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因为湖南留守女孩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考古成为这个夏天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2500年的建城史，给古都南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有这样一批考古人，他们长期坚守在南京的考古现场，通过对地下文物的发掘、清理和研究，揭示着南京这座城市极富文学性与历史感的过去。　　南京地下文物埋藏丰富　　考古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上穷百万年人类之起源、下 ...

　　因为湖南留守女孩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考古成为这个夏天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2500年的建城史，给古都南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有这样一批考古人，他们长期坚守在南京的考古现场，通过对地下文物的发掘、清理和研究，揭示着南京这座城市极富文学性与历史感的过去。

　　南京地下文物埋藏丰富

　　考古是一门极富魅力的学科，上穷百万年人类之起源、下止十数年风俗之演变，既能观古人生活琐器之型式演化，又可见社会组织制度之架构更迭。正如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苏舒所说，其魅力在于永远都在探索未知旅途的路上，更新对历史的新认识。

　　南京地下文物埋藏丰富，是众多考古人梦寐以求的实践地和训练场。2014年7月，苏舒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那年她25岁，六年来一直参与一线田野考古发掘，雨花台区西天寺南宋墓、江宁区南京南站明代钦天监副贝琳家族墓、玄武区碑亭巷六朝建康城遗址等，都留下了她的足迹。苏舒告诉记者，她第一次参与南京的考古发掘项目是栖霞区一处六朝墓葬。由于以前都是从课本上了解到南京六朝墓葬的面貌，印象仅停留于大型家族墓的墓葬形制，以及丰富的出土遗物，“通过亲历发掘，对六朝墓葬，尤其是六朝平民墓葬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2019年，苏舒参与的玄武区碑亭巷六朝建康城遗址考古项目，被评为江苏考古2019年度“考古与遗产保护奖”，“历经了先后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孙吴砖砌水渠、东晋‘建元元年立’砖砌水井、南朝石构遗迹等多处重要建康宫城遗迹。”其中，孙吴砖砌水渠保存较好，规格高，属宫城范围内的重要建筑遗迹，让人马上就联想到文献中关于孙吴后主修建昭明宫的记载，开城北渠，把后湖水引入宫内；石构遗址规模大、等级高，是同类遗存的首次发现，对探讨六朝建康宫城区域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在砖井井壁上发现的东晋“建元元年立”纪年砖，是南京地区六朝砖井中的首次发现。

　　基于南京历史文献较多，现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的王宏从西北来到南京。经过十多年的南京田野考古，随着对南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王宏将兴趣渐渐转向南京城市考古，试着对二十年来南京城市考古发现的遗迹进行重新梳理和认识。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员邵磊更是参与了众多项目，包括南京钟山六朝建筑遗址、六朝建康城、南朝齐梁皇室萧子恪墓、南京明代京城城垣遗址、明孝陵与明东陵建筑遗址、清代南京大行宫江宁织造遗址等考古发掘工作。

西天寺宋墓墓室

萧子恪墓壁直棂假窗上的“凸”字形灯龛

贝琳家族墓俯瞰图

碑亭巷孙吴砖砌水渠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勘探。南报融媒体记者 段仁虎摄

　　发掘现场与文献相互佐证

　　2015年，西天寺墓园发现了一座南宋墓葬，当时王宏担任考古领队。现场是一座仿木结构的砖雕壁画墓，坐西面东，平面略呈“凸”字形，墓的前壁为仿木建筑结构，开拱券门……这是北方才有的一种墓葬形式，为什么会在南京出现？

