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The Mask for Burial and the Idea About Soul of Saman【作者简介】郭淑云，哲学博士，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萨满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文化研究。【内容提要】面具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丧葬面具亦如是。我国北方葬俗中使用丧葬面具由来已久, 并经历了由覆面到盖面的过程。这种风俗与北方民族信仰的萨满教观念密切 ...

The Mask for Burial and the Idea About Soul of Saman

【作者简介】郭淑云，哲学博士，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萨满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面具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丧葬面具亦如是。我国北方葬俗中使用丧葬面具由来已久, 并经历了由覆面到盖面的过程。这种风俗与北方民族信仰的萨满教观念密切相关,并因此而形成了特定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丧葬面具；萨满教；灵魂观念

给死者佩戴假面的风俗, 在欧、亚、美三洲的古代墓葬中均有发现。日本学者岛田贞彦在《古银铜面具考》一文中, 列举了世界各地死者假面的使用情况, 从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的先民, 到亚洲柬埔寨、暹罗君主,直至美洲阿里乌特岛的土人, 都有为死者戴面具的习俗。考古发掘成果也表明, 我国古代先民曾有用陶器覆面(大汶口文化)、麻布盖面(齐家文化)、玉石片掩面(良渚文化)的风习。汉代金缕玉衣和面罩的出土,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盖面风习之盛。毫无疑义, 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然而,在信仰萨满教的北方民族中, 这种风俗必然与萨满教观念发生关联, 并有着特定的表现形式和意义。

在北方古代民族丧葬习俗中, 覆面和死面(遮盖死者面部的面具)并存, 覆面之风至今在民间仍沿袭不衰。

吉林永吉县星星哨石棺墓群是一处氏族公共墓地, 在D 区11 号墓, 出土一块毛织巾, 蒙于死者面部。

覆面是东胡民族较为常见的一种习俗,在考古发掘中多有覆面文物出土。黑龙江泰来县平洋砖厂墓地是一处东胡及其先世的文化遗存。一墓主头顶和脸部分别用绿松石珠、铜管和涡纹铜泡所覆。这种覆面装饰与同属于东胡及其先人文化遗址的周家地墓地的葬俗有诸多相似之处。周家地墓地属夏家店上层文化, 覆面较平洋砖厂墓地复杂, 有用钉缀铜泡及绿松石的麻布覆盖墓主面部之俗, 上面再加盖一片巨大的蚌壳(图:2)。

覆面之俗在北方民间世代沿袭。现居于西伯利亚的埃文尼人, 为通古斯满语民族, 历史上信仰萨满教。埃文尼人死, 要在其眼睛上各放一个铜圈, 面部用布蒙着。在下葬前举行的向死者告别仪式上, 每个人都要隔着苫(覆在死者脸上的布)吻吻他的前额, 然后下葬。

据蒙古族学者波·少布先生的调查, 野葬是蒙古族最古老的葬俗, 人死后, 用清水将尸体洗净, 再用白布缠身或将尸体装入白布口袋中, 后来则简化为直接以白布罩尸。北方其他民族也多有给死者覆面的风俗, 只是覆面所用材料、颜色有所不同。这既有文化传统的差异, 又有信仰习俗的不同。如鄂伦春族早期用桦皮或兽皮盖死者之面, 后用纸或白、黑布覆面；满族用纸或布盖面；达斡尔族用白绸哈达盖面；赫哲族用黄布、黄纸或黑布、白布盖尸；鄂温克族用布盖尸或用呈文纸蒙上脸和手。

除覆面葬俗外, 在我国北方先民活动的区域内, 已有多件死面出土。尽管有的面具族属、时代, 甚至用途尚难确定, 但仍反映出北方先民曾创造了别具一格的丧葬面具。

现藏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一枚铁制假面, 是日俄战争时期在东北地区发现的。这是一个里面充实、颇为厚重的假面, 为死者可怖的相貌。其制法是以蜡或者其它材料先做成死面, 再以其制模灌入铁水浇铸而成。从其形态看, 此面具当属丧葬面具。但其族属、时代均不详。

