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鄂尔多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底蕴深厚、文物遗存众多，其中旧石器时代的河套人就生活在乌审旗，新石器时代创造朱开沟文化的先民就生活在伊金霍洛旗，战国、秦汉时期匈奴民族横扫大漠，开创了闻名中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这些都是典型的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是鄂尔多斯历史学的基础、是鄂尔多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概况考古学文化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 ...

鄂尔多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底蕴深厚、文物遗存众多，其中旧石器时代的河套人就生活在乌审旗，新石器时代创造朱开沟文化的先民就生活在伊金霍洛旗，战国、秦汉时期匈奴民族横扫大漠，开创了闻名中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这些都是典型的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是鄂尔多斯历史学的基础、是鄂尔多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概况

考古学文化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以及相同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特征。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显示出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浓厚色彩，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部丰富多彩的发展史。典型的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有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朱开沟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秦直道、鄂尔多斯历代长城等。

（一）河套人及萨拉乌苏文化

位于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流域的河套人及萨拉乌苏遗址，1923年由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法国著名博物馆学家桑志华发现，在一批石制品和动物骨骼中意外的出现了一枚幼儿的牙齿，经当时体质人类学专家、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鉴定，命名为“the Ordos 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在20世纪40年代，萨拉乌苏的古人类被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命名为“河套人”。 该遗址至少包括由范家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大沟湾等在内的11个地点组成。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单位的最新测试结果，埋藏“河套人”化石及其遗存的地层，形成于距今14～7万年间，属于全球末次冰期来临前的间冰期的堆积。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河套人”及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石器应归属“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峙峪系”大系统，但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河套人”及其文化是旧石器中期偏晚阶段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是截至目前为止，我国乃至亚洲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化石。

迄今为止，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等遗物380件。萨拉乌苏遗址的小石器已经具备了“真正的细石器”的基本特征，萨拉乌苏文化在中国“细石器文化”发展历程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古人类化石、石器同一地层出土的，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种类至少有45种以上。由于其门类齐全，并且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因此被命名为“萨拉乌苏动物群”，并以华北地区第四纪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化石的“标准地点”载入我国和世界古生物、古地质研究的史册。

（二）朱开沟文化

位于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朱开沟村的朱开沟遗址，于1977年～1984年四次发掘约4千平方米，发现房址83座、灰坑207个、墓葬329座、瓮棺葬19座。出土陶器510余件，石器207件，骨器420余件，铜器50余件。遗址年代跨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夏代、商代早期等多个时代。朱开沟古人类居民在伊旗生活、居住了800年，从距今4200年一直到距今3500年。这里出土了极具个性和地方特色的花边鬲、蛇纹鬲和三足瓮等陶器，这些已经成为“朱开沟文化”的代表和名片。“朱开沟遗址”也出土了青铜戈这样明显带有中原风格的武器，说明“朱开沟文化”同中原农耕文化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往，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文化。

在2008年“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古代青铜兵器著名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认为，青铜短剑为北方草原先民所创造，而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发掘出土的“鄂尔多斯直柄式青铜短剑”堪称“中华第一剑”。 “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青铜短剑、青铜刀证实了伊金霍洛旗就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诞生地，鄂尔多斯是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原始发祥地之一。

（三）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指发现于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时代相当于春秋至西汉时期，约公元前8～2世纪，考古遗存中的青铜或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最具特征而得名。它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其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与之类似的遗存，在整个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均有发现。由于其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一门世纪性的学术课题。“鄂尔多斯青铜器”多为实用器，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为兵器和工具、装饰品、生活用具及车马器四大类，以短剑、铜刀、鹤嘴斧、棍棒头、各类动物纹饰牌、饰件、扣饰为主，因以大量动物纹装饰器物而最具特征。动物纹的种类有虎、豹、狼、狐狸、野猪、鹿、马、羊、牛、骆驼、刺猬、飞禽等，多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装饰手法，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工艺娴熟。“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它复杂巧妙的图案构思、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造型而享誉海内外。

青铜短剑

总体上讲，鄂尔多斯青铜器中虽然折射出一定成分的中原农耕民族青铜文化的痕迹，但更多的则是表现出一种与欧亚草原畜牧民族青铜文化的共性，而且与远在南西伯利亚叶尼赛河流域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甚至更遥远的位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等欧亚草原牧人文化具有许多的相似性。

