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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中国考古学的一座丰碑丨曹兵武

摘要: 题记:酷爱历史的中国没有诞生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由西方引进。考古学的中国路就是科学之路、发现之路以及中华民族与文明的重新认知之路,也是一条文化的传承之路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路走来,还要向着远方继往开来不断探索走下去。 关于是否存在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考古学,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议题。但是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发展, ...

题记:酷爱历史的中国没有诞生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由西方引进。考古学的中国路就是科学之路、发现之路以及中华民族与文明的重新认知之路,也是一条文化的传承之路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路走来,还要向着远方继往开来不断探索走下去。

关于是否存在以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学派考古学,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议题。但是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发展,考古学的中国化过程以及中国特色,苏秉琦先生则可称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清末民初,中国的传统史学认知体系在疑古派和马列主义等西学体系冲击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亟需以考古等实证科学予以重建。中国考古学是舶来品,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学者、中国的留洋学者等在中国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引介作用,第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包括第二代的夏鼐都是留洋派,苏先生学术路径也受到西学的决定性影响,但是苏秉琦先生是考古学中国化的典型代表。苏先生一生从未出国,但他不仅可以算作第二代国人考古学家的重要代表,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培养及探索考古学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考古学的中国化首先表现在地层学和类型学等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有引进到中国化,这一方面先辈在了解西方书面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做了很多摸索,20世纪30年代才初入殿堂,在殷墟、城子崖、斗鸡台等发掘与研究的中国考古实际中经过逐步探索得以成熟运用;也表现在研究对象和内涵的中国化(从早期的殷墟和斗鸡台的发掘选址的问题意识开始),并在研究目的上绕开国史研究中的疑古与信古之争,以实证性探索回到中国历史的追索和中国文化、文明源头的探求,以求能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从考古材料出发,揭示过程、提炼规律、发现特征——某种程度上,这一点更有意义也更为艰难。而苏先生经历了中国考古从初创到开拓、成熟的全过程,不仅是重要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并且以区系类型学说集其大成,因此,探讨苏先生的学术脉络尤其是思想历程,对于认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中国化历程,当下中国考古现状与未来趋势,中国考古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都具有密切联系。

苏恺之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父亲》)全景式的记录了苏秉琦先生的一生。本人曾经认真系统地研读过苏秉琦先生的各种公开出版著作,但是对于苏先生的思想和思路,还是一直感到有很多不明就里的地方,而苏先生儿子苏恺之的这本书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尽管作者并非考古专家,这本书基本上反映的就是儿子眼中的父亲,但是正如书中所引赵宾福先生对作者所说:“你就是要从生活、从家庭的视角来写,从他作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师长、朋友、公民的视角来写。这种如实的、写真的、以素材为主的‘原生态’式的写法,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你的著作将为更多的人日后研究苏秉琦、认识苏秉琦、评价苏秉琦,提供一份难得的属于学术之外的珍贵材料,而恰恰是这部分材料才最有可能帮助大家找到‘苏秉琦之所以能够成为苏秉琦’的真正答案……”因此,本书反而让我们这些从前主要关心苏先生考古学的人能够从中部分地找到中国考古学从舶来到探索、到成熟并逐步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历史进程,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苏式考古、中国考古何以如此,成为今天这样的面貌。

《父亲》一书透露的生活与治学中的苏先生是个好人: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同事、好老师……但更是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好学者。从性格特点与学术追求上,苏先生是一个顽强、坚守、爱琢磨的人,一个重视方法论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视野和心胸开阔的人,因为尽管考古学摆弄的确常常只是小陶片,但苏先生从一开始琢磨和思考的都是些与中国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大问题。

苏先生生于1909年,三十年代初涉学术与考古,其早年经历其实和他的学术成就关系密切。他成长于西潮冲击之下,起步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现代历史学教育,而最初工作的那个圈子则是领中国学术一时之风气的北平研究院,他不仅在那里做了他自己最初的考古工作,积累起最初的资料,而和研究院里包括植物、物理等其他学科同仁的交流,也深深影响到他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尤其是后来的区系类型学说。当然,解放后考古所与北京大学工作与教学也是很重要的经历,还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考古学会和时代的舞台。

苏先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属于大器晚成型的考古学家,他一辈子所做之事可以概括为学历史、做考古、读地书、写国史、育学生。虽然书中未提但可以推测,三十年代先生肯定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重建国史的宏愿,但一定受到了古史辨等对中国传统古史体系质疑的影响,他跟着徐旭生先生到陕西寻找早期周人遗存也与时代思潮有关。

