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昭陵碑林”中，收藏了一合墓誌，它就是阿史那忠与其夫人定襄县主合葬墓出土的阿史那忠墓誌，其墓誌中有一段话，提到了唐太宗宠妃韦贵妃的身世。墓志云：“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母京兆韦氏，郧国公孝宽之孙，陈州刺史圆成之女，夫人又纪王慎之同母姊也。”其意思就是：阿史那忠夫人李氏，是隋代齐王友李珉之女，是纪王李 ...

在“昭陵碑林”中，收藏了一合墓誌，它就是阿史那忠与其夫人定襄县主合葬墓出土的阿史那忠墓誌，其墓誌中有一段话，提到了唐太宗宠妃韦贵妃的身世。墓志云：“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母京兆韦氏，郧国公孝宽之孙，陈州刺史圆成之女，夫人又纪王慎之同母姊也。”其意思就是：阿史那忠夫人李氏，是隋代齐王友李珉之女，是纪王李慎同母异父的姐姐，母亲为韦贵妃。

韦贵妃墓

韦贵妃：名珪，字泽，京兆杜陵（今长安县）人。韦贵妃出身于贵族家庭，初嫁隋齐王友李珉，生定襄县主。李珉之父李雄，隋大业九年从杨玄感起兵反隋，兵败伏诛，家被籍没。韦氏后遂为李世民妃，生临川公主李孟姜和纪王李慎。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永徽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册拜为纪国太妃，麟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薨，春秋六十九岁，乾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陪葬昭陵。

韦贵妃是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众多嫔妃中较特殊但却又是最受恩宠的嫔妃之一，说她特殊，那是因为她在嫁给李世民之前，曾经嫁人并与前夫生有一子。那么，千古一帝李世民何以迎娶一位已婚配女子，就不得不让人对封建体制下的唐代妇女的再婚问题唏嘘不已。然在韦贵妃的墓誌文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关于韦贵妃改嫁大唐皇帝李世民的任何信息，其原因我们便不得而知。韦贵妃以已婚配女子身份，再嫁秦王李世民，但并未因其是再婚而受到宫廷歧视，相反很受李世民宠爱，并被册封为贵妃，位居正一品之首（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其地位仅次于长孙文德皇后。且在长孙皇后死后，韦贵妃即为宫中位至尊者，管理后宫一切事务。由此可见，唐代皇室对待女子再婚之事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教条，那样严格。

翻开《新唐书·公主传》可见，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的就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五人甚至有三次改嫁的历史。如著名的高密公主、新城公主、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都曾改嫁过。《新唐书·公主传》云：“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房陵公主，下嫁窦奉节，又嫁贺兰僧伽。”；“安定公主，下嫁温挺，又嫁郑敬云。”；“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再嫁刘玄意。”；“遂安公主，下嫁窦达，达死，又嫁王大礼。”；“晋安公主，下嫁韦思安，又嫁杨仁辂。”；“城阳公主，下嫁杜荷，又嫁薛瓘。”；“新城公主，下嫁长孙栓，更嫁韦正矩。”；“太平公主，下嫁薛绍，更嫁武承嗣。”；“安乐公主，始嫁武崇训，又嫁武延秀。”等等。皇室如此，达官贵人间的婚姻转换便是效仿无疑了。由此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仿佛早已被大唐皇室贵族的贵胄们淡忘了。

韦贵妃墓志盖

新城公主墓志盖

中国封建社会里，关于女子再嫁的问题一直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大事，特别是两汉以来，社会规范中关于禁止女子再婚的问题已更加严格，封建思想提倡男子三妻四妾，却对女子的婚姻自由加上一把沉重的枷锁，大力提倡、大肆宣扬“贞节烈女”的事迹。岂不知一个虚无的称谓下，隐藏了多少“贞节烈女”说不清、道不尽的苦楚。

究竟哪些因素使唐代皇室贵族对女子改嫁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首先，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经济、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特别是和北方异族的游牧文化的交融，使唐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等都有了前卫性的发展。这一点从唐墓出土的文物和壁画中有大量的女子着男装、着胡服、戴胡帽、胡服骑射的情形可充分体现出来。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皇室贵族的婚姻观念。可以这样认为，从唐初开始，在社会舆论、官方立法、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对女子再婚这一问题显得非常宽容了。

其次，有学者根据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唐太宗李世民的画像推测：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同样，昭陵碑林中收藏的明崇祯五年立的《明唐祠记事碑》中线刻“唐文皇小影”中，唐太宗的形象便是一脸络腮须且胡须卷曲，也有学者以此猜测唐太宗为鲜卑族人。据《二十四史》记载：李世民的父亲系西凉武昭王李暠的直系后裔，他的曾祖李虎是西魏北周开国功臣。李虎的儿子李昺被封唐国公，娶了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独孤氏。李昺的儿子就是李渊，他娶的是鲜卑贵族窦氏。这一点从血统上证明了唐朝皇族是鲜卑人。无独有偶，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祖先也为北魏拓跋氏，为少数民族血统。

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故事。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丈夫死后就嫁给了丈夫的两个儿子，唐高宗李治立了其父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李隆基娶自己儿子李寿的妃子杨氏并封为为贵妃等等。这在汉人的传统道德风俗中是乱伦的、耻辱的、是坚决不允许的。但这是胡人的习俗，为世人所说不清、道不明。故而，唐代皇室贵族女子再婚现象对于李唐皇室来说，在他们的道德规范里，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社会常例。

再次，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就诞生在这一时期。武则天执政后，大力提高妇女地位，自己曾公开设立“仙鹤阁”（又一说是“控鹤监”），实际和男性皇帝的“三宫六院”性质相同，育有面首三千，并命最受宠幸的张氏二兄弟掌管“仙鹤阁”。诚然，唐时妇女地位的提高，无疑也是女子再婚现象的助推器。

我们列举了许多大唐皇室公主的再婚现象，好像看到了唐朝时期封建思想对皇室贵族女子的再嫁似乎没有多大束缚，仿佛人们对看待孀妇改嫁问题是非常宽容的。但实际上民间普通老百姓是否也对女子再嫁问题持同样态度？由于史书列传对普通百姓不予记载，我们只能从极少的相关资料中寻找例证。在《唐代墓志汇编》、《续编》收录的三千多个墓志中，有混合改嫁史的妇女只占十例，而明确记载妇女坚守贞洁者就多达二百六十四例之多。而我们也从不少民间传说中听到了许多关于贞节烈女侍奉公婆、抚育子女、主持家务等的感人守节故事。即使是有女子再嫁，绝大多数也是为了幼小子女，被生计所迫，选择改嫁，也是无奈之举，并且也会受到周围人群“道德舆论”的强烈谴责。

阿史那忠墓志盖

阿史那忠墓志盖拓

阿史那忠墓志中记载关于韦贵妃以再嫁女子身份嫁入大唐王朝并尊为贵妃，是唐时皇室贵族女子改嫁的实物例证，然联想到了唐时民间女子的再嫁问题，我们便可知初唐时期对待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态度，只在皇室贵族之间出现的“常例”，当时社会主导的舆论还是遵循理智的精神，提倡合乎纲常的男女观念，提倡贞节、鼓励守节，大部分民间妇女还是受着封建体制的束缚，生活在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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