此的差异并不那么大，虽然有旱作稻作之别，但都是农业经济。《禹贡》分天下为九州。它的成书年代不详，以战国说最为势大。但这个关系不大。看《禹贡》的记载，首先说土地，田分九等：上上、上中、中上、中下等等，然后才是各地特色物产：漆、竹、木、麻、丝、羽、革、皮毛、异兽珍禽和玉石、铅、铜、盐等矿产。这其中除了盐、铜之外，没有一样算得上是民生之必须。重要资源唯盐、铜两项，但其产地皆在这个大农业区范围之内，未必能借此形成多大的区域经济优势。所以在古人心目中田亩产能、地力高下，也即农业丰饶程度才是比较九州差异的第一位标准。也就是说，《禹贡》给我们透露的最重要信息是在如此之大的地域范围里，各地都是以农业为本的，基本生活物资不必依赖大规模商贸等渠道获取的，自给自足的社会。这一点和西方也有很大的不同。

农业生产，靠的是集体劳动，早期尤其如此。这个劳动的集体，生产的集体也是生活的集体，规模不能太小，个体家庭是无法独立生存下来的，直到解放前，农民还不能完全摆脱宗族完全独立就是证明。但它的规模也不能太大。直到生产力出现了革命性进步——金属工具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之后，历史上才发生了大规模土地兼并和庄园经济——这在古代中国，已经是铁器时代（汉代）才有的事情了。学界曾一度争论“十千为耦”、“千耦其耘”是否是大规模奴隶生产。根据现在对西周历史社会的研究，好像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更像是族人们共同劳作的景观。这种集体，应该就是考古上所见的一个个农业村落。当然，要证明这一点，还有待将来于考古特别是农业考古的专家们想法子把村落生产方式搞明白一些。开展农业，需要一个集体组织，最方便的就是把早已存在的血缘（氏族）组织转化成农业社会的基层单位，它同时仍旧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活集体——这很可能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复杂社会乃至国家的政治生活，则是在这种基层单位之上展开的，很难深化进基层内部。这大概就是家长制式政体的基础原因。那么，这些本质上是同质的社会比邻而处，长此以往，会形成秩序和维护秩序的道德观念，提倡“和”的中庸思想等等。又由于农业经济的文化高于周边，而它在地理上恰好处在东亚中部——不能不说这是个历史的偶然。于是，这里面的人就有了以中央自居看待四裔八方的天下观和环绕中央层层安排的外服制度这种政治外交策略。这套东西形成后，就成了东亚历史逻辑的内核。再以后，尽管王朝更迭，甚至无论哪个民族主政，都拗不过这个逻辑，是所谓中华文明延绵不绝，不曾中断的根本原因。

以上扯大了，放飞自我。我的意思是，从宏观上看，东西方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塑造了旧大陆两侧人类社会性格、历史方向。那么，在东亚地区内部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黄河和长江横贯东西。有一次和严文明先生聊天，他说，你看，黄河和长江还不是自西向东直奔大海，各自拐了一个大弯，这一环抱，流域面积一下子大了很多。查资料，黄河流域总面积75万平方公里，如果从人文的角度看，刘家峡以上可以不算，但下游不能只算“悬河”一线，而是应该把历史上黄河南北摆动的范围都算进去，这样两头大致相抵，远大于尼罗河的5万平方公里，逼近西亚两河流域面积。而在黄河之南还有淮河、长江，北面还有西辽河，它们共同滋润了这样一片广袤地区之内的农业文化。

但是，虽然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到处都是同质的农业文化，却未必均衡。东西南北，环境条件毕竟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资源、物产的丰饶程度不同，环境因素作用到农业生产上，还导致了作物种类不同，对应的耕作技术、方式的不同，等等，最后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其中，我们最看不清楚的是这些条件是如何影响或塑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运作机制的。

诚然，根据相关资料，我们能一定程度上看出来各地方社会的特点，它们不尽一样。最近一段时间，李伯谦先生谈得比较多，说国内的早期文明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军事性的，军权和神权并重的；一种以神权为主。是不是这么说的？

