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视点 | 乔云飞：面对自然灾害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
四川乐山大佛脚趾被淹
今年6月我国进入主汛期以来，局部极端气候变化趋势明显，强降水多、局部降水强度大，南方地区洪涝等自然灾害较为严重，山区中、小河流域洪涝灾害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较大，文物安全形势严峻。
7月10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汛期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文物部门保持高度预警状态，与当地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加强协调沟通，事先制订应急预案和应对策略，认真排查，增强应急能力。各地积极响应，立即开展了险情排查、风险评估等工作，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遮盖、加固、抢修、防渗、排涝，以及提前转运可移动文物等措施。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积极行动，做到了发现文物受损及时抢险、上报，同时细致搜集损毁文物建筑的建筑构件，以为灾后重建创造条件。据统计，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西、湖北、重庆、广东、福建、贵州、浙江等省份不可移动文物遭受不同程度损失。以江西省为例，截至 7 月 31 日，江西全省因洪灾受损的不可移动文物达 226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57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94 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50 处；主要涉及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等文物类型。
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的相争共存是永恒的课题。毋庸置疑，多年来，各级文物部门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就应对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工作而言，我们仍处于灾后应急阶段，以抢险资金支持和实施抢险保护项目等方式为主，基于文物灾前预防保护和风险管理理念的系统性体系尚待建立并完善。有道是“亡羊补牢未为晚，曲突徙薪尤堪赞”。
我国是世界文物大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重要载体，其分布地域广、时间跨度长、形态种类多、具有独特性。我国又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然灾害呈灾种类型多、突发不可控、影响范围大、破坏性强等特点。众所周知，不可移动文物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自然灾害一旦降临，必然会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影响乃至破坏。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次生衍生灾害呈增加趋势。因此，防患于未然，全面提升不可移动文物应对自然灾害风险防范能力，是我国新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又一重要使命，也是国家文物保护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并重转变”。立足我国国情，需要秉持怎样的理念以及如何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构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如何科学应对自然灾害对不可移动文物破坏的影响，推进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防范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是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能力必须回答的新课题。
借鉴国际经验，形成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新理念
安徽旌德乐成桥被冲毁
2016年9月16日，台风莫兰蒂直击鼓浪屿，给正在申遗的鼓浪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地方政府、鼓浪屿管委会、当地社区及利益相关者共同携手抗灾救灾，鼓浪屿灾后保护恢复受到国际组织好评。对此，总书记批示，“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传承下去”。
努力减少与自然灾害有关的风险对世界遗产影响的问题一直是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1972年UNESCO制定了《世界遗产公约》，要求各国政府充分确认本国文化遗产，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保护，以降低任何灾害造成的破坏。伴随着自然灾害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巨大损失，从20世纪80年代起，ICCROM（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和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机构围绕文化遗产自然灾害先后提出预防和修缮措施。1996年起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了“建筑遗产结构分析和修复国际科学委员会”“风险防范国际委员会”和“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监测和日常维护的联合国组织教席”，出版了《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定期检查、维护、监测、风险评估、灾害预防和风险管理等理念方法被逐步纳入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防范的新范式。
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我们应该与世界同步，在总结敦煌石窟风沙防治、鼓浪屿台风救灾以及汶川、玉树重特大地震后文物恢复重建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研究不可移动文物的自身易损性，按照“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的要求，2019年，科技部、国家文物局设立了“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研发专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题任务）。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始了“文化遗产灾害风险评估及防灾体系建设”研究，并在2020年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研究”。基于前期研究认识，针对自然灾害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的损毁破坏，关键在于如何控制或消除引起损毁破坏的主要因素；通过技术与管理工具，逐步实现“文物风险可预判、防护措施可前置、应急响应可联动、灾后保护可持续”的理念。
近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预警体系总体规划》，搭建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并于2013年上线运行。
完善顶层架构，建立健全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
湖北襄阳古城墙坍塌
基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载体”灾害系统理论和世界遗产风险管理理念，针对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的属性特性、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的地理分布灾害情况和保护利用状况因素等，文物本体脆弱性、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是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的主要对象，灾前预警防护、灾中应急处置和灾后保护修缮是灾害管理的主要环节。基于此，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框架应包括风险评估体系、监测体系、预防体系、应急处置体系四部分，强化对文物本体、文物所处环境及相关致灾因子的管理。
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体系
风险评估是科学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首要任务，其内容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保存现状风险评估、文物价值评估和管理风险评估等。因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地理区位、结构构造和材料工艺等属性构成较为复杂，所以不能按照一般的建（构）筑物的评估方法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风险评估，需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的特点，归纳其自然灾害风险特征，从而构建面向不可移动文物的“文物本体脆弱性-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体系。
