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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演变——浅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摘要: 价值的演变——浅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原创 2016-08-24 吴双朱学莘郭温译 清源文化遗产 清源文化遗产微信号 mobiheritage2016 年盖蒂保护所的《春季通讯》策划了有关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文章是圆桌讨论版块中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 处长郑军和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吕舟教授的部分发言。我们节选了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当前问题、真实性、遗产类型演变、管理能力建设及未来 ...

价值的演变——浅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2016-08-24 吴双朱学莘郭温译 清源文化遗产

清源文化遗产
微信号 mobiheritage
2016 年盖蒂保护所的《春季通讯》策划了有关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题。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文章是圆桌讨论版块中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秘书 处长郑军和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吕舟教授的部分发言。我们节选了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当前问题、真实性、遗产类型演变、管理能力建设及未来发展的六个 问题与大家分享,当然也谈及2015年完成修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杰佛瑞•莱文:目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樊锦诗:人们对文化遗产缺乏足够的尊重,不够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无法领会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缺乏遗产保护的法律意识,相关的法律并没有贯彻执行也是存在的问题之一。以上这些都导致文化遗产不能被妥善地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这对文化遗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压力。一些遗存已经遭到损坏,甚至一些已经消失。文化遗产周边充斥着商业化与城市化,如果将其交由商业公司管理,将可能遭到掠夺性经营和过度开发,给保护带来更多问题。

郑军:两个最突出、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建立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和大众旅游。遗产保护专业团队的壮大远远滞后于快速增长的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需求与投入。在过去的十五年中,登记在册文物的数量已从30000处增长到766000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由750处增长至将近4300处,其中很多为大遗址。长城绵延超过21000公里,京杭大运河纵贯八省。遗址越大意味着对保护与管理的需求越多,保护措施也更加复杂。过去,保护的主要目标是结构加固和环境改善。现在,保护规划、安保设施、灾害防御措施、监测、阐释与展示也成为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与这些要求相应增长的是政府在遗产保护中的投入。在过去的五年中,政府在遗产保护领域投入了14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亿美元。相较于这些增长,保护与管理团队的发展相对缓慢。截止2015年底,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资质的机构与企业刚超过200家,而能够承担此类遗产保护管理项目的个人不到3600人。能力建设将是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随着旅游业的壮大,遗产地有限的承载力与旅游需求的差距日益拉大。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中国游客的数量从不到10亿壮大至40亿以上。与此同时,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国家级遗产名录的数量也有显著增加。然而,大多数遗产地在被纳入国家级遗产名录之前就已向公众开放,因此文化遗产地的总承载能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由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并力争提供高品质的游览体验,越来越多的遗产地管理者开始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如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众多遗产管理者已探索了增加客容量的途径,比如北京故宫开放了更大的游览区域,莫高窟提高了游客流动率。虽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游客超载的现状。考虑到遗产地游客数量的不均衡,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当地政府的规划。

吕舟:对文化遗产价值的理解是一个关键问题。2000年之前,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被认为是遗产的主要价值。由于这些价值,遗产成为艺术发展及历史事件的见证,保护意味着保存物质的真实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更重视乡土建筑遗产和历史地段的保护。在一些案例中,当地政府曾将居民异地安置,将遗产地由居住改为以旅游为目的的商业用途,造成了当地文化与传统的消失。随着国际上文化多样性保护运动的兴起,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都备受重视。对文化价值的理解成为提升中国遗产保护和管理的重要一步。尽管针对遗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仍存在诸多争议,但广泛的认知已开始影响到中国的保护与管理实践。


图/敦煌莫高窟参观预约平台

莱文:如何保护中国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的真实性?

樊:在不同的遗产地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护存在着很大差异。可能只有少数的文化遗产地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保护法》和《世界遗产公约》进行管理。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不当开发和利用会影响遗产真实性的保护,使其难以保存。

郑:一般来说,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一直保存完好要得益于近代以来的国家政策。早在1932年,中国遗产保护的先驱梁思成先生就认为,保护历史建筑最好的方法是保存它的“现状”,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真实性保护原则。20世纪50-60年代,这一观点被纳入国家政策文件中。1982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了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以保护遗产的真实性。由于“原状”一词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2000年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发布,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第一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称《中国准则》)对这一术语进行了明确阐释,澄清了关于“原状”的长期争论, 这些内容全部在《中国准则》修订版中得到延用。通过长期建立起的专业咨询体系,中国的保护实践一直遵循这些原则,其中保护遗产的真实性是保护规划评估、方案设计、实施和验收的基本内容。随着新近保护理论的发展,对真实性的保护由物质层面扩展到非物质层面——即用途、功能、精神和传统的真实性。

吕:建成遗产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纪念物和活态遗产。纪念物作为人类创造力与历史的见证,主要价值集中在艺术和历史方面。这类遗产最重要的是材料的真实性。如果失去了材料真实性,纪念物就失去了见证意义。对于活态遗产来说,其价值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它的真实性体现在文化精神与特性。活态遗产与活态的文化环境有关,它的主要价值集中在文化和社会方面,因此保护文化传统对于活态遗产的保护非常重要。


图/青海和日石经墙

莱文:中国文化遗产类型的演变有什么重要意义么?