　　通过墓志及出土的一件直径达47厘米巨大铜镜的铭文，可以判断墓主是南宋绍兴年间御前中军统制高姓武官，是从北方来的，其所处时代基本与秦桧同时，但从墓葬形制上看，它又迥异于南京此前发掘的秦桧家族墓葬。王宏他们通过查阅文献，发现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南北的差别，更是文武之别。这种砖雕壁画墓，成为跟随赵构南渡的北方武将最后归宿，他们死后虽然葬在南方，但其墓葬形制却还是按照北方的规矩，采用北方的葬俗。此外，大宋王朝重文轻武，文人与武将之间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差异在死后依然明显。这座宋墓的发掘“对研究两宋之际的南京居民构成、南北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发掘现场与历史文献相互佐证。2015年4月，王宏和苏舒共同参与了江宁区南京南站南侧、宏运大道北侧一处明代竖穴土坑墓的发掘，王宏担任领队。整个墓地共14座，分四排七组，呈“品”字形有序排列，一看就是一片家族墓地，其中两座主墓形状却比较特别，分别呈半圆形、圆形，“有点天圆地方的那种感觉。”出土墓志显示，墓主贝琳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天文学家，曾任南京钦天监副。相比之下，其余12座墓葬形制简单，出土遗物较少；紧挨着主墓的一排墓中出土有几枚“万历通宝”铜钱，与主墓下葬时间差了大几十年。这是怎么回事？它们和两座主墓之间有何联系？他们从保留在南京乡土文献中的贝氏家谱中获知，明代万历年间，贝氏子孙第二次修家谱，请名人为其三代先人立传，这让他们找到了考古现场和文献资料的契合点。“修家谱、为先人立传、修家族墓地应该都是为了凝宗聚族，如此一来，考古现场的一些遗迹，就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王宏说，旁边12座墓并不是贝琳儿子、孙子辈的墓葬，而是近百年后陆续埋在了贝琳墓周围。“中西文化交流及科技史中不乏对贝琳著作的记载，但鲜有对贝琳其人及家族的研究。”苏舒表示，本次发掘对于研究贝琳及其家族史意义重大。

　　见证“永明体”诗歌   与“文学之都”的渊源

　　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在千百年来不断传承创新中，南朝齐“永明体”诗歌对中国文学的传承和走向产生过重大影响。“永明体”强调声律，以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著称，谢朓、沈约即为“永明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它的出现及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唐以后的近体诗。南京仙林灵山梁代萧子恪墓的考古发掘，则再次见证了南朝齐“永明体”在南京的流变。邵磊正是萧子恪墓的发掘成员之一。

　　萧子恪墓建于灵山西北麓中段，出土于萧子恪墓棺床前部偏左侧的墓志，对解秘墓主身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经由时间的侵蚀，志文已漫漶不清，但据墓志正文首行起始所述“君讳子恪，字景冲”，邵磊判断墓主当为齐高帝萧道成孙、豫章文献王萧嶷次子萧子恪，“至于残存志文所透露出来的其他关于墓主籍贯、历官等方面的信息，也无不与《梁书》《南史》中的萧子恪本传相合。”

　　邵磊告诉记者，萧子恪的弟弟大多才学出众，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等更是成就斐然。其中，萧子显擅长经史之学，其著作《鸿序赋》连沈约都为之倾倒，二十四史中的 《南齐书》则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传世史学文献的经典。与他们相比，萧子恪是“少亦涉学，颇属文”，年仅十二岁即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并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和才情。由于“永明体”的发生与萧子良有直接关系，墓志着意刻画萧子恪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这一文坛佳话，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蕴。在邵磊看来，萧子良《高松赋》撰成后，有很多唱和者，萧子恪能从中脱颖而出，说明萧子恪的唱和之作可归于“永明体”范畴下，代表了当时一定的审美趣味，而萧子恪其时还很年幼，正好可以证明“永明体”深入人心。不但如此，萧子恪还和沈约、谢朓、王融、萧衍等“竟陵八友”一样从容出入萧子良的官舍西邸，成为其中参与酬答唱和的常客，由此可见他对“永明体”这一新兴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将考古成果惠及于民

　　发掘只是考古众多流程中的基本环节，及时保护、合理利用和科学研究才构成考古工作的全部。苏舒表示，只有及时将出土遗物进行整理，并公布于众，才能真正做到考古成果惠及于民。

　　南京属于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一方面，古代城市位于今天城区之下，一些遗迹保存状况不甚理想；另一方面，遗迹的叠压也正是城市沿革最宝贵的材料，考古工作只能见缝插针地展开，进行拼图式复原研究。南京城市考古工作正是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在这背后，是无数考古人不懈的努力与研究。