由于鄂尔多斯青铜器风格独特，造型精美，又与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具有许多相似特征，不仅具有重要的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价值，同时也有极高的观赏性，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因此不仅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家的普遍关注，而且受到了各国古董商、古物收藏家的青睐，一时，收藏这类古代艺术品成为一种时尚，致使大量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流失海内外,因此，在世界许多著名的博物馆中，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日本东京博物馆等等，均可以见到这种独具特色的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鄂尔多斯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也因“鄂尔多斯青铜器”而再次享誉世界。

（四）秦直道

秦始皇时期，为了北击匈奴、修筑长城，便修通了直道。“秦直道”从咸阳附近（今陕西淳化县北）的云阳，直达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的九原，穿越今14个旗县，路面最宽处60米，一般也有20米，浩浩荡荡，全长1800里，从秦朝的心脏地区，直抵北方边塞，把京城守卫和边境防御结合起来。现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东胜区、达拉特旗都保存有“秦直道”的遗迹，即南起伊金霍洛旗的掌岗图四队，北至达拉特旗高头窑乡吴四圪堵村，其中在伊金霍洛旗境内全长约75公里。它纵贯鄂尔多斯南北，一般都修在山脊上，坡度很小，另外急弯很少，这样的运输在古代非常方便快捷，能够将对匈奴作战的大批军队和战略物资快速运往前线，是当时联通中原和北方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而它穿过的鄂尔多斯地区，伴随着秦朝对匈奴的作战，同时进行了移民开发。因此，秦直道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天下第一路”。

天下第一路——秦直道

2005年，为配合“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国家博物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东胜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调查队对鄂尔多斯市境内，包括伊金霍洛旗、东胜区、达拉特旗的秦直道遗址进行全面的调查。调查队在红庆河古城西约1500米的地方，发现了秦直道遗迹，这次调查用考古钻探的方法证实了红庆河古城西侧秦直道的存在。

红庆河古城和秦直道历代一直沿用，汉武帝派兵北击匈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是沿着直道进军的，唐王朝夺取河南地，同突厥作战，也是通过这条路线进行的，清代，直道成为关中棉花向北运输的必经之路。可见，历代秦直道对于促进鄂尔多斯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联系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在15度方向近南北向的秦直道东15公里处为南北向的包（头）—神（木）铁路、包（头）—西（安）铁路，东20公里处为南北向的包（头）—茂（名）高速公路、210国道，古代的重要运输线演变为现代化的快速立体交通线，鄂尔多斯秦直道两旁同样为鄂尔多斯资源的开发，经济的发展，加强鄂尔多斯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加强河套地区与关中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文化、贸易合作与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鄂尔多斯历代长城

长城是以土、石、砖垒筑的连续性高城墙，最早产生于战国时期。我国历代长城都是中原农耕王朝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而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鄂尔多斯境内长城遗存丰厚，广泛分布着战国、秦、汉、隋、明五个时代的长城。

1.战国－秦昭襄王长城    

分布于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东胜区，全长110多公里。构筑方式有石块垒砌、毛石干垒、石块堆积、土夯筑四种。

据考证，鄂尔多斯战国－秦昭襄王长城，建于公元前306～251年。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对义渠（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展开征讨；为了防御义渠夺回失地，秦昭襄王就修筑了长城。

2.秦始皇长城

分布于鄂托克旗、达拉特旗，全长近40公里。

鄂尔多斯秦长城建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入驻“河南地”及榆中后，就开始在北边沿黄河修筑长城，历时八年之久，长城终于建成。鄂托克旗和达拉特旗秦长城的主要作用是防御匈奴渡过黄河渡口。

3.汉代烽燧线

分布在准格尔旗西南部，整体呈南北向，从纳日松镇向北延伸至暖水镇，沿线分布有十几座烽燧、每隔约10里一座。

据记载，汉初国弱，阴山秦始皇长城一带被匈奴占据，西汉便沿用和补筑了鄂尔多斯境内的战国－秦昭襄王长城，以便防御匈奴，称为“故塞”长城。这些烽燧应该是西汉时烽燧守军向“故塞”驻军报警之用。

4.隋长城

分布在鄂托克前旗，全长30公里，墙体为堆筑土墙，泛白色。位于明长城成化边墙和嘉靖边墙以北，距明长城50～300米，墙体笔直。它和明长城的走向是一致的，时而单独出现，时而与明长城重叠一处。呈东西向贯穿鄂托克前旗南端。