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曾出土一件断代为渤海时期带有颅骨面孔造型的石质器物, 上凿两个圆圆的大眼睛(图:1)。俄罗斯学者沙弗库诺夫指出:“带有颅骨面孔造型的这件石质器器端, 与不十分久远以前尚存在于那乃人中间的颅骨祭祀具有直接的联系, 在那乃人眼里, 颅骨是死者灵魂的贮存所。”从这件器物的形制和内涵看, 当为一件石面具, 但其形制略呈方形,并大于脸形, 很可能与丧葬有关。

解放前, 酷爱考古的吉林教师李文信在吉林帽儿山山南田野中, 拾得数件金属器具, 其中包括一枚青铜面具。面具为青铜范制, 表涂黄金, 面形微长, 顶上椎髻及左耳已残。张口露齿, 口上下微有髭须, 鼻高目细, 额上有刻纹三道, 神气狞恶, 里面有环鼻, 可系绳索。长13.8 、宽9.3 厘米(图:3)。作者在另文中将包括青铜面具的金属器具归为“土民文化遗物” , 认为其或为夫余族遗物, 否则亦当为与其同时生息于此地之其他民族所留者, 其颇多北方游牧民族文化色彩。帽儿山周围为夫余墓地, 但这一带不仅有多民族栖居, 而且扶余、渤海、契丹、女真诸族在此都留下了历史足迹。而面具等遗物又拾于地表, 因而其族属尚难确定。但从面具的形态看, 无疑是东北古民族的遗物。

近年, 在新疆也有多件面具出土。如1979 年在新源县巩乃斯河畔发现石面具一件(图:4)。1997 年, 在新疆罗布泊营盘考古发掘中, 15 号墓主即脸戴面具, 服饰精美。1997 年, 在新疆昭苏县出土了一批世所罕见的西突厥时期的金银器。其中包括一枚镶红宝石的金面具, 当属于7 世纪西突厥贵族遗物。

契丹葬俗中网络与面具的出土, 是北方考古的重大发现。值得特别提及的是, 有学者将同属于东胡系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覆面和带有人面的青铜牌饰与契丹面具进行对比研究, 认为金属面具是覆面和人面青铜牌饰二者结合的结果:覆面习俗日渐普及, 覆面日求精美, 并向具有一定形状和硬度方向变化, 最终覆面的材料和外表形状固定在金属和人面形象上；而最初作为装饰品的人面铜牌, 由于适合覆面发展的要求, 最终发展成为金属面具。所谓人面铜牌是指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出土的人面铜牌, 个体虽小,但五官俱全, 蛋黄形脸庞, 两耳外伸, 鼻子高隆, 眼、口开透缝, 同后来契丹族金属面具极其相似(图:5)。刘冰先生据此认为,非金属覆面和青铜人面牌饰, 是金属面具出现不可缺少的条件。应该说, 这种观点是卓有见地的, 它不仅阐发了丧葬面具的渊源,而且揭示了从“覆面” 到“死面” 的发展轨迹。从而证实了面具研究专家郭净先生的推论:“这种种‘盖面' 显然是‘死面' 的雏形”。“‘死面' 是由‘盖面' 发展而来的。”尽管在一些民族中并没有完成由“覆面” 到“死面” 这一发展过程, 始终停滞在“覆面”阶段, 或在民间保持着这一传统。但从丧葬面具发端和发展的角度看, 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覆面” 到契丹面具渊源关系的揭示, 无疑使丧葬面具研究别开洞天。

契丹族葬俗中, 有一种穿戴网络与面具的特殊葬俗。这与宋人文惟简“(契丹葬俗)以金银为面具, 铜丝络其手足”的记载恰相符合。所谓网络, 是用铜或银丝编缀成的葬服, 由头、胸背、左右臂、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足6 个分部网络组合而成。网络皆因人特制, 与尸体的各个部位紧密贴合, 其编织铜丝纵横交织, 整齐规则, 故形似一副锁子铠甲。

网络一般与面具相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变迁, 其具体使用情况又有所不同。从豪欠营、巴图营子和解放营子三座保存完整的墓葬出土情况看, 至少有4 种不同的使用方法, 即面具与全身网络同时使用、面具与手足网络同时使用、面具与铜靴垫同时使用和单独使用面具。

