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晋“八王之乱”，搅乱了政治格局。接下来“五胡乱华”，胡人部落联盟趁机南下。各种势力逐鹿中原，为什么拓跋鲜卑能横扫北方，最终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文化为何竟能被隋唐继承？这些现象涉及了东北亚各民族的势力消长、迁徙生存，也展示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许多学者持续了百余年的探索，五胡之中，鲜卑人更是倍受关注。遗憾的是 ...

　　西晋“八王之乱”，搅乱了政治格局。接下来“五胡乱华”，胡人部落联盟趁机南下。各种势力逐鹿中原，为什么拓跋鲜卑能横扫北方，最终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文化为何竟能被隋唐继承？这些现象涉及了东北亚各民族的势力消长、迁徙生存，也展示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许多学者持续了百余年的探索，五胡之中，鲜卑人更是倍受关注。遗憾的是，文献记录几乎被淘尽，并被反复推敲，存疑的问题，没有新史料，难以深入，研究几乎陷入死结。如何取得突破，现代考古是希望。考古发现的都是新资料，而且实物史料能使看问题的角度、依据、理论、假设有所不同，对以往的结论、未知的史实、争议的焦点有新的思考，而取得跨越性的进展。

　　倪润安的这部书便是以考古学为路径，来理清从拓跋至北魏的历史脉络。考古学研究常常由考古发现决定，个别的发现只能作个案分析，资料增多后，关注点就应该有新的方向。这部“从拓跋至北魏”的著作应时代呼唤而出，既是考古资料积淀的必然，也体现出作者学术上的敏锐认知。

　　研究历史，人们有时会抱怨资料不足，而资料太多又常感到无从下手。如今北方地区的墓葬资料已经很多，可如何与鲜卑挂钩，是个大问题。1959年、1960年发掘的扎赉诺尔墓地，被疑似为拓跋鲜卑的遗迹，开启了对拓跋鲜卑遗迹的认定。1977—1978年，宿白发表“鲜卑遗迹辑录”三篇，确认出一批鲜卑遗迹，引起不少学者追随讨论。1980年，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祝文刻石，认定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又掀起了利用考古发现研究鲜卑的一轮高潮。随着研究的深入，后续的研究者需要不断捕捉考古资料的新增信息，加深对旧有资料的理解，提升统合资料的能力。

　　草原民族具有文化同质的特点，分辨哪些是鲜卑人的墓，哪些又是拓跋鲜卑的墓，难度自然很大，如何切入会有多种选择。本书对拓跋族源的论证是这样做的： 先将呼伦贝尔地区汉晋时期的遗迹进行全面地检讨和筛选，把相关的墓葬分为完工组、拉布达林组、扎赉诺尔组、团结组、伊和乌拉墓葬M2组，归纳出各组的文化因素和来源，建立起考古学年代、地域和文化演变的序列。随后提出： 哪一种文化因素居于主导地位，将决定拓跋的族源；而居主导地位的那支文化的发源地，才可称之为拓跋的发祥地。与拓跋起源关系最大的遗存是扎赉诺尔组。因此，该组所反映的红马山文化因素、布尔霍图伊早期文化因素、平洋文化因素遗绪等就是拓跋起源的文化来源。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点”，而是多个“面”，试图先用类型学方法夯实考古资料，再去确定哪些墓葬与拓跋鲜卑有关，令无声的考古资料张口说话，这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思路和做法。对墓葬进行分组并非简单易行，要对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反复分析排比，找出共性与个性。本书的具体分组是否客观，各组与各文化关系的分析是否得当等，虽然还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推翻重来，但作为一种方法和对于首次综合、系统、全面地梳理拓跋起源这一问题，具有开创之功。相信以往由于文献史料贫乏而产生的各种学说，以及截然不同的结论，可在这一新的框架中得到启示。

　　考古、历史研究中，对细节的推敲有时是成败的关键。如嘎仙洞石刻文字的发现，引起学者的兴奋之后，逐渐出现了质疑。因为铭文是北魏太武帝得知有石室后派人拜祭时留下的，能否作为数百年前拓跋先祖的“旧墟石室”，本身颇可怀疑。如何给嘎仙洞遗迹一个准确的定性？倪润安仔细分析了嘎仙洞试掘时所开四条探沟和两条保护沟的不同地层中的出土遗物，认为从单纯的细石器文明到较成熟的陶器文明，其间的年代缺环较大。因此，嘎仙洞不像是一个有较大族群曾经长期连续居住过的遗址。嘎仙洞遗址第2层应属于红马山文化的范畴，但嘎仙洞遗址并不在该文化的中心地带，因而不宜给其贴上拓跋发祥地的“标签”。