　　2017年，在对毗卢寺西侧工地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段古代的河道。基于前人对青溪河道的走向一直有不同的认知，王宏在已有的六朝建康城相关研究基础上，划出了六朝青溪流经的区域，并把目光投向这一区域内的考古发现，其中逸仙桥小学异地复建工程、毗卢寺西侧项目、钟岚里、李公祠、城佐营、国税局等工地均发现河道遗迹。王宏认为，将几个考古发掘点连接起来所形成的一条线，很有可能就是六朝建康城东部界限——青溪。

　　河道可以改变走向，但不会消失，因此古代河道是古代城市复原研究的重要参照。所以，考古发掘出的河道遗迹与历史文献中对河流的记载，是考古人了解古代城市的一把钥匙，每一个考古发掘点都成为他们为贯通古今所做的注脚。王宏表示：“考古中明确的空间位置，是历史学不能比拟的。考古能让历史文献不再只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生动地融入现代城市的生活空间中来。”

　　对邵磊而言，他近年专注于六朝时期的钱币铸造，以及金银器的研究与普及。比如，近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地区发掘了宋明两朝众多名门贵胄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金银玉器。南京作为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经济重镇，尤其是南宋初作为行都的十年，与明初作为京师的五十多年，当之无愧为宋明两朝金银玉器生产的重要基地和消费中心。这些造型精美的金银玉器，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不久前，南京博物总馆举办“金辉玉蕴——南京出土宋明金银玉器展”，邵磊则在多地担任主讲嘉宾，为青少年进行导赏。

　　过一种考古式的生活

　　上穷碧落下黄泉，用得到史地政、关系到数理化，左手拿把小刷子，右手握把小铲子……这是很多人印象中考古人的形象。真实的考古会是什么样子？

　　王宏真正的田野考古是从南京开始的，2002年，高淳修一条高速公路时发现了一处窑址，刚到南京的他即被派去清理，外面正是三十七八摄氏度的高温，“整个过程就像水淋过一样，一直在出汗。”只要天气晴好，苏舒便一直是在发掘现场工作，本科实习时，在甘肃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她和十几个女生住在一个屋子，用水极度紧张，“一个月进县城洗一次澡，女生每周可洗一次头发，相比之下，男生就没有这样的‘优待’了。”

　　邵磊至今都记得，他到南京铁心桥、水关桥、五塘村一带去考古发掘，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去，如果是去更远的江宁、溧水、江浦一带，大半天的时间都会耗费在郊区班车上；农村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想要整理一些资料、写点文章，都很不便利；有时候住在乡镇小旅馆里，适逢民间赶集，床上睡人，床下都是同屋住的农民牵来赶集的猪。至于工作中的危险，那也是家常便饭，一次发掘的六朝古墓在一个无比巨大深不见底的废矿坑旁边，矿坑底部是泛着绿色的水，据说里面含放射性有害物质；有次在山上考古，中午下山吃过午饭后，邵磊独自上山去发掘现场，走到半山，忽然看见远方的草成片成片地倒下来，正在惊愕之际，竟有一条无比巨大的蛇从他脚边迅速游过……

　　“我们院，年龄最大的田野考古人在五十出头。在田野一线的女生目前有5位，约占全部田野考古人的1/4。”苏舒告诉记者，从她参加工作之后，由于在南京的发掘工地基本都在市区或近郊，没有特殊情况，基本都是在家里住，工地的衣食住行条件比过去好不少。

　　不但如此，考古也已进入了高精尖的阶段，高精密度的测量仪器、无人机，以及可以及时处理海量数据的考古工作平台、不断更新换代的计算机和工作站等，在考古工作中早已普遍应用。“考古要求从事者对历史、地理、艺术、人类学、科技史等各方面均有所涉猎。”苏舒表示，希望能在其他领域加强学习，尽快将已发掘成果整理刊布出来，推动学术成果的共享和研究。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文转自《南京日报》2020年8月28日第B02版）