吕:世界遗产名录对中国文化遗产类型的演变有很大的影响。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政府组织了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致力于探讨文化遗产的新类型,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20世纪建筑遗产、乡土遗产和工业遗产。这些遗产类型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遗产的价值,强调了文化遗产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例如,2009年五台山被提名世界遗产时就突出了其作为佛教圣山对佛教信仰传承延续的价值。西湖和红河哈尼梯田则强调了文化对自然的影响。中国境内包含22个遗产点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主要突出了其对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意义。遗产类型的演变不仅增强了人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还促进了遗产地管理机制的加强,协作机制的建立拓展了遗产保护的界限,将保护与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樊:遗产类型的演变现在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样才能深化不同类型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保护工作,从而进一步促进类型中各遗产构成要素的保护。明确文化遗产的不同类型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可以有效改进遗产管理,逐步升级保护工作。

郑:从1961年以来国务院公布的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就能看出中国文化遗产类型的演变。第一批公布的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名胜古迹。到了1982年,有科学价值的工程类遗址,比如仍延续使用功能的、两千年前将成都盆地滋养为中国最富饶的农业用地之一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被列为国保单位。1988年,灵渠成为第一个列入的运河类遗产。1996年,中国第一口油井被列为首个现代工业遗产地。同时,一些带有殖民色彩的遗产(shared built heritage),如上海外滩和广州沙面岛也被列入其中。2001年,第一个核武器研究基地被列入。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这种演变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也许最大的影响在于保护和管理,可以归纳为以下内容:遗产地不再仅仅被视为单纯的能反映过去变迁被专家们用来推判历史信息的载体。相反,它们是可以用来持续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的资源。遗产的保护管理不仅是国家文物局的责任,也要靠国家文物局会同其他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共同努力。现在对遗产本体的保护已经转变为对其历史环境的保护,在飞速变化的时代保持了社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原先单一的管理方式也过渡为对遗产地的多样化管理。


图/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来源:网络

莱文:对遗产地管理者们来说,当前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分别是什么?

吕:管理人员一直是遗产地管理水平提升的关键。他们的培训水平和道德素养是最重要的因素。充足的资金支持,收入的增加以及培训的开展,都能对此有所帮助。社区支持力度提升所带来的影响在中国刚刚开始显现。

樊:遗产地保护和管理的资金严重不足。《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事业性收入应专门用于其保护与管理。然而,大多数遗产地,尤其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所需的资金仍然无法得到保障,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导致工作人员失去了提高保护与管理能力的改善的机会。由于思想意识和地方财政经费的不足,相较于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文化遗产的利用和开发。不同遗产地旅游发展不均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对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均产生了负面影响。要想解决该问题并非易事,必须费大力气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就其管理开展综合研究。

郑:能力建设和日常维护资金是遗产地管理者面临的两大挑战。中国绝大多数文物保护单位的人员配置都十分有限。即便遗产地不需要采取大规模的保护干预,遗产地管理者也应该对其实施足够的维护和监测,在发现重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为此,需要对员工进行大量培训,而绝大多数遗产地都不具备这种条件。日常维护资金的匮乏是长期存在的问题。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重大保护干预的资金往往容易获得,而日常维护的资金则没有纳入政府遗产保护的财政预算,因而需要遗产地管理者自行筹措。对于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的遗产地而言,这对遗产地管理者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过,我确信未来将有更多资金投入到遗产保护中,能力建设水平将进一步提升,遗产保护将获得更多公众的支持,旅游业的影响将通过更均衡的游客承载分配而得到更好的管理。


图/国庆期间的八达岭长城,来源:网络

莱文:在您看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会如何发展?中国始终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种情感对于保护本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否有足够的帮助呢?