　　考古发现的墓葬，一定有其族属，却大都没有直接的表达。将墓葬与拓跋南迁路线联系起来时，同样需要鉴别族属。好在考古发现的墓葬地点明确，时代的大致范围也可判定,比起用文献推测南迁路线会更直接、直观。书中列举了东汉至魏晋时期嫩江流域至内蒙古中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等地的30余处相关墓葬，对随葬器物进行了详细的类型学分析和型式统计。通过这一艰苦的工作，使器物群体的文化特征变得具体、清晰了，为判断墓葬族属提供了实在的依据。所得结论中具有新意的是尝试区分出了檀石槐鲜卑遗存或文化因素。指出从考古学文化上看，饰戳点纹或戳点式附加堆纹、泥条式附加堆纹的中口陶罐、马纹饰牌、鹿纹饰牌、漩涡纹耳饰、圈点纹骨角器等，都是檀石槐鲜卑文化体现的新元素。这些元素的来源，有可能部分吸收了漠北地区的内亚性文化因素。这一结论也许容易引起争议，却很重要，要缩小探寻拓跋南迁遗存的范围，能找到檀石槐鲜卑的遗迹几乎是一个必须的途径。

　　考古研究要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对器物进行仔细的类型学排比，书中那些对器物口沿、腹部、底部、装饰、质地、制法等等的描述，读起来枯燥，却是不能逾越的分析过程。器物的变化是一个客观现象，把握得准确，便可以看到一些文化演变、文化转型的信息。源于森林草原的鲜卑人的历史，其动态性和复杂性，以及发展中的迂回曲折，通过细致地分析实物史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作为考古学者，野外考察有时会使人对文献、对遗迹的理解豁然开朗，解开很多不解之谜。倪润安的研究下了很大功夫，除了书案爬梳，还溯河、穿林、越湖、跨草原，足迹几乎遍及了“鲜卑”人活动的范围。如今那里虽不是荒无人烟，却也是浩瀚苍茫。考察没有“九难八阻”，却也长途跋涉。他是有充分准备的野外考察，我曾一同走过，看到他如何在遗址、博物馆、库房观看实物，埋头工作。他还与从事科技考古的崔剑锋合作，带上仪器，现场测试，获得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和数据。实地考察也是人生的磨砺和学术感悟、乐趣。记得在呼伦湖,在大兴安岭，在呼伦贝尔草原，他能兴奋地随口讲出鲜卑人某时某事与眼前的联系，因此他书中提到的山脉河流不只是纸上得来。

　　在全面分析和掌握墓葬资料的基础上，倪润安对拓跋至北魏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与以往史家不同的论述。将其历史演变分为六个阶段：拓跋所在族群的起源与文化确立；拓跋部的形成与南迁匈奴故地；力微联盟对檀石槐鲜卑文化的继承；北魏早期对边疆文化的整合；北魏中、晚期文化向“晋制”的复归；北魏文化余脉开启“唐制”新模式。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拓跋经历了一次次的文化转型。地下资料与文献的重组，使演变过程的缩影清晰了很多。

　　拓跋终结了十六国纷乱的局面，建立了北魏王朝。作为第一个成功扎根中原的草原民族，其建立的王朝为后世做出了怎样的示范，文化面貌又是如何变化的呢？考古资料得天独厚，能够生动鲜活地给以回应。书中根据墓葬排比，将北魏墓葬文化的演变过程展示如下：北魏早期，都城平城地区的墓葬中还保留着草原文化随葬马、牛、羊、狗等动物骨骼的殉牲旧俗，陶器曾一度体现着早期阶段的风格；同时，也开始使用汉式的漆棺或石椁葬具，还有描绘墓主宴饮、杂耍乐舞、车马出行、山林狩猎、庄园生活的壁画，甚至伏羲、女娲、青龙、白虎等也悄然进入。北魏早期墓葬整合了边疆地区承袭的汉魏传统，与东北地区的三燕、高句丽文化和河西地区的魏晋十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北魏中期，随葬俑群和模型明器是平城墓葬的最大亮点，与之对应的是墓葬壁画的急剧衰落，葬具上流行忍冬纹、水波纹、莲花纹、兽面等。可以明显感觉到平城墓葬已经摒弃了北魏早期的多样性特征，趋向简约，日益接近西晋中原地区的墓葬文化。北魏晚期，新都洛阳地区的墓葬沿着向“晋制”转变的汉化路线继续前进，终于完成全局性的文化转型，形成了北魏本身特有的文化面貌，而后分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两条脉络进行传承，终被隋唐所重组和发扬。当然，墓葬资料也有局限性，但毕竟具有可视性，对物质文化面貌的观察更为客观，讨论更具体，比起只能依据片断的记载谈文化面貌能有突破性的进展，令模糊和不确定的历史真实有了更多的显现。

　　倪润安的著作尽力做到视野开阔，把握了考古与史料的结合，关注了人种学对人骨研究的成果，也借鉴了年代测定的科技方法，研究涵盖了多种角度和层面。我是倪润安学术成长的见证人，深深了解他做学问有着坚定执着、心无旁骛的精神。这部书的初稿当年作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已下了多年苦功，却没有急于出版，又经过7年多的反复思索和大幅度修订、补充，如今呈献出来。我知道，他对这一课题系统、全面的探索努力仍在继续。考古学总有持续不断的新发现，研究也必然会不断更新、不断完善。我希望这部书只是他学术前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将来能走得更远更远。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