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87年12月，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久的中国首批提交申请的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6处名胜古迹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迄今已经30周年。30年来，不仅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世界遗产热，世界遗产运动也在世界各地持续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北京故宫 @故宫博物院世界遗产热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现象。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

1987年12月，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久的中国首批提交申请的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6处名胜古迹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迄今已经30周年。30年来，不仅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世界遗产热，世界遗产运动也在世界各地持续发展，越来越深入人心，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北京故宫 @故宫博物院

世界遗产热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现象。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前半段是热战，两次世界大战几乎卷入了当时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数千万生命成为炮灰；后半段是冷战，世界被两种意识形态的铁幕分割并尖锐对立，数万枚核弹相互瞄准，双方都时时威胁准备按下具有终极毁灭意义的按钮。20世纪的人类也进行了全球化时代最具创造性的制度探索，包括在二战之后创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试图从体制安排上消除战争对人类的威胁，创建教科文组织，试图促进和平文化建设，实现人类在智力上和道义上的提高与团结，从思想观念上制止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在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铁幕下，文化与自然遗产因其珍稀和直观性以及千百年来凝结的不言而喻的普世意义而成为对话的良好突破口和对立中的一抹亮色。

从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遗产的海牙公约》首次明确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和价值观，到1960年苏联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大坝时，美英法等发动对淹没区文物古迹的国际性合作抢救，到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出台，“共同的遗产，共同的责任”成为全球性共识。进入新世纪之后，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辅相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制定的这一系列与文化和人类遗产有关的国际性重要文件，构成了遗产保护与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其中1972年公约是迄今为止缔约成员国最多的一个国际公约，公约所设立的《世界遗产名录》更是成为教科文组织最具号召力的旗舰项目。

因阿斯旺大坝修建而启动的“拯救努比亚行动”

阿布辛拜勒神庙整体搬迁 @Ramses II

上述公约虽然多冠有保护之名，其内容却并不完全是关于保护。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为例，列入名录的遗产千百年来原本就一直在那里，因为有了公约，它们才被重新认知、评估，其真实性、完整性被在信息传递与价值传承角度重新定义，其突出而普世的价值被系统归纳为六个不同的方面，而20世纪一些人类的天才创作也引起关注并被纳入，围绕遗产申报和保护、监测、传播、利用在内的各项工作都不断提出与时俱进的科学标准，以引导世人从历史、科学、工程、美学、社会等各个角度围绕遗产展开对话，寻求共识与合作。世界遗产成为一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要事业。

中国虽然加入公约较晚，但是我们快速追赶，后来居上，已有50余处遗产被列入名录，成为总数第二的遗产大国。经过这30年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从完全不了解世界遗产，到开始熟悉世界遗产的规则，再到在整个世界遗产的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分享中国的遗产和智慧，成为世界遗产事业的重要的推动力量。30年来，由世界遗产引领，我们对文物和遗产的认知、保护、利用、管理各项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30年是中国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跨越发展的30年，全社会普遍认识到文物和遗产是宝贵的财富，是发展的资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俗话说三十而立，在参与世界遗产运动30周年之际，我们既应该全面盘点收获，也应该深入反思世界遗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在20世纪、在未来的实质是什么？依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经验和认识，我们还可以对世界遗产运动做出怎样的贡献？

毫无疑问，每一个被列入名录的项目都独一无二，50余个中国遗产更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群体和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它们不仅向世界展示中国，也在与其他世界遗产和其他文化文明的比较与对话中让我们重识遗产，重识自我，重构认同。同时，参与既意味着共享，也拥有世界性意义，至少是文化与自然多样性的意义。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它们作为祖先创造、传诸后人的本体特色、过程特色，也应该寻求它们对于当代人、未来人和全球化时代所有人新的意义。

为了提升申报、监测、管理、研究等世界遗产相关工作，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即现在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中心参与的首个申遗项目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该项目2013年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了总结经验，2017年该中心特别组织了重返哈尼活动，结果却发现尽管成为了世界遗产后让梯田和哈尼更加出名，游客更多，但却有更多的当地年轻人出去打工不愿意回来，而哈尼梯田作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他们的回归和参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应该以什么样的定位和措施来吸引年轻人重返自己的家园？如何理解作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的哈尼梯田的相关要素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变与不变？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元阳县哈尼梯田管理局

这一问题也应引发我们重新审视到底谁是遗产的主人这一常被挂在嘴边的深刻问题。如上所说，遗产是先人创造并传诸后人的，但是在具体的遗产地则有着不同的实际问题，也开始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参与遗产的保护、传承与维系。先人及其后代、原住民、当地人、包括游客在内的外来人、遗产和相关专家、政府部门等等，还有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可以称为是遗产的利益攸关方，或者遗产主人。入选世界遗产，也意味着保护的对象、内涵、标准与价值、功能诉求的日益复杂化。世界遗产很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共同的遗产，这种共同性和公共性不仅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文化与文化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也提出了重构人与遗产关系乃至重建遗产社区这样的基本需求。因此，围绕具体遗产地的这种共同和公共性是圈层式、网络式的，而非单一的或者金字塔式的。历史上，人们曾经为了财产和不同的信仰而头破血流，而每一个人类社群共同体的建构——小到家庭、家族、团体、机构，大到民族、国家，都是漫长的生产、生活历史千锤百炼的结晶。那么，未来的遗产社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又如何运作？

今天，全球化历程已不可逆转，好在我们已经拥有包括共同的遗产这样一个串起古今未来的更好的信息交流媒介与沟通方式。世界遗产事业昭告全体人类，我们不仅拥有共同的祖先，基因，共同的遗产，有共同的过去，也有共同的地球家园和未来，人类作为无法分割的命运同共体，也必然有着风雨同舟的共同命运。因此，围绕世界遗产提升认知，开启对话，为了未来，保护过去，打造让历史、现实与未来会面的更具科学审美和理性的对话平台，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创新利用，追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合理化和最大化，是国际社会尤其是遗产专业机构的共同责任。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16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