面具分铜制、铜制鎏金、银制、银制鎏金和金制等多种, 多用薄银板或薄铜板加工打制而成, 并反映死者的脸型特征。从已出土的面具看, 以其覆盖面部的深浅不同可分为扁平浮雕式、半浮雕式和高浮雕式。形象多为双目闭合, 眼缝微开；鼻梁瘦长, 两翼略宽；颧部微隆, 面颊丰满；双唇抿合,留有口缝。表情为安详入睡状态。耳朵是打制在脸颊两侧的弧面上(图:6)。只有陈国公主与驸马所戴的金面具呈睁目状, 为活人形象。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出土于北方的面具只有出土于新疆罗布泊和藏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两件面具及契丹族面具可确定为丧葬面具。其它面具因并非出土于墓地中, 用途尚难确定, 甚至族属不清。所以罗列于“丧葬面具” 项下, 一方面考虑这类出土面具作为葬具的可能性较大, 或盖于死者面部, 或用于随葬品, 或为镇墓之用；另一方面则旨在将相对匮乏的北方面具资料加以梳理, 以供面具研究者参考。

生死问题为一切哲学和宗教所关注, 萨满教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这就是萨满教的灵魂观。北方民族的丧葬习俗无不受萨满教灵魂观的影响。北方丧葬习俗中从为死者覆面到为死者盖面具, 其所体现的思想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绝不仅仅在形制上具有承继关系。基于此, 如从整体上对北方丧葬覆面与面具予以考察, 不仅有助于对这一特殊葬俗的总体把握, 而且有助于对某一民族丧葬面具的认识。

北方丧葬覆面与死面的出现是萨满教灵魂观念的产物。这种对亡人的安葬方式, 即是为了死者, 也是为了活着的人。其反映的思想观念有以下3 个方面:

1.萨满教灵魂观认为, 人死后亡魂各有归宿。然而, 不论魂归何处, 都非坦途, 既漫长, 又布满恶灵。给死者覆面或戴面具, 目的是使各种恶鬼认不出死者的面目, 以保护死者免受恶灵的伤害。同时, 也使亡魂有所依附,贴着覆面物或面具尽快到达彼岸世界, 得其归宿, 而不至于到处胡走乱游。

2.在萨满教观念中, 魂寓于牙齿、头发、头骨之中。故北方有人死他乡, 发、骨归葬, 寓意魂归故里之俗。这种观念和习俗与头骨崇拜所体现的思想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即视头颅为寓魂之所。为死者戴面具正是基于护魂的目的。至于契丹、蒙古等族在使用死面和覆面的同时, 还配以网络覆尸、白布缠尸, 则不仅起着保护尸体、聚拢骨骸的作用, 还蕴含着形不散则魂不散的深层喻义。

3.在北方丧葬习俗中, 表现出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 一方面死者因对子孙的眷恋, 其魂不愿离去；另一方面, 其亲人既希望与死者保持某种联系, 以得其庇佑, 又千方百计与死者造成一种空间上的隔绝, 使其亡魂迅速离去, 不得回转, 不能滋扰子孙。给死者覆面和戴面具即起到将生者与死者隔离的作用。既不使死者凶相毕露, 免得其亲人恐惧伤痛；又使死者断绝与亲人的联系, 找不到回转之路, 安心踏上赴彼岸世界的旅途。