樊:概括来说,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陆续筹备并颁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相继成立。各级别文物的名单(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已确认并公布,文化遗产的管理办法已制定并实施。过去的二十年来,文物主管部门制定了保护管理规划,并完成了大量文物的抢险、加固和维修工程。为进一步增强预防性保护能力并降低风险的发生,现代技术已应用于遗产的保护、监测和分析,并已开展科学的保护研究和保护培训。当今的中国,许多人已经认识到在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文化进行保护。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文化遗产,但要取得必要的改进还需要一段时间。

郑:在未来的五十年间,遗产保护对于中国而言将日益重要。因为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不断提倡保护文化遗产,公众对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强,支持力度加大,参与度更为广泛。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的文化需求也有所提升,年轻一代在更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学校更加强调经典读物、文化传统和古老仪式等方面的教育,博物馆和文物古迹可以更好地帮助儿童认知文化。比起他们的父母,年轻一代对文化遗产的兴趣将更为浓厚,因此更注重对其的保护。文化产业的繁荣使更多资金流入遗产保护领域,由此进一步推动了遗产的保护发展。

吕:在中国,遗产保护已变得更为重要。2000年以前,遗产保护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和一项技术工作,如今则被视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课题。2000年以前,大多数人将保护视为处理古代的东西,如今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护对于改善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起着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保护遗产的队伍中来。

中国的遗产保护正沿着两个平行的方向同时迈进。其一是作为历史见证的纪念物(重要历史建筑)的保护,其二是文化多样性(包括地方和国家)的保护。中国共有56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就已逐步开展了部分民族乡土遗产的保护。1994年,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成功登录世界遗产。此后,丽江古城、红河哈尼梯田、土司遗址相继列入。同时,普洱景迈山古茶园、大理苍山洱海风景区、藏羌碉楼与村寨、侗族村寨、凤凰古城、黔东南苗族村寨已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1998年,中国启动了与挪威政府的合作项目,在贵州建立了保护当地文化的生态博物馆。


图/普洱景迈山古茶园

莱文:在刚刚修订完成的《中国准则》修订增加了新的遗产类型。修订版《中国准则》给遗产地保护与管理带来了哪些潜在的影响?

樊:《中国准则》的修订是十分必要的。修订中对2000年版《中国准则》的章节进行了调整,增加了合理利用的章节,与中国文化遗产工作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相适应。这种调整对改善以往实践中“重利用、轻管理”的现象,并对提升遗产地管理水平大有裨益,同时强调了管理对于改善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总之,修订版《中国准则》是对原版内容的完善和深化。

郑:修订版《中国准则》增加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和遗产运河三种新的保护类型。它们均属于系列遗产,即其整体价值大于单个部分价值简单相加的总和,对任何个体部分造成的损害会对整体构成威胁。这种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需要将单个遗产要素置于整体的保护、管理和阐释框架下,并强调其对整体价值的贡献。这就需要建立全面的管理机制,制定整体的保护规划和各遗产点间的协调机制。第二,各独立要素的保护水平应该保持相对恒定的标准,确保没有任何要素处于欠佳的状态。这就需要定期的员工培训和各遗产点之间人员的交流。第三,因为这类遗产通常拥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因此政府部门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除上述影响外,每种遗产类型也都有其各自的需求。文化景观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因此自然要素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背景环境,而应作为遗产整体的一部分。北京明十三陵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独特的风水促使明代皇帝将此地选为王陵,以延帝祚。明代法典《大明律》中也相应颁布了保护皇家陵寝风水的条款。风水作为陵寝整体的组成部分,应该与陵墓本体受到相同的保护。还有一些文化景观是无形遗产的产物,它们的保护依赖于这份遗产的延续。红河哈尼梯田美丽的景观是当地农业的产物,只要这种农作体系得以保持,其景观就能延续下去。对于文化线路来说,它们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反映,更重要的在于它们见证了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在保护物质遗存的同时,将沿途文化交流的故事讲述出来是关键所在。遗产运河则是历史技术、工程成就和文化交流的典型展示。

吕:修订版《中国准则》是基于中国的保护实践,尤其是2000年后的实践,制定而成的。增加新的保护类型是发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关键,它实现了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第一版《中国准则》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挑战而制定的,它侧重于文物建筑和考古遗址的保护,将中国文物保护置入国际文物保护原则的框架内。2000年后,国家的文物保护预算大幅度增加,许多重大保护工程相继启动。2000后中国的保护实践促成了《中国准则》的修订:制定保护管理的总体规划有助于对遗产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讨论;保护文物建筑促进了有关真实性的讨论;考古遗址的保护有益于遗产环境和阐释的讨论;保护文化景观和乡土遗产有助于不可移动文物的整体性、文化传统以及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讨论;保护工业遗产和现代建筑遗产促进了遗产再利用的讨论;保护建筑彩画和壁画有益于技术和材料的相关讨论。修订后的2015版《中国准则》既是对当前中国保护实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遗产保护与管理的重要指导。

图/2015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吴双、朱学莘、郭温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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