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和金石记载的考证，认为高句丽的“平壤城”有上平壤、下平壤、南平壤之别，“上平壤”由《好太王碑》所载之“下平壤”推导而来，313年之前的“平壤城”是上平壤，即今集安市区。此后，尤其是334年故国原王“增筑平壤城”之后的“平壤城”，皆是下平壤，位置为大同江北岸今平壤市区的长安城故址。“南平壤”之说首见于《三国史记》，位置为今长寿山城南的平地城。 

[关键词]平壤城；国内城；高句丽；王俭城

  [作者简介]苗威，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古代文献以及《好太王碑》等金石铭文的相关记载可知，高句丽历史上曾先后有三个“平壤城”，即上平壤、下平壤和南平壤。对于这三个平壤城的具体所指，由于史料记载本身语焉不详，导致学界认识歧议颇多，主要问题有三。一是“上平壤”究竟居于何地，学界存在“旧说”（即国内城说，今吉林省集安市）与“新说”（即良民古城说，今集安市东北约45公里）二种不同的认识；二是“上”、“下”平壤城的分界线如何；三是“下平壤”与“南平壤”的地理位置。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平壤城”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即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城之旧古城。由于诸“平壤城”历为高句丽不同时期的都城，围绕平壤城的置地及迁徙问题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高句丽政权的发展状况，所以更加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笔者以此文，在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平壤城”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实，并就教于方家。

一、 “上平壤”为今之集安市区国内城

所谓“上平壤”，是根据《好太王碑》所载之“九年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穰”中的“下平壤”推导出来的一种提法。学界公认，“下平壤”位于大同江畔今平壤市区（下文详述），上北下南，故而“上平壤”是相对于“下平壤”的“北平壤”。关于上平壤城的最早记载，始见于《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年）春二月条云：“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对于此平壤城的具体所指，如前所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欲准确定位上平壤城的位置，应着重于以下二个问题的考虑。

一是，已经“不可复都”的丸都城的情况。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丸都城（今集安西北五里山城子山城遗址）是山上王十三年（209年）至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年）之间高句丽的都城。“丸都”之名首见于《三国志》，不过，“丸都”最早并不是首都名，如《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九十年（142年）条中就有“丸都地震”的记载，而彼时的首都为国内地区的尉那岩城。丸都城的修筑，始于山上王二年（198年）春二月，“筑丸都城”。对此事，《三国志·东夷传》的记载可以补证：“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伊夷模更作新国”，在旧都被公孙康所攻，残破不堪的情形之下，伊夷模谋建新都，伊夷模即是山上王延优。经过十一年的修筑，山上王于十三年(209年)冬十月，“移都于丸都”。伊夷模的谥号为“山上”当有二个主要原因，一是他是居于丸都山城的第一位高句丽王；二是他死之后，葬于“山上陵”，故号为山上王。这“山上”显然是“丸都”山城。