关于北方墓葬中使用网络与面具覆尸者是否为该民族的巫师萨满这一问题, 限于其他民族资料的缺乏, 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契丹族网络与面具的使用范围与功能。目前学术界尚有分歧。有学者认为网络为嫁到萧氏家族的皇室女子的赐物。还有的学者认为网络和面具是死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是辽代封建制度确立后, 等级观念在葬俗中的反映。但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葬俗与契丹族固有的萨满教信仰有关。杜承武、陆思贤两先生认为, 戴网络与面具者为契丹贵族中一部分具有特殊职业和特殊信仰的人。因为巫师从事的是一种神职工作, 所以生前行施法术定有一套特殊的法衣、法帽和法器, 死后也就会有一种特殊的葬具。杜晓帆也认为契丹族中使用面具和网络覆尸的这部分人, 可能就是平时用之作法跳神的萨满巫师, 起码也是萨满教的忠实信奉者。并从契丹族女萨满居多, 世袭萨满的出现使同一家族多位萨满的产生成为可能, 萨满走上职业化的道路, 并成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以及萨满仪式、使用法器具有地域性等方面, 对契丹葬俗中使用面具和网络者多为女性、同一墓区有多位使用面具和网络者、且此类墓葬较集中以及墓主人身份一般偏于中高等级等现象做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杜先生对契丹面具和网络与萨满的关系颇注心力,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并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契丹族文化史》和《中国面具文化》等书的作者均从此说。笔者对契丹历史和考古知之甚少,仅从萨满教的角度对此略作补充。看法未必成熟, 希望通过参与学术界讨论, 以有助于面具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覆面和死面的使用在北方葬俗中传袭悠久, 其中覆面在民间广泛采用, 延续至今。死面是覆面的继承和发展。其应用范围肯定不如覆面普及。像契丹族、西突厥等族的金、银面具, 更非普通人所能享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和阶层, 巫师萨满自然是首先考虑的对象。

1.面具作为萨满的法器之一, 很有可能在萨满死后随葬。根据文献和民族学调查, 萨满死后有陪葬神器之俗。据《渤海国志长编》载:“相传萨满之死, 穿穴于树干,葬尸其中, 俗多效之……今宁安人尝于古树中发见罐、匙、刀、鼓之类, 多铁制, 即是类也。” 俄国考古学者曾在塔巴特河口附近右岸的奥尔蒂兹——奥巴墓地发掘了中古晚期(15～17 世纪)的萨满墓葬, 出土了萨满的头饰、法布和可能是萨满服装一部分的护身铠甲。据此判断, 将面具作为随葬品是极具可能性的。这种认识对于考察前述数件用途尚不明确的出土面具或许有所助益。

2.鉴于萨满生前在氏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其所具有的人神中介的特殊地位, 萨满葬礼和葬式既依遵族制, 又有别族制。古代以厚葬和独特的葬式为特征。因而, 在契丹墓葬中出现的一部分以面具和网络覆尸,明显区别于其它葬式的墓葬, 与萨满多有独特葬式的习俗恰相符合。面具和网络有可能作为萨满的特殊葬具而出现。

3.萨满的特殊身份使其死后使用面具尤为必要。在萨满教观念中, 因萨满生前常与恶神、邪魔斗法, 故为它们所憎恨；萨满教的氏族性也使氏族萨满成为敌对氏族首当其冲的仇视对象。萨满匿葬习俗和破坏萨满墓现象的出现, 均与此有关。因而, 当本氏族萨满死后, 为其覆盖面具, 隐遮其真实面目, 以免遭恶魔和敌对氏族神的报复, 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此外, 萨满死后, 其灵魂有着独特的运行轨迹, 即升入天穹, 成为神。而天穹高达几十层, 路途遥远, 障碍重重, 尤需特殊的葬具以为护魂之用。

4.辽建国后, 为适应统治者频繁的祭天、祭山、拜日、祀群神等祭祀活动的需要, 契丹族一部分萨满已成为服务于统治阶级上层的专业神职人员, 分太巫、大巫和巫三级, 构成辽代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正是这部分萨满才有可能享用这些用金属制作的面具。

当然, 诚如一些学者所见, 契丹面具造型与辽代的菩萨形象十分相似, 这当是辽代崇佛之风渗透所致, 是在原有萨满教的基础上, 受到佛教艺术影响之后, 以新的面目出现的。

正如英国人类学家C .R.巴伯所说:“虽然死亡结束了社会现有成员的生涯, 但各个原始社会, 却并不认为死亡完全割断了一个人同家人或亲属的联系；几乎所有这些民族都相信死后某种生命的存在, 结果丧葬仪式也就成为另一种过渡仪式。它们被看成为从现世的活人到灵魂或鬼魂世界成员这一身份转换的仪式。”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彭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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