郭伟民：一种是以神权为主，或以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另一种是以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

赵辉：这两个模式，还是对一些现象的概括、归纳。相关的考古记录中有比较丰富的宗教性遗物，我们就认为它的社会中宗教权力、神权成分大，归到神权国家一类，反之这类遗物少，就推测它的社会生活中宗教参与得少，是世俗权力主导的国家。目前根据考古材料，只能说到这一步。

在探源工程开始之前的2000年，北大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立项《聚落演变和早期文明》课题，也是看到了各地文化面貌不同、传统不同，猜测其背后社会文明化的原因、机制、进程各不相同，于是想沿着这些线索再往深里探索一番。当时，韩建业曾提出过一个“北方模式”，后来我们把这个北方模式扩大了一下，认为包括中原在内的华北也接近于北方模式，而和以良渚、山东龙山等等为代表的东南这一块不一样，后者可叫作“良渚模式”。两者的区别有很多，比如东南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好像比华北这一片要复杂，社会阶层多；华北这边以陶寺为例，有大量赤贫墓葬，贵族墓很少。如果分层统计人口规模，北方大致上呈递减的正金字塔形态，基层最大；东南地区大致为中间较大的橄榄核形状。从手工制造的产品看，南方技术上领先不少，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分工发达，意味着社会复杂精细，进而意味着国家的责任上管理职能多。从社会环境看，北方模式内明显动荡不安，战争、暴力的考古现象多。中原龙山时代有许多城址，很少有延续很长时间的，三两百年就废了，又一座新城出来了。这表明社会集团、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剧烈。再看良渚，良渚的大城建起来了以后，将近千年就一直在那。寺墩是良渚文化中规模仅次于良渚古城的大型聚落、区域中心。据最新发现，它的起建在良渚文化较早阶段，而不是过去一直认为的是良渚文化晚期，也持续了大几百年。山东龙山文化城，多数有两三圈城墙和围濠，是从小到大几次外扩形成的。说明它作为所在地区的中心，一直很稳定。这种社会气氛和北方很不一样。还可列举南北方在宗教的表现方面。宗教是意识形态，人脑子里的东西，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那个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人们具体在想什么。不过可以从相关遗存上看出不同人群想法的差别。后石家河文化有了一套玉器，来源不详。主要形象为鹰、虎、蝉和神人几种，几乎无重器，总数量也还少。现有的发现只是刚刚掀开了两湖地区早期信仰的面纱，整体情况还不分明，且石家河文化尚无此类发现，什么原因导致了后石家河文化这个突如其来的现象，也还是个谜。比较而言，华北地区的宗教气氛不浓重，玉器多为仪仗性器物，大片儿的多孔石刀、璋、钺等，这些仪仗性的东西与制度相关，而不一定和某些偶像信仰有关。现在知道，石峁的宗教一度很厉害，从残留下来的建筑构件看，曾经有用大量精彩雕刻装饰的建筑，其人物形象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既和年代晚一点的三星堆，也与早一点的后石家河都有关系。但这些建筑构件分散砌在了城墙上，当是人们拆毁了建筑，这暗示很可能石峁城里发生过一次非常重大的宗教变故，重大的宗教事件，原来的这套宗教体系被废掉了。为什么？是否意味着把宗教势力逐出了最高权力？

以上是对南北两个模式差异的简单描述。其实仅就各地宗教遗存的表现看，真实的情况要远比概括出来两个模式复杂得多。譬如李先生讲的神权为主导的模式中有良渚、红山两个文化——我没记错的话。但你细品下来，两者其实很不一样。两个文化的宗教色彩都很浓，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良渚玉器上几乎只有一种“神人兽面”图形，也即唯一的崇拜对象。而看红山的玉器，以及石雕、泥塑，你很难辨认出它的崇拜主体是什么？不但有各色人物，还有大量禽兽、龙形等，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就现象看，红山更像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宗教——萨满教，良渚则是一神崇拜。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它在社会运作上的作用、机制、能力，我们认为是不一样的。所以，李先生的神权社会还能再分不同类型。同理，我们概括在良渚模式内的山东大汶口、龙山这一块，其实和崧泽到良渚这一块也是有区别的，这两个地方的社会在分层状况以及与社会分层相呼应的礼义制度方面很相似，但山东的宗教性遗存明显少得多，好像其社会更“理性”一些。

