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月29日晚入睡前，突然得知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吴伟鸿先生数分钟前仙逝的噩耗，惊愕、悲痛、压抑之情同时涌现，以致久久不能入睡，与吴先生二十多年交往的情景若隐若现的浮现在眼前。　　1.香港初识。　　199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筹划了全港考古调查，中山大学应邀组队前往，负责屯门、荃湾两区的考古调查，11月底我们赴港租住在屯门市广场 ...

　　8月29日晚入睡前，突然得知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吴伟鸿先生数分钟前仙逝的噩耗，惊愕、悲痛、压抑之情同时涌现，以致久久不能入睡，与吴先生二十多年交往的情景若隐若现的浮现在眼前。

　　1.香港初识。

　　1990年代中期，香港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筹划了全港考古调查，中山大学应邀组队前往，负责屯门、荃湾两区的考古调查，11月底我们赴港租住在屯门市广场一个住宅单位，早出晚归逐村调查。领队张镇洪先生返回住地后，就抱起电话座机给香港的朋友告知我们来港的消息，一时来访和请客的朋友不断，初来香港的我因此认识了不少香港朋友，同时也跟着大快朵颐了。12月的一个傍晚，吴伟鸿先生到访了。他本科是在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就读，1992-1996年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跟着商志教授攻读硕士，专业方向是港澳考古，写过不少香港考古的文章。来港的三位老师张镇洪教授、曾骐教授、韦贵耀教授都是他就读时的老师，我和新近到中山大学的金志伟老师就是此次才和他认识。吴先生毕业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做编辑。每天朝九晚六的在港岛和屯门之间穿行。吴先生和三位老师聊过一阵往事和近况就告辞回家了，我送他到楼下大堂，之后他也偶尔过来找老师们叙旧，多多少少也交流一些我们在屯门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的收获。我也就知道了香港有一位在两岸的台湾大学和中山大学都接受过人类学、考古学训练的年轻学者，对香港的考古也如数家珍。好在他之后跳出出版界，通过香港考古学会和商业机构环境评估平台，继续在田野考古里深度耕耘。

　　之后我和吴先生都加入了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中心在内地和澳门召开年会时，我们就此经常见面进行交流。另外在香港西贡深涌黄地峒遗址、澳门路环岛及路环村遗址、西贡东龙岛南堂遗址等有过数次深度合作，对吴先生的为人处世、治学精神我是十分钦佩的，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朋友合作密无间。

　　2.深涌探幽。

　　香港回归后的最初五年，是内地考古学家和香港政府和大学深度合作的时期，应邀来港从事考古发掘和调查的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河南、湖南、广西、广东诸省、自治区的考古研究所和广东本地广州、深圳、珠海的考古研究所和博物馆，还有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两所高等学府。2002年香港考古界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内地与香港政府之间的考古合作研究戛然而止，香港从此进入到建筑公司发标、考古公司和环境评估机构竞标的商业考古时期。吴先生之前已获得申领香港考古牌照资质，此时到了香港一家从事环境评估的公司从事商业考古，同时在受香港政府资助的香港考古学会内十分活跃，并担任副主席一职，在香港的考古工作十分频繁。

　　在香港西贡北部的榕树澳村附近，有沿海岸一条供人步行或骑行单车的路径，2003年春，在位于小地名叫深涌附近的潮间带，吴伟鸿先生的师兄黄虎先生发现一些打制石器，然后交给了吴先生，吴先生多次实地考察后，便带着采集的石器标本来广州求教从事旧石器考古多年的张镇洪教授。2004年底，由吴先生代表香港考古学会申领考古调查牌照，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参与，组队到了实地调查和试掘。此时吴先生通过走访获取小地名，已将此遗址更名为黄地峒遗址。遗址周围的区域调查、勘探及表面采集暂且不表，主要工作是编号T3和T4的小型探方发掘，我根据土质土色划分了探方的地层。各个地层都属于坡状堆积，表土层以下无任何有机包含物，我们请广州地理研究所的谭惠忠高级工程师采集了光释光土样，送到中山大学物理系核辐射实验室做了年代测定。探方发掘以及表采都获得了大量的各类石制品，我们判断此处是一处采石场和石器制造场遗址。根据光释光年代测定以及对石器制作有长条形石叶技术的分析，张镇洪、吴伟鸿先生认为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2005年底，吴伟鸿先生再次组队对黄地峒遗址进行试掘，这次邀请了张森水先生做顾问，我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在半山腰小平台上的小探方发掘采用了自然分层加上人工分层的方法。可惜因石制品太多，受时间和经费局限，新开的小探方暂时没有发掘到底。

