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唐朝前期为段限，针对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揭示出了隐藏其后的疆域之本质属性和特点，即在以中原为核心区、周边为外缘区二元制的王朝构架内，北部边疆地区是在唐与草原帝国多方面交往互动过程中以夹处二者之间的定位而存在的。因受制于南北两个性质迥然有别的帝国外层地缘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不是以明确的间隔线索而是以游移不定的模糊状态呈现出来的，它自然就受制于双方对它的拉动和吸引。唐朝的北部边疆之战略地位，就存在于唐与游牧帝国的较量与博弈中。由此我们看到，边疆地带的模糊性实质上受制于活跃其上的群体，正是出自对群体的控制而产生的制度性设计，边疆的概念才得以萌生和定型。疆域的本质是人群，人群的归属通过行政的设置而呈现，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关键词：唐朝前期  北部疆域  模糊与非确定性  人群  行政建置  本质属性

作 者：李鸿宾，1960年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唐朝存续的289年，在它所依托的地理空间上，以王朝经营运转的方式展现出的格局之变化，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尤其当下社会政治与国际关系中衍生的疆界问题，更促使我们对这种疆域的早期衍变产生兴趣，其原因不言自明：当下的疆域问题几乎都不是当下本身的产物，而是历史遗留的结果。本文关注于唐朝的写作就是由此而产生，但问题是：唐朝的所谓疆域或疆界问题，与今天存在前后延续的同时，果真是一回事吗？答案显然不是。本文首先要解释的就是二者之异同，以唐朝前期的疆域变迁做线索进行阐释。[①]

一

唐朝的疆域表现在它既控制领土的中心又兼及四周，[②]本文关注的目标放在北方的周边地区。我的考虑是：北方草原地区原本不在唐朝的控属范围内，但唐征服东、西突厥尤其前者之后，这一带也成了朝廷的管辖区，然而此地后又脱离了控制，另行独立，相继演化成为另外的（游牧型）政治体属地。事实上，北部疆域的诸多变化已成为我们观察唐朝整体疆域变迁的一个缩影，它的意义就在于，北部疆域所映现出来的除农耕化了的中原王朝的自身场景之外，还常常展现出游牧政治体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双方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的交往，可以这样认为，“互动”是双方关系的核心属性。而二者的联系涉及的地区分布于欧亚大陆的整体，唐朝与其北方游牧人政权的交往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③]这是我选择的目的。更本质地表述，我认为北部疆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疆域变迁背后隐藏的涵义。当我们将它描述为“疆域”，特别是“边疆”或“边界”乃至“长城地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建立在中原核心区的预设范围之内。这个预设蕴含的就是唐朝以前形塑的中国王朝地域的核心观念，即我所谓的“中原中心说”的“二元制建构”。[④]

二元制构造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之差别，不啻于性质，具体到诸项内容同样有本质之别。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后者的视域和观念，那么理解包括唐朝在内的疆域问题，就会变得很困难。[⑤]二元制建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疆域和族群两个层面均由内外不同的部分所构成。[⑥]从地域角度讲，中原农耕区作为王朝立国的核心，是支撑王朝的本土腹地；其周边外围地区则多系游牧和半农半牧地区，形成王朝的次级外缘地带。这两个地域轻重之差别明显存在，毋庸置疑。与此对应的族群也呈现汉人定居于中原，从事农耕，构成了王朝政治体的支撑力量；周边非汉人（或胡人）群体则与外围地域重合，起着次级维系的作用。这两个群体在王朝的地位、作用也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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