总之，即便通过以上就相关现象的简单梳理归纳，我们也的确能看出在物质文化的多元现象背后，各地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多元的，这已不是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再进一步——在我看来是一大步，三小步。

这第一步是要更详细地了解各个地方社会的文明进程。我们现在对整个中国文明的阶段性有了一个梗概的认识，这是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了。对各地方社会文明的文明化过程，也有了大致的了解，但不均衡，且总体上还远没有达到详细的地步。对一个社会的了解，起码要有一套一两个普通聚落和一座中心聚落的全面材料，此外，还应当掌握几个区域的宏观聚落结构的材料，当然还要对这些材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此才能把握一个时期内社会的基本状况。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也应当做这样如此这般地做工作。诚然，自中华文明的课题提出来，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田野考古有了长足进展，聚落的田野考古正成为各地田野考古的主流，聚落资料也大幅增加了。但聚落考古是个费时费事的工作，又不能急于求成，如此就造成了相关资料的积累还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值的现状。总之这是个很大的工作量，还需努力。

这第二步是具体地解读各地方文明。我们不但要了解、描述一个地方文明从它的起步、发展、繁盛、衰落的过程，还要了解这个地方文明具体的运作机制、特点等问题，揭示和解释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才算弄懂了一个地方文明。把一个文明看成一个生命体，它们生老病死固然是客观规律，但每个个体，总有差别，你得弄明白它健康的原因是饮食结构合理，注意锻炼，心理正常？也得弄明白它的衰亡是机体中的呼吸、消化、血液循环、免疫、神经等等的其中的哪套系统出了问题。而每个个体，情况未必一样。既然我们已经看出来中国文明是多元的，就应该开展分别解读它们的研究。我个人把这种个案式的研究角度叫作“历史主义的研究”。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最近看到孙波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从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等手工制造业极其发达，推测龙山社会的商业活动兴旺，而等距分布的龙山城址，也许就是在商业活动管理中逐渐形成的公共权力中心。是说针对龙山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脱开了社会分层、贫富分化等经典阐释理论，提出有关社会复杂化的新见解，让人很受启发。

当然，做个案研究，对一个个案穷追到底是需要的，同时也需要做个案间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也许更容易发现彼此的异同。史前文明不同模式的提出，就是这种比较得来的。只是目前这种研究还相对欠缺。这是第二步中的另一个方面。

说到这里，由于我们这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研究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甚至在田野资料的积累上还要付出艰巨的努力。所以你的刚才的问题：“为何中国各地从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的那种文明化的浪潮，突然又停息了，只有中原一枝独秀，走到了最后？”我觉得眼下还不能有满意的答案。这个现象，趋势令人感兴趣，让人思考。我知道的大概主要有两说，一说是洪水，联系到我们自古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是说一度颇有影响。但这么多年来环境考古的研究不支持这个猜测。如果是一场带来灭顶之灾的滔天洪水，就应该在各地的遗址上多多少少留下遗迹，结果却一直没有发现，所以学界已经不太提这个说法了。较为流行的还有部族之间的战争说，如“禹征三苗”和良渚与大汶口文化的碰撞冲突等，表现在文化关系上，大约在前2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文化对长江流域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传播。部族之间发生战争，那个时代已经不是不能想象的了，而且也许不止发生过一次，刚才说的禹征三苗和良渚与大汶口的冲突就不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文化的传播是战争、征伐所致的考古证据，我们也不知道是究竟是战争导致了文化传播，还是长江流域文化衰落在先，北方文化乘虚而入在后。我曾猜测，良渚文明的衰落可能主要是自身的原因，理由是良渚社会分工、分层颇复杂，是个精致的社会，宗教势力广泛参与社会治理，但从社会为宗教付出的大量消费看，亦有僵化之嫌。良渚又是各地方文明中的先行者，没有经验借鉴用在持续发展上。这样的社会越发滑向极端，而越极端，抗打击能力就越差，是良渚文明陨落的内在原因，也是主要原因。但这也还是一种猜测，未经证明的假说。总之，如果我们不能把一个文明运作机制等解读清楚的话，就不能真正回答它衰落陨亡的原因。