不可移动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体系包括三个环节。一是采集文物自然属性、历史属性、文化属性、保存现状及保存环境等基本信息，分析其材质、结构、工艺、病害等特点，利用综合指数法评估不同尺度下不可移动文物脆弱性。二是归纳自然灾害在持续性、普遍性、延迟性和危害性等方面的风险特征，利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将历史灾害数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评估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致灾因子危险性。三是在梳理文物本体所在区域孕灾环境基础上，分析研究不同文物类型与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对应的孕灾环境类型，并结合历史灾害数据，评估不可移动文物孕灾环境敏感性。
搭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体系
围绕灾害评估得出的文物本体脆弱性、自然灾害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针对监测的类型、范围、尺度、精度、周期、等级、设备等相关联内容，从系统工程论出发，采用案例分析、专家知识及技术解构方法，借助GIS、BIM等三维模型仿真系统，通过决策树算法和关联规则分析方法，确定监测指标、监测对象、监测数据、监测技术等。针对监测数据分析处理，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确定监测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及存储的原则与要求，厘清监测数据相关性、趋势性等分析处理的需求。开展多源监测数据融合处理模型研究，确定文物本体-致灾因子-孕灾环境之间的监测策略，搭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体系，以实现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监测的一体化和精细化。
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预防体系
在风险评估和监测体系的支撑下，建立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灾前预警防护体系，为后续有效的应急处置和灾后保护修缮提供支持。灾前对于致灾因子采取一定的控制策略，以降低自然灾害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破坏程度。虽然许多自然灾害是无法人为控制的，如地震，但是地震引起的次生灾害滑坡、崩塌是可控的。而往往是这些次生灾害导致文物直接破坏，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都江堰二王庙的破坏就是由于地震诱发的滑坡引起的。对于文物所处的孕灾环境可采取改善策略，以减少区域自然灾害等级，降低灾害损失频率，如文物周边的河道整治、完善排水系统等。不可移动文物特性决定了其文物本体就是自然灾害的承载体，对于文物本体首先进行文物全要素信息采集，为灾后保护修缮提供完整的数据和信息支撑；其次应进行定期的维护和必要的加固维修，从而提高不可移动文物抵抗自然灾害破坏的能力。
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体系
为了将不可移动文物在自然灾害中的损失降至最小，构建科学合理的应急处置体系也是风险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应对与管理首先要确立防范机制，提高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做好巡查监测和日常维护；夯实基础研究，提升灾害风险辨识能力，编制灾害专项规划和实施防护项目；建立联动制度，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制定应急预案和开展应急演练。
应急响应机制方面，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建立科学合理的应急响应机制是减少不可移动文物灾中损失的有效管理手段，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3月公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指出，应急响应机制包括灾中组织指挥体系、灾害响应、信息报告和发布、国家应急响应、灾后恢复重建、保障措施等方面。因此，应明确从基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到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在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中的责权和协调管理机制；应急措施方面，从技术层面上分析，应根据不同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所应对的不同灾种，围绕不可移动文物灾中抢险和灾后保护恢复，制定不同的应急处置措施。
加强科研攻关，逐步推进不可移动文物监测预警平台建设
湖北郴州观音阁被洪水围困
基于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需求，围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的灾情要素信息获取、风险评估及风险图构建、监测预警与应急处置等，加强与灾害、地质、水文、空间信息等专业领域的科技合作，攻克“卡脖子”难题。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区划研究，编制风险区划图。以风险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社会公众对风险信息的关注点和需求为导向，结合单灾种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和多灾种耦合风险评估模型，定制面向不同用户的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差异化专题风险图。实现文物本体受灾过程中自然特征、模型模拟结果、实际灾害损失和应急抢险预案的可视化表达，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做好不可移动文物灾前预警防护、灾中应急处置、灾后保护修缮提供支持。
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已形成国家、省和遗产地三级互联的动态信息监测预警管理平台，为各遗产地开展监测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利用大数据知识发现“新引擎”战略资源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基础，建设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监测大数据科学管理平台。针对自然灾害频发和大量文物无监测、无值守的现实矛盾，亟须按照文物等级、类型，在全国范围内分批次建设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监测网。借助遥感等空间信息技术“无人值守”科学观测优势，弥补不可移动文物监测数据空白问题，实现省、市（县）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灾后受损评估，并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修复提供“热点靶区”知识信息。通过对文物本体与赋存环境敏感指标的一体化定量监测、数值分析、风险预警，实现自然灾害风险“早发现、早排查和快应对”。
几点建议
完善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管理法规制度体系
借助文物保护法修订契机，积极推进将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管理相关内容予以纳入，建立和完善不可移动文物风险管理体系。出台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等相关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的范围、主体、对象、条件、程序、期限、责任。
加大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防治协同能力，
纳入国家防 灾减灾应急体系
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工作，有赖于政府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形成合力，形成面向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框架，及时有效地共同解决问题，实现大（省域）、中（县域）、小（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尺度的风险管理框架和应急处置方案的整体融合。
加强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的标准化建设
加大面对自然灾害的不可移动文物易损性分析研究，加强古建筑、石窟寺、古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病害评估与保护加固技术、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防范区域规划、不可移动文物灾害应急措施等标准制定。加大技术方法、标准、专用装备与产品等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研究成果的培训，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管理意识，切实提升不可移动文物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与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
编辑：宋梦寒 张怡
审核：李政
本文刊登于2020年8月28日《中国文物报》第5版专刊投稿邮箱：wwbbaoh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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