二是，丸都所经之乱——毌丘俭征讨高句丽之役的情况。魏丽之间的战争时间，《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与《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皆记为正始七年（246年、高句丽东川王二十年），而《三国志·高句丽传》记为正始五年，高句丽“为幽州刺史毌丘俭所破”，同书《毌丘俭传》则云：“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对比毌丘俭记功碑，毌丘俭征讨高句丽的战役发生在正始五年和六年是真实的，正始七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从整个战役的情况看，当有三路人马与高句丽作战。第一路由毌丘俭亲自率领，于正始五年秋八月直取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位宫率一千余骑自梁口（即所谓“梁貊之谷”）败退，奔回鸭绿原（集安县城），毌丘俭追奔，冬十月攻陷丸都。位宫奔东沃沮（南沃沮），毌丘俭“刊丸都之山”而归，毌丘俭刊丸都所立之碑，于1906年在今集安板岔岭被发现，碑系赭红色含石英粒岩石凿刻而成，发现时只残余全碑之左上角，表面光洁，碑阴亦作修琢。残长39厘米、宽30厘米、厚88.5厘米，可辨识者计50字，经王国维等释读与文献所载互补了魏丽之战的相关信息。第二路人马由刘茂和弓遵率领，征服并收复了岭东七县，逼迫位宫向北沃沮逃去，“铭不耐之城”，不耐又写作不而，故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永兴郡顺宁面所罗里汉代土城。第三路人马是玄菟太守王颀所部，从玄菟郡（治所是今抚顺市劳动公园古城）出发，向北经过夫馀的国都（今吉林市），再向东“过沃沮千余里，至肃慎氏南界”， “刻石记功”。 肃慎南界，在今穆棱河、绥河一带。毌丘俭在正始年间对高句丽战争的主要战场表明，高句丽的势力在朝鲜半岛主要集中于岭东一带，彼时乐浪、带方二郡仍然处于魏的有效管辖之下，而且，高句丽经毌丘俭连续军事打击，旧壤尚且不保，自然无力南下建立新都。加之，大战方颓，百废待兴，长途迁都更是不可能的，故而，所居权宜之都平壤城当在丸都城附近，丸都山下广而平之地，非今集安莫属，这一点考古发掘亦已证实。虽然移民及社庙至平壤城，但丸都的都城地位并未完全取消，自此，高句丽都城开始有平地城与山城相互结合和依托，形成二者遥相呼应之制。

魏存成在《高句丽初、中期的都城》一文中曾指出，在文献中，313年之前出现的平壤，一种可能是“国内城”名称之误，但又不排除在“国内城”全名出现之前国内城城址又有平壤之名的可能。魏先生虽然说得不是十分肯定，然而，其思路是颇为正确的，我们认为，此平壤就是西盖马县之故址以及后来的国内城所在地。值得关注的是，近年出现的“良民古城说”，认为上平壤是位于今集安市东北约45公里鸭绿江右岸的良民古城。虽然论者详经考证，却仍有颇多疑点，对此刘子敏有争鸣文章质疑。众所周知，作为国都，应该有恢宏气象，其中除了高大的城墙之外，尚有宫殿及其他官府衙门。从集安“国内城”遗址来看，就有这种“气象”。据《集安县文物志》载，该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通沟盆地的西部，城东约6公里许为龙山，北约1公里是禹山，城西隔通沟河1.5公里许为七星山，鸭绿江由东北流经国内城南部，又向西南流去，整个地势依山临水，易守难攻，十分险要。通沟河自北而南，从西城墙外蜿蜒流过，注入鸭绿江，城南有一由东向西沿城墙外侧流向通沟河的天然水濠。国内城在环境和地势的选择方面，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使城西的通沟和城南的水濠成为天然的护城河，加强了城防。此外，在国内城东、北两侧沿城有两条干涸的护城河残痕，宽10米左右。该城的平面略成方形，东墙长554.70米，西墙长664.60米，南墙长751.50米，北墙长751.20米，周长2686米，城门原有六处，南北各一处，东西各两处，均有瓮门。四面城墙皆有马面。北墙8个，其他三面各2个，共14个。城西北、西南、东北各角皆略呈直角，在拐角处均建有凸出墙面的方台，可能是当年角楼建筑的遗迹。当然城内的建筑，集中分布在城址的中部略偏北的地方，有宫殿址、居住址多处。在城址内出土的建筑材料有础石、砖、瓦、瓦当等。其中有“太宁四年”、“月造”等文字瓦当，证明在东晋之时，城内便有瓦房建筑。“太宁四年”瓦为黑灰色，当面平，饰有四分之一卷云纹，浅浮雕式。卷云纹外有一周模印阳文，为“太宁四年太岁囗囗闰月六日巳己造吉保子宜孙”，共20个汉字。据李殿福分析，太宁（323—325年）为东晋明帝司马绍年号，太宁三年八月恰好是闰月，六日为己巳，故而该瓦当纪年有误，即太宁四年当为太宁三年（326年）之误，实为太宁三年闰八月六日。至于“月造”瓦当，据日本学者千田刚造讲，从以阳刻线锯齿纹这一点来看，最接近“太宁四年”，应置于“太宁四年”和“己丑”（咸和四年，329年）之间。而良民古城甚少发现如此具有特色的瓦当之类，如果良民古城确实是高句丽时代的建筑，从规模上看也只是一个小城，各种迹象与“首都”的“气象”相比，大有相形见绌之感。