鄂托克前旗隋长城为隋朝第三次修筑的长城。公元585年，隋文帝为防御突厥，派遣司农少卿崔仲方领兵三万，在朔方、灵武一带修筑长城，西到起北流黄河东岸的灵武，东到南流黄河的绥州。保留至今的隋长城由西向东穿过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南部、宁夏盐池县和陕西省神木县、绥德县。

5.明长城

分布于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准格尔旗，全长90余公里。

据记载，为了防御北方强大的蒙古骑兵，明朝便修筑了万里长城，构成了九边重镇。我市的明长城属于明代宁夏镇和榆林镇管辖。其中，鄂托克前旗成化边墙与嘉靖边墙同属明代宁夏镇管辖的河东边墙。成化边墙为明宪宗时期修筑，嘉靖边墙为明世宗时期修筑，成化边墙早于嘉靖边墙。鄂托克旗明长城属于明代河东边墙的北段。准格尔旗明长城属于明代榆林镇边墙的东端。

长城是祖先留给鄂尔多斯的宝贵遗产和财富。鄂尔多斯市分布着五个时代的长城，八个旗区中六个都遗留有长城的痕迹，是全区乃至全国长城时代最多、分布最广的城市之一。

二、鄂尔多斯学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鄂尔多斯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恢复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一度被称为“鄂尔多斯风暴”或“鄂尔多斯现象”。作为全国地级城市发展的18个典型之一，鄂尔多斯不仅通过本身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和效益，而且创造了一个模式——鄂尔多斯模式。2009年，鄂尔多斯市地区生产总值2161亿元，同比增长23%。总量跃居自治区第一位。财政收入365.8亿元，增长38%，平均每天收入1亿元，财政收入的总量、增速均居自治区第一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大学校长连辑总结说：“世界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内蒙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近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可能超香港。”

 在较短的时间里，鄂尔多斯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的自然经济走向多元的市场经济，由荒凉走向生态重建，由贫困走向初步富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自然成了各方面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地区的开放和发展，都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社会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经济现象的后面，必然还有一个文化现象，经济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支撑。

随着人们对鄂尔多斯历史渊源、经济发展、政治状况、文化现象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便产生了鄂尔多斯学。原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校长陈育宁先生为鄂尔多斯学给出了一个准确的定义：鄂尔多斯学，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对象，进行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综合研究、系统研究的学问。目前的主要内容有：历史沿革、自然地理与生态演变、民族关系及其特征、生产方式的演进及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政治制度与军事、考古与文献、文学艺术与语言、宗教与祭祀、民俗、人物、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情报等。这些内容既包括历史的，也包括现实的。

组织、领导、研究鄂尔多斯学的重要载体和机构就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2002年9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在会长奇·朝鲁先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学的研究欣欣向荣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已发行《鄂尔多斯学研究》期刊32期，鄂尔多斯学研究丛书50多部，2009年《鄂尔多斯大辞典》的问世，更是把鄂尔多斯学的专业性和系统性研究推向了高潮。

三、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与鄂尔多斯学的关系

（一）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是鄂尔多斯历史学的渊源和基础

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具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特性，也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在鄂尔多斯要谈论最早的人类和人类活动，必谈河套人和朱开沟先民，要研究鄂尔多斯没有记载的历史，必须借助于考古学。所以说，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是鄂尔多斯历史学的渊源。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分支。国学大师王国维形象地比喻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只有考古与文献的完美结合，才能较全面探究和恢复历史的原貌，随着鄂尔多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鄂尔多斯历史学的研究也随之深化。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它在研究没有历史记载的古代遗迹、遗物及其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故而，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成为鄂尔多斯历史学的基础。

（二）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是鄂尔多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鄂尔多斯历史学是鄂尔多斯学的首个研究对象，考古与文献是鄂尔多斯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是鄂尔多斯的滥觞，是鄂尔多斯历史学的渊源和基础。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是鄂尔多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根溯源，以史为鉴，才能指导现实，面向未来。

深入的研究和完善鄂尔多斯考古学文化，把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和财富传承好、发扬好，推动鄂尔多斯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进而促进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参考书目：

赵新民、杨道尔吉：《鄂尔多斯史话》，华文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杨泽蒙：《远祖的倾诉——鄂尔多斯青铜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陈育宁：《我与鄂尔多斯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

作者/甄自明（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