苏恺之说其父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文革为界分为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而其70岁前后则是后三十年中一个大的爆发期和紧接着的冲刺期。这一爆发既是考古学学科特点和苏先生本人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当然也与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从学校到学会新讲坛的出现等等有关系。1975年,苏先生开始公开讲授其区系类型学的观点(1981年成文发表),用考古发现的具体材料,将早期中国划分为六个不同的文化区系,并以考古学文化演变为据认为它们各自走过了从农业村落到古国方国的演化进程,成为秦统一之前几大国的地方文化传统基础,最终完成了对司马迁以来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万世一系的古史体系的颠覆与重建,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先生担任副理事长。为了这次会议,他专门准备了三篇各有针对性的文章,但都是讲如何发展考古学科的。《父亲》一书明确地说,这其实正是先生发起自身生命的冲刺、吹响考古学新时代的号角。

苏先生70岁之前的学术积累可谓深厚,既有三十年代斗鸡台开创性的发掘与研究,也有解放后随中科院考古所同仁参加的若干调查和发掘,更有北大讲坛的长期讲授教学相长的归纳升华。特别是他结合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结合中国考古出土实物,琢磨从陶器等典型遗存中阅读历史信息的方式与方法,从无言的考古遗存中读出丰富的古代信息。但这漫长的时间里,除了1965《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斗鸡台的成果尽管写出了,但是在战乱年代寄给出版社时不幸丢失),他基本上没有其他重要的发表。70岁之后的爆发,则以区系类型的成熟与公开为主要代表,此后他关于中国早期文化和文明的各种观点和发表汹涌而出,有些观点甚至来不及系统化,仅仅是提纲或者讲话,但同样对当时的考古工作与学术研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其中80岁左右的1990年代初对于先生又是个丰收与关键之年。1991年,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重头文章;他的第一本文集《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经过近十年的社会检阅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同时他的第二本个人文集《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在学生的推动下得以出版,由先生和其学生策划主编的支撑区系类型学说的四集《考古学文化论集》也先后出版,更重要的是,1994年他着手对自己一生进行总结,撰写了《六十年圆一梦》一文,并加紧准备他定位为此生最后一本书、试图以通俗的方式将一生所知告诉大众的《中国文明起源探源》。对于此书,他的孩子、学生和他自己实际上都把此视为是他的最后一次冲刺和飞跃,最后一个交代,生命之花最后的闪跃。

苏先生是典型的读文物、读地书、读天书的新一代学人。关于他摸陶片、对陶片的熟稔程度,学界有很多近乎神话的传说。它喜欢看地图,如书中所称,先后翻烂了若干本地图集。我曾经和信立祥先生到先生在考古所的办公室汇报班村发掘情况,那办公室他和殷玮璋先生合用,基本上可以说是室徒四壁,连书和书架都几乎没有,但一面墙上一张巨大的地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回来后也专门买了一张当时北京书店里能够找到的最大最详尽的遥感卫星地图——是好多照片拼在一起、印刷时边缘都呈锯齿状的那种,挂在自己办公室最大的一面墙上,以方便在上边查看最新考古发现的具体地理位置。当然,苏先生并不是不读书。他不仅读书,而且关注当时学界乃至世界最新的进展与前沿。三十年代,滕固翻译了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苏先生即一读再读,我曾听考古所一位朋友说,他在该书的借记卡上发现苏先生曾经多次反复借阅该书。

苏先生从物和图、从考古面对的地书天书中的确读出了独特的内涵。他非常善于抓典型——典型器物、典型单位、典型遗址,然后形神俱似地概括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特征,并将它们当做特定的符码归于一个文化谱系性的时空框架中去认知其各方面的意义。正是这样,他从考古遗物遗迹的类型学研究中总结出区系类型理论,并早在1965年的文章中就对史前中国分布最为广泛、内涵极为庞杂的仰韶文化做出了独到概括