2005年12月香港西贡黄地峒遗址发掘区地貌

2004年12月张镇洪教授在香港黄地峒遗址潮间带大石砧前给香港考古学会会员作讲解

2019年11月21日吴伟鸿先生在西贡黄地峒遗址潮间带复查遗址

黄地峒遗址T3-T4探方北壁地层剖面图（引自吴伟鸿、王宏等《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人类学学报》第25卷第1期，2006年2月）

　　张森水、张镇洪、吴伟鸿诸位先生对黄地峒遗址年代的判断，在香港学术圈立即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是对中山大学光释光年代测定的质疑；二是遗址出土的一种长方形的石坯是斧锛类磨制石器的毛坯，而且附近数百米远采集到磨制石器。第三是珠江三角洲属于全新世的冲积平原，距今7000年前是汪洋一片，此地不可能有人类活动。

2005年12月，谭惠忠高级工程师（左）、张森水研究员（中）与笔者在研究黄地峒遗址出土石器

　　关于第一个质疑，有学者在T4探方重新采样，分别送到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和牛津大学测定，三者的测试结果还真有不少差异，同一实验室的年代甚至有倒装和偏差，比如中山大学送检的L4就早于L5，牛津大学L5的年代有两个数据，分别是7730和21000年。除了希望学者对光释光测年这种差异解惑外，我要解释的一点是黄地峒T3T4所在地属于坡状堆积，都属次生堆积，这一点我们的黄地峒简报和香港大学地质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坡状堆积是高处的堆积不断坍塌和下滑，在山坡和山脚下再次或多次堆积，越往上的堆积，它们形成的年代就越晚，只有最底下的L5才最接近而不等同于石制品的年代。可以肯定的是，次生堆积的年代要晚于石制品的年代，如果以次生堆积形成的年代判断石制品制作的年代是值得质疑的。

引自Tracey L-D Lu：Report on the Date of the Wong Tei Tung Archaeological Assemblage（原文载香港特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网站）

　　第二是关于长方形石器毛坯的问题，这类毛坯确实形状规整，我在南海西樵山佛子庙遗址也采集到类似的毛坯，但在山西下川遗址旧石器晚期遗址也同样发现类似的毛坯，下川报告称为“锛状器”，可以确认这类石制品出现的年代可早到旧石器晚期，非仅只新石器时代才有。石叶技术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但在新石器时代仍然继续沿用，比如南海西樵山的细石器，吴伟鸿先生最近还专门撰文论述过。总之，“锛状器”和石叶技术的使用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对形成年代明确的堆积以及共生的遗物，附以技术可靠、成熟的测年技术应该更接近遗存的实际年代。至于附近另一条山溪附近采集到的磨制石器，与黄地峒不属于一个遗址，黄地峒石制品经地质学家切片镜下观察，属于硅质凝灰岩，附近采集到的磨制石器，除了要找到它们的原生堆积，石质也需要再观察分析，看是否和黄地峒的一致。

　　第三个质疑的依据应该是源于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平日先生的著作《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作者用详实的资料，说明了全新世以来珠江三角洲滨海线的变迁。我们也邀请到李平日先生来黄地峒考察，李平日先生说有些七千年前珠江三角洲是汪洋一片，不可能有人类活动的说法曲解了他的观点，珠江三角洲更新世的气候和环境他的著作并没有详细论及。全新世气候变暖之后，海平面上升，一些地势较低的陆地被海水淹没，但之前是陆地，就有可能有人类的活动。吴伟鸿先生找到一张“香港晚更新世河道图”，黄地峒遗址面对的内海，晚更新世是一条河流，河流两岸是非常适宜古人生产和生活的。黄地峒遗址的石器除了散布在山坡、潮间带，海平面以下也有较多分布，现在的海平面以下在更新世晚期就是陆地。

20000年前香港晚更新世河道复原图（引自Fyfe, J.A and others 2000 The Quaternary Geolog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ivil EngineeringDepartment）