高句丽在迁入新都“平壤城”以后，休养生息，一方面同东晋保持正常的朝贡关系，一方面抵御邻族的侵扰，国力明显增长。据《三国史记》载，在中川王执政时期，大败尉迟楷；在西川王时，重用其弟达贾，北伐常常扰边害民的肃慎，并镇慑了梁貊；烽上王在位时，重用新城太守高奴子，抵御了慕容氏的侵犯。在这种情况下，烽上王变得骄侈起来，于是“增营宫室，颇极侈丽”，竟不顾“年饥民相食”的情况而“发国内男女年十五已上，修理宫室”，认为“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宫室不壮丽，无以示威重。”据考古界言，高句丽迁都于今集安地区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其房屋宫殿建筑基本上是草木结构，而其开始使用瓦——板瓦、简瓦，并逐渐使用瓦当的时间，大约是在3世纪中晚期，而且是由于受中原影响的结果。这种情况，恰好与文献记载高句丽自筑平壤城开始而大兴土木的现象相合。

二、 “上平壤”、“下平壤”的分界线为故国原王时期

前文已述，好太王碑首次明确提出“下平壤”的概念，那么，高句丽的“平壤城”是何时由今集安国内城之“上平壤”迁移至今平壤市区之“下平壤”的呢？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美川王三年(302年)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东晋时的玄菟郡为第三玄菟郡，辖有三县，即高句丽县（治今抚顺市劳动公园东汉古城）、上殷台县（今抚顺市东州区小甲邦东汉遗址）、西盖马县（治沈阳上柏官屯汉城址），对于玄菟郡诸县来说，上平壤相距较近，八千战俘移往该地是较为便利的。而在彼时的今平壤地区，乐浪郡的行政机构尚完存于大同江流域，虽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东晋仍然对其地实行着有效管辖。美川王当不会将俘于玄菟郡的战俘移民致乐浪郡治所在地。故而，此“平壤城”仍然是上平壤。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又载，故国原王四年（334年）秋八月，“增筑平壤城”，所谓“增筑”，自然有别于“筑”或“别筑”，应该是在原来旧址的基础上进行的加固或拓展，而不是开基新筑。此次所“增筑”的平壤城，应该不是上平壤城。原因有三：其一，美川王十四年（313年）、十五年，高句丽将乐浪郡、带方郡的势力先后排挤出朝鲜半岛，大同江中心流域为其所领有，至故国原王时期，高句丽占有乐浪、带方郡故地已经20年，期间主要精力在于同慕容氏的辽东之争，但基本未占上风，而且慕容氏亦多次越边袭击高句丽，令高句丽颇受其扰。在这种情形之下高句丽有南迁之意是正常的，而这种南移是尝试的、渐进的。众所周知，长寿王十年（427年）高句丽正式“移都平壤”，在此之前，高句丽对于在四个世纪余的时间中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直接掌控之下的乐浪区域应该是有所惮忌的，故而先整饬旧城，以观乐浪区域土著及移民自内地的人口的相关态度。其二，高句丽在大同江流域兴土木，自然要选择具有战略位置，进可攻，退可守，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的城池；另外，也需要具备能够兼顾到鸭绿江流域及其带方郡故地的地理位置优势，这样卫氏朝鲜的政治中心“王俭城”、乐浪郡最初的治所朝鲜县之故城成为不二之选。故国原王在大同江北岸选择故“朝鲜县”进行“增筑”，这实际上和高句丽的南进政策及发展势头有关，而以此为据点在朝鲜半岛安置一个“临时行宫”亦是高句丽南进政策中的重要环节，此举不仅给高句丽向南“圈地”画了点睛一笔，同时也给瞭望朝鲜半岛南部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三，《三国史记》载，故国川王十二年（342年）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筑国内城”，秋八月国王“移居丸都城”。此次所“修葺”的丸都城，即是此前曾经“不可复都”的丸都城，在修整旧都山城的同时，对现都平地城也进行整筑。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都“（上）平壤城”已经改称为“国内城”，至于国内城改名的时间，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尚不足以准确判断。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故国原王在大同江流域增筑“平壤城”时，平壤城之名南移转指原“王俭城”，亦即故“朝鲜县”，而原（上）“平壤城”即更名为国内城。在古代，地名的位移是时有发生的。比如“浿水”在西汉所指为大同江，但在东汉或更早一些的王莽朝时期，“浿水”(今清川江)已更名为“萨水”了，同时，“浿水”之名则南移，指今之大同江。若果真如此，“上平壤”的平壤之名在高句丽历史上至少存在了87年的时间，即从东川王二十一年（247年）开始，到故国原王故国川王四年（334年）止，此后改称为国内城。至于高句丽王移居丸都城的原因则很好理解：旧都平地城一方面重筑，另一方面改名，而与此同时，丸都城已经修葺完成，所以，国王及大臣可以“移居”丸都城。说“移居”而非“迁都”，原因在于，丸都城本来就是国都，因战争毁坏而迁往附近的平地城，修整之后再次移回曾经的山城，严格来说确实不是“迁都”，而且，重筑并改名的国内城依然是首都，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高句丽首都以山城与平地城相响应的形式出现的情况，亦即学界所谓高句丽都城的伯仲形式，即丸都城与平地城国内城同时以首都的面貌出现。