他的研究受到北平研究院生物学家等同事很深的影响并富有强烈的生命体意味,这不仅体现在重视仰韶文化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花纹图案,将其认定为玫瑰和菊花这样的种属,而且由庙底沟彩陶上的花纹联系到其使用者就是华山周边的华族,即传说中的华胥氏,同时把植物与动物学上的区系及其构成引入考古学文化分析。苏恺之回忆说,抗战寓居昆明期间,苏先生曾带他到其至交校友、著名植物学家俞德浚的工作室内,静静地看他整理标本,有意地从他那里仔细了解植物学里的分类方法。五六十年代俞德浚先生在他家里做客时介绍过,玫瑰和菊花都是发源自中国,直到近代(两百年前)才传播到国外,而其原产地就在华山、华县一带。直到1983年为了全国性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苏先生还专门向俞先生请教植物学中关于植物区系分类的含义。因此可以说,苏先生的类型学是将考古学文化当做生命体的类型学,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因此和动植物学的分类系统如出一辙。地层学、类型学、考古学作为近代进化论思想的具体表现,在苏秉琦先生这里得到了最深切的体现。

在昆明期间,苏先生还想筹集一点费用,去云南偏远地区搞些少数民族原始生活环境的调查和那里近于原始的陶器制作工艺流程、土法炼铁的过程调查等。苏恺之回忆说,此前当他听了俞德浚伯伯讲述的有些彝族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形态时非常着迷。这些动机实际上和后来兴起的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思想与方法已经很接近了。

苏先生还敏锐地认识到文化其实都是环境的产物。我知道有些人对区系类型学说为核心的所谓中国学派,对满天星斗和中原中心说的矛盾是忧虑和警惕的。但是,在先生看来,学术研究就应实事求是,对早期中国各地文化所体现的强烈的地方性不必避讳,他做了系统的归纳和表述。1992年5月2日他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今国家博物馆)八十年活动撰写题词时,明示了他对中国历史基本框架的最新构思,即“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在后面的注中他还解释道:“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苏先生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基于考古出土文物的客观的早期中国的历史过程和文明建构的可能方式——作为人,你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发展,你有您的地方性,但是相互之间并非孤立隔绝而是交流互动的,最终都汇聚到同一条文明的大河中。在严文明先生看来,这些不同的区系在中华文明大家庭中其实仍然保留为一个大花朵周边的不同花瓣——这就是中国——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有的,其实历史上也从未有一个王朝叫中国,但它就是这样的多元一体、早早就形成了仰韶文化这一核心,并经历了一个滚雪球一般的膨大过程和机制而逐步形成的。

苏先生不仅关注这个具体的考古学所揭示的物质性过程,也关注文化背后的人与文化的动力学,关注古代文化与现代族群的血肉与情感联系,其实他是在以最简洁的、中国化的方式,自觉和不自觉地在走过西方考古从经典的文化史重建、新考古学(过程主义考古学)、后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全过程,尤其在其晚年,他的很多学术命题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因此,先生非常重视古文化形成的环境,重视环境考古。第一届全国环境考古学术研讨会召开前夕,我和会议筹划者周昆叔先生到先生家里去拜访,先生年事已高不能与会,但欣然命笔为会议题写了自己对环境考古学的希望:环境考古之所以被提出,是社会与考古学科发展的需要,在自然与人的关系方面给以科学的阐述,从历史角度提高认识,更自觉地尽力建立人与自然协调的关系

苏秉琦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与方法和他从求学伊始对中国古史的困惑有关,更和他的北平研究院的班子及多学科关系密切相关。这是真正中国问题的考古学,科学的考古,开放的考古,围绕中华文明中心的考古——中国化的考古学。因此,苏秉琦先生的学术道路堪称中国考古学的缩影,而中国考古学又堪称近代中国由闭关锁国到开放探索、融入世界并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

苏秉琦先生是较早深刻地掌握了考古类型学与进化论精髓的一代学者。区系类型学作为先生和数代考古学人几十年探索的结果,不仅是从考古发现的遗物遗迹以类型学方法系统地归纳出一个中国大地上诸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发现并厘清了史前文化相互关系的演变谱系与密码,具有某种文化谱系学与动力学的特点。尽管这是世界考古学在文化史重建阶段的普遍做法,但却是中国学者在与世界学术主流相对隔绝状态下的自我探索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之后再一个一个地区地梳理从古文化到古城再到古国再到融入夏商周和秦汉帝国的全过程,然后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进程也几乎是这一理论顺理成章的自然延伸,因为早在30年代,他即受古史辨和现代西学的影响,包括后来马克思主义和郭沫若等的影响,立志要从考古角度修国史、写续编、探起源。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学术研讨会上,苏秉琦先生都曾反复提请大家注意:“考古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并以此为核心、框架,来系统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与发展脉络。”“为此,必须建立史论结合的、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或许就是他对中国考古学工作总任务的理解,和对考古学工作总目标、总方向的界定和把握吧!