上述第一、二步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我们现在也应当看到，在古代文明的研究上，还有第三步工作。提倡“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的原因不仅为了认识、解读每一个地方文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提速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进程，与此同时，一体化进程也逐渐深刻起来，汇成中国文明的总进程。所以，这第三步的研究，即要把握这个一体化过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有人说，三代之礼一也，也有人说有损益。前者指有承袭的部分，后者说的是有删略或增补的部分。三代尚且如此，三代之前，各地方文明并举，且已知它们的社会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信仰、制度，头绪远比三代繁杂。那么，在凝练成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它们分别贡献了什么？用何种方式贡献的？或者说中国文明这个总进程分别从它们那里吸收采纳了什么，沉淀积累下来了什么，扬弃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觉得，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很难真正把握住中国文明的本质。我们总在说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延绵不绝，兼收并蓄，探源工程也是这么说的。但稍微追问一下，我们究竟继承了什么？兼收并蓄了什么？就说不清楚了。中国文明五千年历史，不断地继承、损益、吸收、发展，一直走到今天。我们是搞史前考古、上古历史的，管不了那么多，但要把我们领域内的事情搞清楚。而且前面曾经说过，这个历史时段非常关键，多元一体格局和一些历史大趋势是这个阶段奠定了的，那么，就要再前进一步，把这些历史趋势的内容、内涵搞清楚。

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可以期待建立起一套基于中国资料的历史理论。说到这里，忍不住再说几句。我们在描述人类早期历史进程时，过去使用的是摩尔根到恩格斯发展出来的氏族——部落——国家的社会理论，近些年，酋邦理论介绍到国内后，大有取代前者之势。这两个理论都再宏大不过了，都试图概括全人类的历史进程。我不反对这样的理论，也不反对用它们的一些概念描述史前中国，如简单酋邦、复杂酋邦等。只是有个顾虑，即对历史，既要研究它的那些基本的、普世的规律，也要研究那些充满个性化特点的具体进程。而且若无后者的研究，历史学也就失去了魅力。但若将这些具体内容套进一般规律的话语体系中叙述，是否有掩盖甚至抹杀历史的多样性之虞？如前所述，中国文明的进程有它的特点，特殊性，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已经看出来一些了，是否全面，当然还要继续探讨。但把这个进程套进一个宏大理论框架里，很可能因为研究者更多关注其是否符合某个酋邦阶段之类的问题，而令其本身的特点、特质受到忽视，泯然于众人矣。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尾声持续到了八十年代，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有一场热火朝天的讨论，大家围绕它们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后来有学者改叫父权制）争论不休。但是很显然的是，争论的各方都对仰韶文化和大汶口、红山等文化的差别，对齐家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差别视而不见了。同样地，由色彩缤纷的各地方文明共同参与、凝练而成的中国文明也失去了特色，变成社会发展史上干巴巴的几个段落。所以，你不能用“五种生产方式”取代历史研究！鉴于此，在探源工程的内部讨论如何描述前三千多年到两千年这个历史时段时，我力荐采用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称谓：古国时代。为的是给将来基于中国资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中国历史理论预留一些空间。

“中国考古学要加强方法和理论的建设，树立全球视野。”

郭伟民：最后一个问题简单点，可能就一两句话就概括了，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您如何看?

