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家与文明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 ...

国家与文明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值此疫情期间，文研院希望延续既有的学术关怀，推出一组学者的文章，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

今天我们推出该系列的第一篇，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六十年圆一梦》。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苏秉琦在提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同时，也对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和历史任务进行了深入思考。苏秉琦认为，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它为骨干来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在本文中，苏秉琦从宏观、微观两个面向，自述其六十年研究历程——从对器物的研究至考古文化研究，从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至文明模式与文明起源研究，最后升华至古史重建。

该文原为《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序言，作于1994年，收录于《苏秉琦文集·第三卷》。

考古学家苏秉琦

1934年离开学校，投身考古工作。六十年没动窝，自认为是幸运者。1984年出版一本《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1994年获国家图书奖这样一个殊荣，说心里话，这是人民对这门学科的肯定，对我个人的鞭策。因此，朋友们此刻提出把从1984年以来十年间有关我的学术活动足迹文献另编一本选集的倡议，我未加深思就接受下来了。不是我不懂谦虚是美德，我更知道岁月不饶人。85岁高龄的人应该多想一些对后人要有个交代。承大顺同志和辽宁大学出版社厚意，其他许多朋友们的大力协助、怂恿，事情竟然是出人意料的顺利，不能不使我真正动情了。我不能不进一步反思，在此书付印出版之际，我究竟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回报朋友们的厚谊呢？我不信教，但我很赞赏有些虔诚的教徒在临终前那种反思精神。反思结果，我认为对后人最有价值的反馈是总结出某些历史经验，那才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好事。

《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于1994年获国家图书奖

六十年的工龄，从事一种甚至仅仅一件事情也是难有的机遇，这幸运让我赶上了。这些天来，经常在我心中盘绕放不下的正是这一点。这使我仔细一道道地筛选，确实越想越清楚。重要的事并不多，有些事也不需要细说，点到即可。所以，我曾口头向大顺承诺，在前言部分给我留下两千字的篇幅够了。多日思考结果，题目就是现取的六个字“六十年圆一梦”。梦是幻想，梦想成为现实，是偶然的事，梦能圆，叫做“圆梦”，我的梦真的圆了。这可非同小可，这是一代人、几代人的大事哟！不能等闲视之，应大书一笔。这梦是啥呢？

一，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二，考古是科学，真正的科学需要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大学问，不是小常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也不成，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前段时间主要精力耗费在两方面：一是绕出两个怪圈；二是找到新起点。两个怪圈之一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旧观念;之二是把社会发展史当做全部历史。新观念、新起点是什么呢？一是从一种古器类（瓦鬲）研究到一种考古文化（仰韶）研究，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奠基意义。三十年没白过。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转折点是80年代前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的提出。还有一点是大胆地提出“在国际范围的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开始出现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十周年特刊，1987年），依据是什么呢？1981年提出对仰韶文化的再认识（见《姜寨遗址发掘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把对这一考古学文化从认识论进一步提到分子水平。这对于70、80年代全国各大区系积累起来的资料的整体认识从方法论上得到提高。中国考古学在此形势下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找到新的突破口。

仰韶文化遗址中唯一一个保存完整的遗址——半坡遗址

80年代考古工作成果两大项:一是经过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红山与仰韶）文化遗存的研究；二是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冢遗迹的新发现。科研成果的发表，以1987年《中国建设》杂志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考古寻根记》最具典型意义。全文不过两千字，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同年《新华文摘》转载。转年（1988年）高考作为语文“阅读”试题，达到“大众化、科学化”范文标准。1985年11月侯马召开“晋文化研究会”的发言提纲、绘的草图；1987年《晋文化考古》、《文物天地》发的《给青年人的话》等是该文补充资料。

20~21世纪之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向建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目标攀登到达一个新台阶。钱钟书先生写的小说《围城》成为当代先知寓言。全世界的中国文化学者早已把目光盯在中国，跃跃欲试，我们也应迎接挑战。我们的底牌是什么呢？

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陶器

80年代我们揭开了一个“区系的中国”之谜，1987年前后我们又对中国文明起源之谜取得瞩目成果。进入90年代初又在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有了系统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世界、区系的世界、区系的世界之中的中国。我们似重新发现一个和已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图像。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已在眼前，梦不再是梦。人民大众的、真正科学的中国考古等待我们开拓。路已打通，让我们举起双手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吧!

1994年8月24日于北京昌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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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诗雨、曹全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