高句丽在故国原王十二年移居丸都城之后仅三个月，就遭遇了前燕慕容皝军队的沉重打击。前燕军队攻入丸都城，故国原王单骑出逃，民众散走，慕容氏“发美川王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城而还。”丸都城既毁，高句丽故国原王于十三年（343年）秋“移居平壤东黄城”。对这则记载，准确理解“黄城”的位置是判定“平壤”之所在的关键。对于“黄城”的位置，金富轼指出：“城在今西京木觅山中”，所谓“今”，是指金富轼所处的时代，当时，王氏高丽的西京为今平壤市。木觅山，据《新增东国舆地胜览》载：“木觅山在府东四里，有黄城古址，一名絧城”。这一说法为王绵厚接受，认为这一带的青岩里土城的修筑早于大城山城和安鹤宫，应是黄城之所在。笔者赞同此说。那么“平壤”无疑即是今平壤。此时，乐浪、带方二郡已经内迁，大同江中心流域处于高句丽的掌握之下，在鸭绿江流域的都城数次被毁之后，高句丽将其政治中心移往朝鲜半岛是顺理成章的，这样既可以避免慕容氏的进攻，又可以巩固对大同江流域的统治，进而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形成对峙的局面。

及广开土王执政之后，高句丽的军事力量大增，一方面将辽东之地纳入其统治区，一方面锐意向朝鲜半岛扩张。广开土王二年（393年）“创九寺于平壤”以及十八年（409年）秋七月“筑国东秃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户”中的平壤，皆为大同江北岸之平壤。至于《好太王碑》中所提到的永乐九年己亥（399年）所巡幸的“下平穰（壤）”、十四年甲辰（404年）条中的“平穰”以及 “平穰城民国烟”中的“平穰（壤）”，皆为大同江北岸的平壤。广开土王在下平壤创建“九寺”，说明高句丽的文化中心亦已经转移，而“筑国南七城”、“筑国东秃山等六城”，更是显示了高句丽南进的强大势头。至于广开土王屡败倭国和百济之兵，更加证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叱咤风云。而《三国史记》所载，广开土王十六年（407年）春二月“宫阙”，也是在“下平壤”之所为。至于孙进己所说的故国原王四年所“增筑”之平壤城应在鸭绿江流域，至“美川王四十一年（374年）冬十月百济王率兵三万来攻平壤”当已为大同江流域之平壤的说法，笔者认为是不妥的。在这里，孙进己是将“故国原王四十一年”的记事误认为是“美川王”之事了。关于小兽林王三年（377年）百济所侵之“平壤城”，无疑亦为大同江北岸的平壤。