为此,苏先生自己概括说,他遗址在探索如何绕出两个怪圈——司马迁以来传统历史观念的大一统和马列主义历史发展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主义的五阶段分析法,直面恩格斯借鉴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这一文明社会的历史原点问题。而苏先生紧紧抓住仰韶文化这个主体,从一种典型器物尖底瓶(也称酉瓶,苏先生认为是当时普遍使用的酒器),一种花纹(玫瑰花,彩陶上的主要纹饰),到文化谱系,进行庖丁解牛式研究。这种“文化谱系论”,亦可称“文化论”;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则可简称为“文明论”。尽管还缺乏文字等内证,一些概念与理论也嫌粗糙,但这个文化和文明的体系与要素对于民族(华族)文化(饮酒、礼仪)则确是非常具有解释力的一个考古理论假说。这样,苏秉琦先生得以从书本到实践,从大一统的文明史传说到具体并各有特色的考古发现,重新回到中华文明的整体性与连续性,最终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上回归探起源、修国史的原点与初心。

因此,谈到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还不得不谈其考古为人民服务的公共考古学,在近代与当下的中国语境下,这绝对是值得浓墨重彩予以描绘的一笔。在他看来,考古学不仅要揭示传统,而且要传承传统,建设现代,创造未来。解放前夕,他婉拒史语所同仁的邀请而选择留在大陆;早在1950年,针对考古事业需要加以改造以适应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议题,他就曾经发表过《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1964年他又提出了大遗址及其保护的重要性。在苏先生眼中,大遗址不仅是认识早期文化与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解开考古与历史之谜的钥匙,而且也是民族国家的命脉所在,考古不是简单地将东西挖出来满足专家学者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学术需求,“文物局的工作绝不是把几件物品保护好了那么简单”。

1988年,先生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的核心思想被作为当年高考的语文试题,数百万学子同时面对一个考古问题冥思著文,这让先生感到异常兴奋,并促使了他以八十高龄仍奋力拼搏,力图通过自己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将自己所知以自己的方式告诉大众。他把这看做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看做是以自己所学,对这块土地,这个民族的一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正确回答。”其实也正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一以贯之的逻辑追求,是典型的中国考古之路。

苏先生一辈子没有走出国门,但不代表他不关心国际,不代表他是独自摸索闭门造车,更不代表保守。他曾经认真、反复研读滕固翻译的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汲取植物学、民族学、环境学的营养,晚年也积极创造条件参与对外交流,为了验证区系类型,还专门向昔日的植物学同行虚心求教。苏秉琦先生的考古之路,是考古中国化之路,考古学科学化之路,考古多学科化之路,也是考古大众化之路,考古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利用之路。苏先生的考古学是开放的考古学,是与时俱进的考古学。苏先生在试图将考古学融入时代,融入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他的考古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同时他也是个世界主义者,他在世界考古中看中国,也希望能透过中国看世界,将中国当做世界的一元。在中国考古学会1989年的长沙年会和1993年的济南年会闭幕式讲话中,他都明确地表示过这个观点,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明确地指出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是什么。我们今天检讨考古学的苏秉琦之路,中国之路,就应该既更加深入地回答中国的有关问题,也要回答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过去遗产与现在及未来的关系等等这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疑古和文化自信丧失殆尽的时代,以苏先生等为代表的几代考古学家曾经力图重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其实是试图重建民族记忆和文化自信。因为群体记忆是构成群体经验与价值认知的基础——那怕是已逝而又重新建构的记忆,也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们应该注重这建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让建构的记忆尽可能建构在事实客观性的基础之上。最终是要重建我们和这个世界物人关系的合理合法性。由疑古、探古到当下的文博与文物保护利用,我们实际上是行进在这样一条道路上。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世界考古学界的一笔宝贵的遗产,是中华民族重新认识自身、认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谋求伟大复兴具有实证性意义的一块基石。

本文原名《从苏秉琦看考古学的中国化之路——兼谈从疑古西化到早期中华文化的区系类型学与多元一体说》,刊于《南方文物》2018年3期。苏恺之:《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文中引号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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