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蒙古国纪行》：洋溢古典气息的考察笔记，是向青春时代的致敬
同为历史学家，罗新与罗丰既是多年老友，也在专业领域上彼此惺惺相惜。罗新对罗丰的固原口音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偏爱，这股透露着原始的粗粝和广袤的生机的腔调与罗新自己“刻意避开公路，走沟底河边小路”行为的初衷一致，因为“这样更接近古人的路线”。
两人因此一同踏上了蒙古国的考察之旅。在出发前，大家群情激昂地认领写作任务，罗丰也斩钉截铁地说：“蒙古国考察略有不同，我觉得属于半专业考察，应该有合乎一定水准的日志，方可匹配，不虚此行。”但旅行结束，每个人都静悄悄地退回浩浩荡荡的日常琐碎中，那段蒙古国见闻就被挤到了记忆的角落。
终于，在罗新的万般催促下，罗丰翻箱倒柜找出了蒙古国考察笔记。此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罗丰写写停停、修修补补，勾勒出故事大致的模样。虽然记忆已经模糊到无法连接成线，但幸而在文字背后还有睡帐篷时脊背的酸痛、还有搭蒙古包时会心的成就。人的切肤之感被融进记忆里，以待来日作为重启记忆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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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夏，由学者组成的历史考察团奔赴蒙古国，从乌兰巴托行至戈壁阿尔泰，历时14天，行程2800公里。
“曾几何时，长矛铁骑从这里挥刀南下，想来是万壑惊雷，生灵涂炭，现在留下的只有颓垣断壁、残碑孤坟。”蒙古国从崛起、扩大、到站上历史之巅又跌入万丈深渊，游牧文明一直在挑战着农耕文明几千年来屹立不倒的权威，历史中的众人也以隔岸观火的疏离凝望此间的兴衰胜败。
↑罗丰在蒙古卡剌巴拉克斯古城遗址。
而如今，走出“中原中心论”的当代历史学者、民族学者又将以怎样的姿态猎奇这片草木葳蕤之地？
在学者眼中，蒙古国不仅代表风吹草低、牛羊成群的异域风情，更跳动着遗址遗迹的历史脉搏，甚至还包括了蒙古国人民的消遣悠游。此间林林总总，罗丰通过《蒙古国纪行》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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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的国庆已至，成吉思汗雕像却尚未落成。罗丰戏谑道：“看来蒙古人并没有特意要赶在节目前竣工的习惯。”
站在“杀一人，立一石”的杀人石边上，罗丰调侃：“比起长长排列的杀人石，我们明显不够用”。虽然围着敖包转三圈慢慢变成习惯，但罗丰还是不禁慨叹“游牧人的神圣议程已成往事”。
↑毗伽可汗墓杀人石。
不似情感丰沛的文学家，历史学家的游记里辞藻和修辞都必须纷纷下马，只留下了事物素面朝天的本质纹理。用经纬度锁定位置，用时间梳理行程，用温度描述天气，用距离描绘布局，罗丰写下的每个数字背后都是身为历史学家对万事万物本身面貌的尊重。
罗新说：“读罗丰此书，仿佛多年前那个多雨的蒙古之夏，那种白天坐车飞奔，晚间在草地扎帐篷的野外生活，猛然间都在眼前重现。伊德尔河边飘着迷人药香的艾蒿，金色落日下的乌里雅苏台古城，末世般的火山熔岩景观，以及我们借助头灯，一边听雨滴敲打帐篷，一边写考察笔记的那些草原之夜。往昔已是异乡，因了这些文字，往昔都是美好。”
文字承载记忆，记忆成了一种和往日、和故人、和远方的相聚方式。而读者与书，也是以同一种方式相遇，从而产生交集。
2019年罗丰的《蒙古国纪行》入选南方周末年度十大好书，评审团给予它这样的评价：
也许不易察觉，但《蒙古国纪行》是向青春的致敬：当少年情怀依然汹涌，刚刚进入专业领域还四顾茫然之时，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普尔热瓦尔斯基，等等，都是解救近火的远水，是慰藉孤寒的烛光。很多年过去了，地球大幅缩小，万里咫尺不再是神话，而罗丰一代所从事的考古学也早已超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然而，每当置身旷野，面对陌生又亲切的山川，那些早年的阅读会重回心间——如果我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位置，我会做得如何？
2006年夏天的蒙古之行给罗丰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少在观察异域、想象往昔方面，他努力学习斯坦因他们，从自己青春时代的梦想中寻求典范。不仅在考察途中，甚至在十年后的追忆和写作中，我们也感受得到这种古典的式样与气息。他对考察路上起居生活的记录，对古代遗迹遗物的观察，平实简洁，又力求具体明确。在哈拉和林营地观察蒙古人搭蒙古包一段，令人想起19世纪探险家们的民族志写作。书中写科布多博物馆陈列中，兵器类混入了关帝庙专用的青龙偃月刀，淡淡的幽默弥漫着岁月的感慨，以及对这种感慨的克制。克制与分寸感，是斯文赫定、斯坦因他们的著作最令后人惊叹的品质之一，他们的经历放到今天流行作家的笔下不知会渲染到什么程度，然而他们只是淡淡地一笔带过。罗丰文字的克制也许出自他的天性，不过在这本书里就有了向青春致敬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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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考古发布（Asian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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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丨南方周末公众号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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