总之，广开土王在位之时，大部分时间是在“下平壤”度过的，他为后来长寿王于公元427年正式迁都下平壤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若依“新说”的意见，在迁都之前高句丽国王始终住在“良民古城”甚或桦皮甸子古城那样的远僻之处，成就如此显赫的大业是难以想像的。

三、“下平壤”为长安城故址，南平壤为长寿山城南的平地城

“下平壤”位于今平壤市区，这一点在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而今平壤市区诸高句丽时代的古城址究竟哪座是高句丽平壤城故城遗址，学界认识不一，主要有二说，即“大城山城说”（即今大城山城及山下的安鹤宫）和“平山城说”（即今平壤市区内的长安城故址）。笔者赞同平山城说。

如前所述，高句丽着手经营下平壤是在乐浪、带方二郡被迫内迁之后，约在故国原王四年（334年）始“增筑平壤城”。而当时丸都城和国内城（上平壤城）仍然是高句丽的政治重心，但高句丽所面临的具体发展问题以及已经实质上领有朝鲜半岛原中原王朝所置郡县之地的治理需要等问题皆要求高句丽平衡考虑其统治精力的措置。若令乐浪区域的汉人势力自由发展，对其南进政策来讲无疑是一个隐患，故而，高句丽选址于卫氏朝鲜故都、汉乐浪郡初址作为其南下经营朝鲜半岛的立脚点。汉武帝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灭亡卫氏朝鲜之初，将卫氏朝鲜的首都王俭城作为乐浪郡的治所，名之为“朝鲜县”，其位置是在大同江北岸，约在一世纪中叶，乐浪郡治方南移至大同江南岸的乐浪土城。高句丽于美川王十四年（313年）占有乐浪、带方二郡故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并未对乐浪区域实行有效管辖，留居的土著汉族及迁徙而来的汉族或汉化了的鲜卑族在乐浪故地以自主的形式生活了大约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所以，在此时期，故国原王选择了大同江北岸的王俭故城进行增筑，其用意除前面谈到的内容之外，还有二方面的考虑，一是不至于深入半岛腹地太远，鞭长不及，首尾难顾；二是以大同江为天然依傍，对于了解并抗衡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更为有利。

将“下平壤城”定位于大同江北岸，亦有重要的文献依据。《周书·高句丽传》载：“平壤城，其城东西六里，南临浿水”；《新唐书·高丽传》则云：高句丽“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去京师五千里而赢，随山屈缭为郛，南涯浿水。”这里的浿水所指，即是大同江。说明平壤城是在大同江北。从考古发掘来看，在今平壤市区及附近主要的高句丽故城有——大城山城、清岩里土城、安鹤宫和今平壤市区内普通江与大同江环绕的古城。笔者认为，后者更合于下平壤城之特质，这座由普通江与大同江所环绕的古城，即是长安城。