赵辉：首先一点，我们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基础的一部分是我们在物质文化史研究上积累的那些成果，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提示了我们采用多元一体的角度复原研究古代社会这么一个大方向。古代社会的研究开展得很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学科真正把重点转移到这个方面来，也有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也有了一定积累。刚刚开始古代文明研究的时候，是一种大阶段式的思考，或者也可以叫作一般进化论式的研究，新石器早中期如何如何，晚期如何如何，龙山时代又怎么样，把中国看成个整体，看它的阶段性。现在，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复杂性认识已经大大深入了，开始解读各地方文明，这是一大进步，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是未来发展的基础的另一部分。第三点是我们的考古技术、装备已经很现代化了。到国外的考古工地上去看，未必比我们的装备好。我们现在的研究队伍在知识结构上面也和我们当年学考古时大不一样了，这么多的科学技术、自然科学背景的研究者进入到考古这个队伍里来了。当然，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彼此之间要磨合，这个还需要时间，也许还要一代甚至两代的人才能完成这种磨合的过程。但总归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可以预期的。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年整个社会环境还是总体上有利于考古的，社会对考古学开始理解，感兴趣了。考古的动态常常成为新闻媒体追逐的热点，社会对考古学的社会作用也开始重视了，对考古学的投入正在增加。当然，社会重视你，有时就会给你提一些不太契合学术的要求、期望，这有时也会带来些烦恼。考古学和社会关系上还有一个尚未完全处理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基本建设速度太快，搞得考古工作者疲于奔命，还往往赶不上人家的规模、速度，从而造成损失。以至于当年俞伟超先生就有一个很深的顾虑，他看到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很多古代遗址受损乃至消失，非常忧虑未来多少年以后还有没有考古学。但在社会越来越重视考古的大环境下，经各考古机构和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这种被动局面有缓解的势头。总体而言，无论内部的积累还是外部环境，都预示我们这个学科有一个大发展前景。

说到学科在今后发展中的问题，在技术层面，我们不差，田野技术和实验室分析技术，该有的也差不多都有了，我觉得在今后发展中需要重视的是考古学有关古代社会复原研究方法和相关理论的建设。这个问题要说得明白一点，非长篇大论不可，这个场合不允许，尽量简单地说。

有三个方面的现象促使我有了这样的考虑。一是我们在解释考古资料时有简单化倾向，在史前考古尤其多见，对一些一时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就匆忙归为宗教祭祀遗迹。或者根据为数不多的单一类检测数据，就推演出一些大结论。二是我们的解释较多地为文献资料左右而忽略其他。中国有丰富的文献史料资源和悠久的史学传统，这是中国考古学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也局限住了考古学家们的视野。我们曾经一度和民族学有较多交流往来，眼下这两个学科之间好像有些疏远。尤其对于史前考古而言，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除了历史、民族学，还有来自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启发。实话说，考古学还很少有自己独力发展出来的有关社会的解释，主要就是借用或改造了那些来相关学科的理论。三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将相关学科的理论引进考古学方面，西方学术界是走在前面的，我们还主要是在引进、模仿，如前面提到的酋邦理论。所以，我们现在也许应该认真思考今后中国考古学如何加强理论建设，如何在我们的考古资料特点和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参照相关学科的成果，发展出自己的历史理论这一严肃问题了。而把一些理论性的思考落实在实际工作上，将诸如此类的想法转化为实践方案，我称之为方法。

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走出去。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了，还要扩大些，长期坚持下去。走出去有两个目的：一是有些与中国古代历史有关的问题，不局限在今天的中国境内，需要我们走出去做研究，比如丝绸之路、东西方交通交流、北方草原民族等等，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需要走出去才能把这个事做得清楚。另一个目的就是要了解世界，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不但要从中国内部着手，也要有个比较的角度，把中国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里比较研究，才能更准确理解中国。另外，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学术界里不能只有“中国考古学”，没有“世界考古学”；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层面上，也要求考古学为全球视野提供有最长历史深度的知识支撑。今天回想起苏秉琦先生三十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说到这吧。

郭伟民：好的，我们的采访结束。谢谢您！

（全文完）

　　录音：卢李

　　拍摄：李忠超

　　

　　整理：张兴国

湖南考古

http://www.hnkgs.com/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