　　学术质疑是很正常的现象，学术问题越辩越明。有趣的是香港一家机构“香港地方志中心”为了弄清香港人类活动的历史何时肇始，邀请了对黄地峒遗址年代有不同看法的学者一起在春节后面对面各抒己见，还分正方反方，很有点现场辩论的味道，只可惜因为疫情突发不得不临时取消了。如今因吴伟鸿先生的突然离去，这场现场辩论恐怕永远办不成了。

　　3.濠江发微。

　　香港与澳门分列珠江口的东西两侧，是进入珠江三角洲的门户。澳门过去由澳门半岛、氹仔、路环两个小岛组成，澳门回归后发展博彩娱乐业，填海已将氹仔、路环两岛连成一体了。澳门黑沙湾以海沙呈黑色而著称，1972年香港考古学会的先贤们在海湾后面的沙堤上发现了史前时期的遗址。199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在此做过小面积的试掘。2005年，当时任职于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两位年轻学者陈炳辉和赵月红，最初也是就读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后分别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山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和硕士学位。黑沙公园和澳门艺术博物馆均是澳门民政事务总署的下属单位，两位年轻学者策划了黑沙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计划是邀请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学者分片发掘，既有合作又有分工。后来原计划因故搁浅，我们所在的岭南考古研究中心改做路环岛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吴伟鸿先生所在的香港一家环境评估公司负责环境调查和研究，两家机构目标有所不同，但研究对象都是路环岛，所以我们基本是结伴同行了。

　　环岛调查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在黑沙公园边缘、威斯汀酒店附近的山坡上找到一处史前遗址，我和珠海博物馆的肖一亭研究员、陈炳辉博士等就在那开始试掘了，张镇洪教授和吴伟鸿先生凭借他们丰富的沙堤遗址调查经验，很快也在路环村新发现一处史前遗址，试掘后发现有两期堆积，中间还有自然堆积的间歇层。路环村旧时是一个小渔村，现时是澳门的旅游热点之一，市政建设、地产开发、旧房改建都对遗址有一定影响，加之澳门新颁布了文物保护法，抢救性发掘就经常得进行了。吴伟鸿先生所在的一家环境评估公司在澳门成立了分公司，时不时参与澳门政府的投标，我们所在的岭南考古研究中心也偶尔受邀过来协助工作，与吴伟鸿先生的交集就更多了。

　　因为是发现者，吴伟鸿先生对路环遗址的保护和抢救发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很多的精力。每次试掘，吴伟鸿先生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和准备，亲力亲为全过程参与调查、试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时而清理遗迹、时而登高摄影，时而接待媒体采访和公众参与，表现出极高的专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饭后我们常常结伴吹吹海风，或进入岛上的政府图书馆叹叹冷气和浏览粤港澳各地的报刊。吴伟鸿先生因此为澳门考古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两位年轻学者转职到澳门文化局，继续推进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晚的澳门考古，在本地学者以及香港、大陆学者的通力合作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12年吴伟鸿先生在澳门路环遗址拍摄

2014年吴伟鸿先生在澳门路环遗址绘制器物图

2014年吴伟鸿先生在澳门路环遗址向媒体介绍发掘收获

2015年6月6日多学科研究的学者在澳门路环村合影（左一、三为澳门文化局赵月红、陈炳辉，左二为作者本人，左四为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郑卓教授，左五为广州地理研究所谭惠忠高级工程师，左六为吴伟鸿先生）

　　4.南堂礼佛。

　　在九龙半岛与港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东侧，有一座小岛名曰东龙岛或东龙洲，古时被称为南佛堂或南堂岛。东龙岛南北两侧的海峡称为南堂门和佛堂门，是东侧进出维多利亚港的通道。东龙岛的西侧的东龙洲石刻和东北侧的东龙洲炮台是香港的两处法定古迹。1960年代，港岛一些居民租用东龙岛的政府官地养猪，至1970年代养猪业衰退，东龙岛已无常住居民。但近年东龙岛成为香港居民休闲和露营的好去处，公众假期有多班小轮从港岛西湾河和九龙鲤鱼门三家村码头往返东龙岛。

　　1955年，承修东龙岛海峡对开的清水湾北佛堂天后庙的工程师在庙后石崖发现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的盐官严益彰摩崖题记。南北佛堂修建和维修的史实因此浮出水面。