长安城周长22公里，面积达185万平方米。是把山和平地同时围起，合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平山城。城墙的结构和筑法根据各段城墙的自然环境和地质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主要是石砌为主，有的混以少许粘土，并加以夯打，还有的在石头中横垫圆木。由于城外有江环绕，所以绝大部分无护城河。只是从万寿台西南端经过七星门到乙密台和牡丹峰区间，城墙内外才挖有城壕。清楚发现的城门有四处，普通门、正阳门和七星门外，另一处位于牡丹峰山麓的牡丹峰剧场台阶附近。城内地势北高南低．依次分隔为北城、内城、中城和外城。内城为王室所在，中城为衙署所在，外城为居民区。里坊边长170米，内又以宽约5米的十字形道路划为四个小区。在里坊内，出土了大量的高句丽瓦片。在外城、内城曾发现刻字的城石。在外城的乌滩洞自1766年始60年间先后发现两块，刻字分别为“己丑年五月廿八日始役西向十一里小兄相夫若牟利造作”和“己丑年五月廿一日自此以下向东十二里物省小兄俳口百头口节矣。”1913年在内城东壁、1964年在内城南壁又先后发现两块，刻字分别为“丙戊十二月囗汉城下后部小兄达节自此西北行涉之”、“卦类盖切小兄加群自此东回上囗里四尺治”。铭文中都有高句丽官吏名称小兄，可以看出当时城池的具体监造是由小兄负责的。己丑年，为569年，丙戌年．为566年。另据《平壤续志》记载，1714年修建北城时，在旧城底下也曾发现刻石，铭文记该城修筑用了42年的时间，所以有人推断长安城自552年始建，直到593年才完成。按理说，在大城山山城修筑之前，大同江北岸的平地城以及青岩里土城业已存在，而后来高句丽修筑“长安城”时又对平地城进行了重新规划，从考古发现来看，要晚于大城山城，但不能排除今后在考古方面能有新的收获而加以证明平地城的存在早于山城的修筑。

所谓的“南平壤”，是以大同江北岸的“平壤城”为参照物而言的，其名称的出处，见于《三国史记》卷三十七《百济地理志》，云：“至十三世近肖古王，取高句丽南平壤，都汉城，历一百五年。”可知，南平壤距离百济较近，曾经被百济近肖古王（346—274年在位）所侵得。王绵厚认为高句丽后期所俗称之“南平壤城”，亦应称“雉壤”城，高句丽与百济于公元4世纪中叶争夺的“雉壤”，或即为后来被称为“南平壤”的得月山城，定黄州川北岸的黄州城为“南平壤城”。而从朝鲜考古发掘提供的信息看，“雉壤城”并非“得月山城”，而应是“白川山城”，它是利用高耸于白川邑西北侧雉岳山的天然地势而构筑的，亦名“雉岳城”，位于延白平原之北。笔者认为，得月山城也好，矬壤山城也好，二者皆为山城而非平地城。朝鲜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成功的，他们主张“长寿山城”之南的平地城即为四——五世纪所存在过的“南平壤”。长寿山城位于今朝鲜黄海南道新院郡之载宁江上游左岸长寿山东侧的山顶上，而平地城则位于长寿山城南约1.7公里的载宁江岸的峨洋里城岘洞平原上，东临载宁江，土筑，应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城内中部有高台，其周围土地上有建筑址，从高台上发现的许多柱石看，在高台上曾修建过东西并排的两栋南向的建筑物。城内有水池址和水井址，并发现了以瓦、砖、陶器印章为主的无数遗物。瓦是青灰瓦、红瓦和灰瓦，而砖都是灰砖，其中有“永嘉七年”（313年）的记年铭。该平地城可能是原乐浪郡的汉人所筑，高句丽占领乐浪郡后沿用，并名之曰“南平壤”。后来又筑长寿山城，此山城便是高句丽之别都“汉城”之所在。百济既然进攻过大同江北岸的平壤，此南平壤曾落入百济之手是不言而喻的，彼时百济已将其势力扩张到汉江之北，其都城则设在汉城，即今汉江北岸的“北汉山城”。如此说来，《三国史记·地理志》所云近肖古王“取高句丽南平壤，都汉城”还是没有错的，只是南平壤是南平壤，汉城是汉城，二者并非一地罢了。至于高句丽的“汉城”（长寿山城）与百济的汉城，二者也不是一回事，因不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故而不述。（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