1955年香港西贡清水湾北佛堂天后庙后发现的摩崖石刻（图片引自香港特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网站）

　　2015年，吴伟鸿先生策划了对东龙岛南堂村的调查，以寻找南佛堂遗迹。调查在南堂村的断崖上发现了大量的砖瓦、陶瓷器等宋代遗物，并推断断崖之上的小平台是南佛堂所在地。吴伟鸿先生还派助手计巍巍博士购置了南堂村附近所有各个时期的航拍照片，他们经常拿着照片和地形图套图，以图找寻南堂庙宇建筑基址的位置。2016年开始，吴伟鸿先生委托我申领南堂遗址的考古发掘牌照，我们在此连续工作了四个年头，终于找到了宋元时期的南佛堂建筑基址、窖穴和堡坎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砖瓦、铜钱等文化遗物，甚至还找到了清代的天后庙基址。考古学会每年从政府获取的调查资助款是十分有限的，学会工作人员不获取任何报酬，之前的西贡黄地峒遗址也是如此，吴伟鸿先生完全是凭着对香港考古事业的热爱而推动此项工作。摩崖题记记载南堂有石塔，吴伟鸿先生则自告奋勇承担了研判搜寻石塔和考古钻探工作，虽说结果不理想，但工作是十分辛苦的。中午我们就在就餐的士多店或村民的遮阳棚下随意小憩。而2017年6月，吴伟鸿先生已经确诊为肺癌，但他从未言及此事。我虽说有所耳闻，但过于相信香港的医疗水平，并未对病中的吴伟鸿先生予以特别照顾。这两天为写这篇回忆，看到了吴伟鸿先生在村民遮阳棚休息的照片，真是一脸疲惫，让人唏嘘不已。

2019年11月，吴伟鸿先生南堂遗址午休

2019年11月17日吴伟鸿先生与笔者在南堂遗址发掘现场

2019年11月，吴伟鸿先生在南堂遗址现场拍摄出土的元代瓷器

　　5.挺身而出

　　从2013年的“占领中环”事件，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香港社会处于极度动荡的时期。极端势力内外勾结，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甚至声言“揽炒”，几乎使香港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极端势力一时甚嚣尘上，香港社会噤若寒蝉。逆流而上，吴伟鸿先生勇敢的站出来发声了。2016年10月28日，吴伟鸿先生在《星岛日报》发表“从考古看香港民族伪命题”，罗列香港地区大量的考古发现，驳斥了被取消资格的议员故意用政治实体概念来混淆视听的卑劣行径。在“反修例”运动中，特首林郑月娥女士首当其冲，受到极端势力的百般谩骂。吴伟鸿先生旗帜鲜明的支持特首执政。2019年7月10日。在南丫岛北段公共图书馆落成仪式上，吴伟鸿先生在新落成的图书馆文物室为特首讲解南丫岛考古历史。此前，香港通识教材一直被人们称为“黄衣毒药”。何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教导人们常识，方便人们更好地学习常识知识。可香港的通识教育教材却变了味道，更有人们将其称之为“反派的宣传页”。2020年，吴伟鸿先生发表文章《从考古学论香港历史教学内容》，提出用考古学材料补充香港历史教学方面的史料，并以科学的分析结论充实香港历史的史观部分，以客观材料的支援揭示古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反映社会关系。最近，吴伟鸿先生还接受大公报采访，以“香港不是荒岛 踢爆英国人百年谎言”为题，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结合，阐述了香港的发展历史。文章在2020年8月31日吴伟鸿先生过世两天后见报，几乎成为吴伟鸿先生爱国爱港的绝唱。

2019年7月10日，吴伟鸿先生在南丫岛北段公共图书馆落成仪式上为特首讲解南丫岛考古历史

2019年11月22日吴伟鸿先生与笔者在香港元朗进行考古调查

　　与吴伟鸿先生多年的交往，有学术探讨，有谈工作规划，谈各自的以往，谈香港的时局，不乏相互之间的嬉笑调侃戏谑，之前觉得很平常，你走了，回忆起这些，觉得时光不再，好珍贵。你有你的理想，好多计划还没完成，我要带领你我粤港两地的学生，尽力完成你未竟的工作，愿你在天堂安息，继续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